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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台前的金主们:美国大选迫近,超级富豪如何“下注押宝”?

张傲、靳钰垲 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2024-11-13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引言

2024美国大选的开票日迫近,随着两党候选人为选战竭尽全力、预备最后冲刺,作为背后“金主”的美国的超级富豪们,也携海量资金和自身影响力亲自下场拉票,增加“下注”为所支持的候选人赋能造势。超级富豪们“走出幕后、站至台前”参与选举,在往届选举中并不常见,从比尔·盖茨(Bill Gates)到马斯克(Elon Musk),一场“金钱暗战”正将大选引入美国社会更深层的结构中,也揭示着选战结果意味着对美国资本权力格局的重塑。扑朔迷离的2024大选终将尘埃落定,而支撑选战的民意分裂和为选战赋能的资本竞逐,将在白宫新主人的任期内渐次展开。关于美国选举特有的“金元政治”,其内在的张力与外在的限度应如何把握与调试,仍将作为重要议题不断得到学界的长足讨论,和政界的有意发酵,历久弥新。

比尔·盖茨出席《纽约时报》社2023年举办的活动
图源:纽约时报


01

支持特朗普与哈里斯的“金主”们是谁?


随着开票日逐渐接近,超级富豪们砸钱力度也逐渐增大。当前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所受捐款数额已十分庞大,但由于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直接筹款方面与哈里斯相比存在赤字,由亿万富翁资助的Super PACs正在通过资助支持特朗普和攻击哈里斯的广告,以及承担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拉票费用等方式拼命弥补这一缺口。除开旗舰组织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c.(简称 MAGA Inc.)、Preserve America、America PAC、Right for America、Turnout for America、以及 Duty to America外,来自银行业、博彩业、科技领域的巨头成为了向亲特朗普的外部支出团体捐赠款项的头部人群。上述人群向特朗普豪掷千金的重要原因自然源于特朗普过往提出的修改税收政策的计划。若特朗普成功当选并履行承诺,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将平均减税36,300美元,而95%的美国人应缴税款将增加。如此利好自然使得富豪们心甘情愿奉上献金。这些富豪主要是:
蒂莫西·梅隆(Timothy Mellon)。他是亿万富翁银行家族的82岁隐居继承人,已经向MAGA Inc.捐赠了1.5亿美元。
埃隆·马斯克。马斯克已经向他组建的Super PAC——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捐赠了1.186亿美元。在上周,特朗普竞选团队向支持者发短信称,马斯克还将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赠最高近92.5万美元。
米里亚姆·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她是《以色列今日报》(Israel Hayom)的出版商和赌场公司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的老板,目前已向特朗普的Super PAC和筹款委员会捐赠了至少1.058亿美元。
特朗普近日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开展集会图源:纽约时报
而哈里斯一方,正带着更多的资金和经过验证的筹款进入总统竞选的最后冲刺阶段。除开FUTURE FORWARD USA ACTION、American Bridge 21st Century、Bloomberg LP、Democracy PAC等亲哈里斯的Super PACs在提供密切支持外,科技领域和金融业大佬,以及相关进步政策倡导者也并不吝啬对哈里斯的金钱支持。他们渴望透过自身支持让哈里斯赢得大选后,美国能够实行更严格的金融监管、财富再分配政策和环境保护措施。这些富豪主要是:
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他是领英(Linkedln)的联合创始人与知名风险投资家。自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已成为最直言不讳的民主党捐赠者之一。他已花费至少1160万美元,试图让哈里斯在2024年当选。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他是前纽约市市长以及美国国防部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联邦记录显示,5月份,布隆伯格向 Future Forward、哈里斯胜利基金和哈里斯总统竞选基金捐赠了超过1900万美元。还向环境保护选民联盟胜利基金和其他支持哈里斯的PAC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亚历克斯·索罗斯(Alex Soros)乔治·索罗斯是美国著名金融家与进步主义社会运动家,其子亚历克斯·索罗斯于去年接手了他父亲的金融帝国,成为新一代掌门人。父子俩都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其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政策改革基金会已经向亲哈里斯的一个Super Pac提供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捐款。
哈里斯与其支持者迈克尔·布隆伯格图源:纽约时报

与以上这些人士积极站队两党候选人不同的是,《华盛顿邮报》(简称《邮报》)大股东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日前宣布《邮报》不会为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背书,也不再为未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背书。这打破了《邮报》自1976年以来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甚至被称为“民主党喉舌”的传统,引发了各界争议。其中《邮报》编辑兼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更是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抗议。对此平台将另有文章论及,在此不多作赘述。

从当前吸纳资金规模来看,截至今年9月30日,哈里斯团队累计筹集了9亿美元的资金,而特朗普团队仅筹集了3.76亿美元。在竞选支出上,哈里斯团队更是远胜特朗普,哈里斯团队投入.7亿美元用于投放竞选广告,是特朗普团队在该项支出上的3倍。然而,钱多未必赢,事实上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吸金能力和竞选支出亦不敌希拉里·克林顿,但不妨碍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此外,根据近期民调,特朗普涨势明显,大有逆势赶超之势。当前,根据盖洛普、路透社等机构的民调,哈里斯的领先优势日益微弱;而《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所公布的数据表明,特朗普的支持率甚至已然超出哈里斯。在关键的7个摇摆州和选举人团的数据上,《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模型数据表明,特朗普获胜的概率达到了47%,并极有可能赢得关键的选举人票;而民调网站538的预测显示,哈里斯的民调结果在有最多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落后于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也仅仅超过特朗普不到0.5个百分点。美国的选举局势业已趋于明朗,哈里斯领先优势的边际增长不再,而特朗普的赶超形势愈发被看涨。


纽约时报于10月27日更新的民调显示,哈里斯仅领先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图源:纽约时报


另外根据RealClearPolitics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30日,10月11至10月29日期间,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48.4%高于哈里斯的48.0%。历史数据比较来看,2020年10月30日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比特朗普高7.9%、2016年当天希拉里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4.3%。

RealClearPolitics于10月30日更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领衔哈里斯0.4个百分点。
图源:RealClearPolitics


最近30天内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变化图。
图源:RealClearPolitics


02

当大选遇上金钱:

候选人的巨额支持资金由何而来?


美国前参议员马克·汉纳(Mark Hanna )曾言:“有两样东西对政治至关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还是金钱。”长久以来,资金支持力度大小是影响美国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美国大选的资金花费力度愈来愈大。根据美国著名选举调查网站“Open Secrets”显示,进入新千年后,美国大选开销逐年上升,其开销数额自2012年大选起大幅增加,至本年度(2024)大选达到最高峰。在2020年大选时,彼时就有各类媒体称呼其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但如果将其和2024年大选的支出费用进行比较的话,恐怕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因此,在具体分析美国富豪的巨额政治献金对大选结果有何影响之前,了解候选人支持资金的筹集渠道和相关制度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美国选举周期外部支出费用逐年上升
图源:Open Secrets

一般而言,美国大选资金筹集共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政党。政党是为候选人提供资金、资助其在媒体上展示广告并帮助其动员选民的主要群体。第二个来源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以下简称:PAC)。这是一个集资支持或反对特定党派或候选人的团体,主要由公司、工会或各类活动团体组成。它们将会筹集资金并将其提供给候选人以支持其竞选活动。当一个组织收到或支出超过1000美元来影响选举时,该组织就会成为PAC,而根据不同组成和类型的PAC,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ttee,以下简称:FEC)有规定不同的资助上限与揭露义务。第三个来源是个人捐助者。他们可以向任意数量的候选人和政党提供无限的金额。

此外,还有名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以下简称:Super PAC)的独立团体。Super PACs为PACs的一种,同样是以募集资金的方式来影响选举,但Super PACs的募款或政治献金既不能捐款给政党或候选人,也不能用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只能将资金用在资助“表达意见”的政治活动。同时,Super PACs也不可与候选人进行交谈,否则就将被视为捐助,而捐助是存在法律限制的。但Super PACs拥有其他筹款渠道所不具备的特点,即收受捐款金额无上限,故其也因此成为众多美国富豪砸钱支持心仪候选人的主要渠道。诸如马斯克和比尔·盖茨,均是将巨款分别投给了支持特朗普和哈里斯的Super PACs。

支持/反对两党的Super PACs所募集资金数额与占比
图源:Open Secrets

然而无上限的政治献金也成为Super PACs最为争议之处,不少相关人士担心这会导致大量金钱介入竞选活动。实际上,美国法律对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资金数额和筹集方式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但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专员会案”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商业机构资助联邦举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的条款违宪”,实际上肯定了只要不向候选人和其所属政党直接捐钱,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享有透过Super PACs,来向特定候选人捐献资金以表达支持的权利,这为Super PACs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为政治募捐管理规定松绑,最终取消美国政治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Super PACs的影响更加举足轻重,其数量从2010年的83个,激增至2024年的2455个。这不仅为如今大选中富豪疯狂砸钱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行为埋下了伏笔,数额不断上涨的政治献金也进一步为大选结果增添了众多变数。


03

开盘之前:

“金钱开道”的选战

能走多远、应走多远?


在不乏“十月惊奇”等潜在发酵因素的大选冲刺阶段,超级富豪的下场捐款拉票无疑添了“一把火”,将选举推入到一个新阶段。在往届的大选中,超级富豪们或惮于不必要的政治风险,选前不会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在本届选举中,越来越多的美国超级富豪选边站队、金钱开道,公开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据《福布斯》统计,截至目前,有51名亿万富豪公开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其中的26位向特朗普捐款超过100万美元,最大的一笔来自全球首富马斯克的7400万美元(约合5.26亿元人民币)。

除了直接的政治献金,马斯克近日更是不惜“以钱换票”。据《卫报》消息,马斯克承诺由他创建的America PAC,每天会随机给签署由他发起的请愿书的注册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强化了对2024大选的干预。尽管马斯克声明该请愿书不与共和党选票挂钩,内容仅是支持美国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但其立场倾向仍然显而易见——第一、第二修正案着重保障的个人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特别是对持枪权的拥护,恰恰暗合共和党的主张。这一行为显然是在“贿选”的法律边缘游走,CNN称,马斯克这个举动可能违反了美国联邦选举法,因为该法律禁止通过给予财物的方式让他人注册成为选民去投票,而马斯克的这个花钱奖励人们参与他请愿书联署的活动,因为只面向注册选民,所以就存在了违法的嫌疑。

另据《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司法部负责调查违反选举法律问题的公共诚信小组,已经给马斯克的Super PAC发去了信件,警告其行为涉嫌违法,同时也向存在类似问题的其他商业机构和组织发去了这样的警告信。对此,马斯克辩称想要获得100万美元奖金的民众不需要注册为共和党人,也不需要在11月5日的选举中投票,故司法部的警告或有失偏颇。据《纽约时报》介绍,这种警告信通常不会明确说明司法部下一步将采取何种行动,而是通过警告迫使收信人进行整改,以符合法律要求,目前,美国司法部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马斯克出席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
图源:纽约时报

民主党方面,至少有81位亿万富豪公开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其中的28位向哈里斯捐赠超过100万美元。最新入局的前全球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枝独秀”,以5000万美元(约合3.56亿元人民币)位居献金榜首。

盖茨和马斯克的献金暗战,营造了“老钱”pk“新贵”的戏剧性,亦被外界称为“新旧世界首富大战”。马斯克同盖茨结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二人的基本政见相左,盖茨支持环保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此前盖茨在回应《纽约时报》关于选举倾向时表示,“支持明确承诺将在美国及全球改善医疗健康、减少贫困和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候选人”。而马斯克近年来因商业版图扩张,与美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时有摩擦,在环保政策主张上与共和党政纲渐为合辙。此外,“萝莉岛”事件爆出后,马斯克还曾暗指盖茨亦牵涉其中。后续二人的“金钱暗战”是否还会加码,日益增加了本次大选的话题度。海量竞选经费的新增投入,以及二人自身所具有的名人效应,无疑将对选民的选举决策和最终选举结果产生持续影响。

美国司法部警告马斯克向摇摆州登记选民提供100万美元抽奖的行为,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图源:华尔街日报

面对“泼天富贵”迭出的美国大选,不禁使人发问:“金钱开道”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政治献金并不违法,公民和组织有权通过献金的方式表达对某个候选人的支持或反对,被视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早期美国近代,金元政治极为普遍,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都被指曾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由于政治献金体系饱受诟病,1907年,美国国会通过《蒂尔曼法案》(Tillman Act),规定禁止公司直接向联邦候选人捐款,迈出了政治献金系统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第一步。1971年,《联邦选举竞选法》的出台奠定了美国政治献金制度的基础。法案规定了向候选人直接捐款的限额,并对候选人助力选举的PAC进行了规范,随着法案的不断修订和相关判例的涌现,共同推动美国政治献金制度体系和监管体系走向复杂。

随着时间推移和相关法制建制的推进,尤其是美国选举的发展演进,美国社会层面对于政治献金的态度也在发声变化,美国民众和学界对于选举透明度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政治学者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提出了“腐败经济学”理论,莱辛认为美国政治正因献金的存在而走向系统性腐败,面对裹挟巨量竞选资源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普通民众的声音越发得不到代表。如对马斯克本轮“发钱行动”,美国竞选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阿达夫·诺蒂(Adav Noti)明确批评马斯克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联邦法律”,尤其是当奖金与选民登记挂钩时,这就是属于变相收买选票的行为。

在“金元政治”之外,随着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面向竞选的全面铺开,科技巨头对大选的“操控”愈为显形。资本叠加技术确实加持了竞选效率,但其对美国选举的和美国政治过程完整性亦产生结构性挑战。从马斯克和盖茨说开去,AI与社交媒体时代的“金元政治”对选举的利弊难说分明,但本次美国大选中出现的资本竞逐态势和选举结果绑定的趋势,或将重塑2024之后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逻辑,不仅考验美国政治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也考验着国际社会的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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