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转化“后进生”的致胜绝招不是“体罚”，而是大爱与大智慧

（一群顽童把我压在最下面）

每次我贴出反对“体罚”的文章，网上总有人（而且不少是老师）和我“商榷”，说“不敢苟同”。他们大谈“体罚”的“必要性”，而且“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欠揍”……钱文忠教授那篇思路混乱、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文章——《教育，请不要以“爱”的名义对孩子们让步》（请点击参见我的批驳文章《教育，请不要以“严”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喝彩，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无奈的老师存在——他们的确是“无奈”，我不认为主张“体罚学生”的老师都是坏老师，他们的确也是好心，但确实有很多无奈。还有人说：“您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到我班来试试！”

这几天我推出的我转化邹冰和安超的故事（还没看的朋友可点击阅读《邹邹冰的故事（上）》和《邹冰的故事（下）》，还有《安超的故事》），只是我从教36年中和顽童打交道经历的“冰山之一角”。我当校长之后，也没“站着说话”，还曾做班主任，因为我校地处城郊，是涉农学校，生源大多是当地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所以我校的“后进生”不少，我的班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所有和“后进生”打交道的老师所遇到过的难题，我同样遇到过并同样感到过棘手。我接触的“后进生”，许多与工读学校的学生没两样，有的本来就应该上工读学校但家长不愿送去。曾有一位在其他学校被开除的高一学生被其母亲送到我班上来，第一次见面时他桀骜不驯，公然对我说：“你要转化我？别做梦了！告诉你，我除了不吸毒，什么坏事都干过！”她妈妈流着泪对我说：“李老师，我儿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是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事迹，说您是专家，是好老师，才慕名把他送到您班上来的，我不指望他三年后考上大学，只要他在您班上不再被学校开出，就是您教育的成功！”但后来，这个孩子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现在很有出息。

所以，我有资格也有理由说，我从来就没有“站着说话”，而是“混迹”于一批又一批（而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后进生”中，在摸爬滚打中和他们斗智斗勇又相亲相爱。当然不是所有“后进生”都被我转化了——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把所有“后进生”全部成功转化的“教育万能”的老师，还没有在这个地球上诞生；但相当一部分孩子在我的引导下（当然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得以健康成长，长大后都找了自己的人生位置。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有资格也有底气说，靠“体罚”来征服“后进生”的老师，不但无奈，而且无能。我知道这话又“得罪一大片”了，但我只能实话实说。当然，我更想对这些亲爱的同行说的是，转化“后进生”需要的是大爱和大智慧。

所谓“大爱”，就是对“后进生”的爱，是超越任何“应试教育”功利的无私情感，是出于我们善良本性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对人性的尊重，是我们的教育良知。如果是因为这“后进生”有“学习潜力”，如果是因为把他“转化”过来了能够为升学率增加百分点，或至少“不拖全班的后腿”，才对他“好一些”才关爱他，那这只是小爱。而明知他考不上重点高中或大学——就算表现好了也考不上，可依然爱他，这才是“大爱”。比如安超转走了又要求转回来，我不但同意，而且还给他组织全班的欢迎会，这就是“大爱”——不好意思，这里我自己表扬自己了，但这个自我表扬，我问心无愧。

所谓“大智慧”，就是转化“后进生”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当然“包括”，但“不只是”）“对付”他、“收拾”他、“搞定”他、“摆平”他、“制服”他、“打掉”他“嚣张气焰”的种种技巧、招数、妙计、绝活儿以及某些“立竿见影”同时也是“急功近利”的“兵法”，而是包含着情感、期待、信任、机智、鼓励、惩罚……诸多因素在内的策略；这些策略的运用，不只是教师的孤军奋战（所以我从来不认为邹冰、安超等“后进生”的转化是我一个的“教育成功”），而是伴随着良好班集体的建设、其他同学具体的温暖帮助、孩子家庭教育的改进与家长的积极参与——注意，不仅仅是“和老师配合”（所以我对邹冰和安超的家长一直充满敬意），以及孩子本人内心深处“想做一个好人”欲望的唤醒和“战胜自己”意志的练成……这就是我说的“大智慧”。

常常有老师感到委屈甚至愤愤不平：“不许老师打学生，这是道德绑架！社会把我们的手脚捆起来了，学生气焰嚣张，却要我们教育好他们，这可能吗？”是的，不能打学生，又要把他教好，这对只有小招数的老师来说，不可能；但对具有大智慧的老师来说，完全可能（注意，我说的是“可能”）。

我从来就不是“教育万能”的鼓吹者，相反我对片面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某些领导和专家相当反感（点击参见我写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早就认为并公开提出，有效的教育必然也必须包括科学合理的惩罚！因为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惩罚不是体罚（点击参见我2002年写的《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究竟什么是“惩罚”（现在有人因为讳言“惩罚”便换个说法叫“惩戒”，可我认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倡“教育惩罚”）？什么时候用“惩罚”？如何避免滥用“惩罚”？如何具体实施没有“体罚”的“惩罚”？……这些恰恰都检验着也考验着教育者的大智慧。

教育的“大智慧”还体现在在特定情景中、针对特定孩子、处理特定事件的随机应变、灵活处理。教育需要正确的理论，但有效的教育从来不是教条式地“运用理论”。比如在邹冰的故事中，我让全班投票决定是否给他惩罚。有老师就说这违背了教育这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不民主的，云云。其实，抽象地看，让全体学生投票决定对一个孩子的处理，肯定是荒唐的。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但在“那一时刻”“那个情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班这个“特定的集体氛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没有什么不可以。相当于我们从理论上说，教师不应该骂学生打学生，但在特定关系中，在特定情境中，一个老师于冲动中就脱口而出骂人了，就忍不住动手了，但效果却很好，既没有教育理论上说“伤害学生身心健康”之类，也没有给后来的师生关系留下隐患。所以我说过，只要师生之间有足够的情感与信任，嬉笑怒骂皆成教育！当然，这句话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我公然主张教师可以辱骂学生和体罚学生，也不能说我这个说法和我前面不主张“体罚”的观点自相矛盾。对教育分寸的拿捏，也是“大智慧”。

如何转化“后进生”，我20年前就已经在《爱心与教育》中通过万同的故事谈了我的具体做法——顺便说一下，万同是化名，他不愿意像后来的邹冰、安超一样公开自己的姓名，而且还有一些“后进生”和万同一样，虽然同意我写出他们的故事，却不愿意公开姓名，对此我绝对尊重。这两天，我又通过邹冰和安超的故事再此形象地表达了我转化“后进生”的情怀和策略。明天开始，我将我《给教师的36条建议》一书中关于转化“后进生”的部分，节选发表在“镇西茶馆”。这些建议，虽然有例子但总体上不是纯粹的故事，而是方法和策略的梳理总结。相信对老师们有参考价值。因为文章很长，我将分两次贴出，敬请关注。

2017年11月5日晚，于温州至成都的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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