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 Vol.8
贺延光，他的不少照片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标志性的影像记录”。他对中国社会现象认识的深度、独一无二的实践使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坚定的摄影者，贺延光永远会站在现场。今天，为大家奉上贺延光与陈小波之间的谈话。
▲ 1984年10月1日，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群众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突然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通过天安门广场。
▲ 1988年3月28日，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
▲ 1998年8月12日，一户农家在洪水中漂泊。日前，江西九江江心洲决堤，致使4万余人无家可归。自7月底开始，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
▲ 2006年6月29日，日本北海道，一位大巴司机在耐心等候一只小鹿横穿公路。知床半岛是日本惟一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这里严格禁止路人向野生动物投喂食物，以保护其野性并避免它们对人类的依赖。
革命者？你不是在骂我吧？
陈：很多人认为：贺延光首先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摄影家，你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摄影 界的“良知”。你甚至就是一个“正义”的代名词。
贺：革命者？你不是在骂我吧？至少，我现在不把“革命者”当作一个好的称呼来看。格瓦拉是这类人，输出革命，崇尚暴力。但现在那叫恐怖分子。我看现在有的年轻人穿着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莫名其妙，挺吓人的。
陈：这个评价不是空穴来风，是大家所看到的你平时表现出来强烈的责任感。胡武功就说：“我不如贺延光，他首先是一名革命者，一名勇士。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的政治激情和民主渴望以及对国家百姓的关怀对我都有撞击。”在你身上，找不到静观、冷漠、局外、粉饰这样的字眼……
贺：我是个新闻记者，是用照片说话的人，形式上异常温和，哪有这样的革命者！再所谓“正义”、“良知”，作为个人怎么能够承载这么重的东西呢？
做记者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大众读者，所以对新闻记者谈使命也好，谈责任也好，应该超越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标准。在我看来，是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陈：改革开放以来，你坚守记录精神，经历了中国许多的大事件。我们知道你一直是抓拍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可否在这里认真谈谈你的新闻摄影观？
贺：抓拍和摆拍，看起来是个拍摄方法问题，但实际上，它根本上反映了新闻摄影中两种根本不同的理念问题。
新闻是什么？它是新近发生的能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事实，它不是记者们设计或者生造出来的故事。而抓拍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将事实摆在首位。而摆拍，强调的却是作者的主观意念，是为达到人为的目的去按动快门的。
如果说，新闻摄影的摆布导演曾风靡一时，但那是那个时代的事。那是个什么时代？“政治挂帅”，“一切为政治服务”，整个社会形态都是虚假的，新闻摄影弄虚作假当然“理”在其中了。
我有生第一次见到的摄影记者就是如此。三十年前，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 领导说人民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我们几百人被安排挑着筐往庄稼地里送肥料。记者要求 我们排成一队，队形要走出“之”字型，他们站在一个高处拍照。据说，这样画面好看。 我们嘻嘻哈哈的，一遍一遍按要求走。后来，领导说，记者来电话了，说拍得不理想，过几天还要再来一遍。大冬天的，多冷啊，我们没有怨言，为配合宣传，一切都是应该的。 现在我们再翻看那个时期的摄影刊物，反映生活的作品“高、大、全”、“红、光、亮” 式的比比皆是，很多新闻照片都是设计出来的。
当改革的春风吹进摄影界时，我们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作品，开始看到了外国人拍摄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才会有全新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摄影界，尤其是新闻摄影领域，展开了抓拍与摆拍的大讨论。虽然观点各异，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俗话说，兼听则明，这对我受益匪浅。
我的运气不错，赶上了一个开放的时代。
陈：你拍照片真的从没摆布过？
贺：谁说的？我也走过弯路。刚当记者之初，我也受过去的影响，拍新闻也摆拍，甚至采访前在办公室里要先画个草图。我把那种采访方式总结了八个字：领会精神，组织画面。 你说荒唐不荒唐？！
陈：后来你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
贺：拍假照片就是用图像的方式讲假话嘛！假如你有个邻居经常在你面前说瞎话，你怎么看他？假如你拍的照片经常与读者的常理判断有出入，人们怎么看你？作为新闻记者，你的照片已经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了，你在某种程度甚至是在表达一家报社的立场和态度，稍有闪失，损害的是媒体的声誉。
王志平曾跟我说过一件事，那年他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看到一个影展，叫《虚假的历史》，其中展出了不少中国的照片，都是改头换面的，每张作品旁边还都有未经篡改的原作摆在旁边，多丢人啊！你怨谁？怨主办者？人家批评你也好，讽刺你也好，都有根据呀！这时，假照片损害的便是国家形象了。
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用你的新闻观影响你周围的人，而且立场坚定，不容质疑。
贺：我们国家的新闻摄影史上，采访的摆布导演和照片的弄虚作假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我对我们报社新来的摄影记者都要讲，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你不仅要了解那些好照片是怎样拍摄出来的，你还要知道那些假照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警示作用和示范作用同等重要。
作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我也常和新同事说，我允许你拍不到好照片，这是和你的采访经验与技术表现的积累有关；但绝不允许你拍那种虚假照片，因为那完全是人的道德问题。
▲ 1992年2月17日，陕西陇县山村里一位农民和他的三个子女，面对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计划生育国策受到严峻挑战。
▲ 2005年11月26日，北京，以《论50年相声之现状》抨击时弊而受到观众热捧的相声演员郭德纲。
▲ 2010年10月23日，武警在维持世博会沙特馆的排队秩序，现场观众说，他们已经等了7个小时。官方宣称，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数超过7000万，是历届世博会之最。
以前，我们可能影响过他们
但现在，是他们在影响我们
陈：20多年来，你一直使用的是传统的摄影风格----以尊重事物原貌为原则，纪实的、无技巧的。你一直坚持：在事实面前，记录比技巧重要，影像背后的问题比影像表面的情趣重要，新闻比自己的名字重要。
贺：是新闻摄影教训太多的原故吧。我们讲 “实事求是”这么多年了，但实际上在这个轨道上每前进一步都很难。我们从未听说有什么人对“真实性是新闻作品的灵魂”有异议，但做起来，仍是五花八门。旧的观念、错误的东西，惯性很大，它们在新观念新潮流面前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至今，每年我们都能发现有假照片粉墨登场，轻的“添枝加叶”、“张冠李戴”；重的“生编硬造”、“无中生有”。
这些年能聊以自慰的是，还没有读者置疑我的作品的真伪。我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在采访中第一提醒自己的就是，不干预被摄对象。抓拍——这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陈：也有一种议论，说你讲“抓拍”的时候，是不是太绝对啦？
贺：如有例外的话，只有两类题材不在绝对之列：一是合影，一是环境肖像。因为人们读这类照片，一般不会提出真或假的疑问的。
陈：为什么明明知道摆拍是恶劣的行为，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任意摆布被采访对象现在仍随处可见？
贺：简单、省时、省事。记者用这样的方法几分钟就能“完成”任务，根本用不着认真了解事情的背景啊，深入观察什么细节啊！再加上有权处理照片的编辑多也不是专业人士，习惯采用这种照片，记者就投之所好。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丰厚的弄虚作假的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全社会更多人的不懈努力，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还觉得，喜欢摆弄别人的人，是不适宜当摄影记者的，还不如去当个导演，去拍个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那才过瘾呢，一切以导演为中心。即便能如愿以偿的话，我还是要提醒他们，观众对于电视剧、电影，明明知道那是编剧编的、导演导的、演员演的， 但我们听到人们常常这样评价它的好与坏：不错，挺真实的；什么玩艺儿，假了巴叽的！
陈：新闻摄影的抓拍，难度到底在哪儿？
贺：难在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生动性的统一。不是不干预被摄对象就能确保影像的可靠 ，因为有的当事人已经发现有记者为他拍照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你，甚至会主动地为你做出某种姿态来。此时，常态已发生了变化，你虽没有干预，照片一样发“假” 。
准确性是指我们对新闻的认知程度。一位护士在“非典”期间的婚礼，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都是真实的，那我们究竟选择那个瞬间更能表现这个不同寻常婚礼呢？
生动性是指人物的表情、姿态与他人或环境的相互关联中对读者产生的吸引力。通常的情形是，画面的细节愈是与众不同，照片的感染力就愈大。
新闻摄影抓拍的难度无时不在考验着记者的职业良知、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影像表现技巧的水平。
陈： 80年代以来，你和王文澜被当做中国新闻摄影的旗帜性的人物。为让照片能在报纸上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你们一直努力。你如何评价你们的作用？
贺：旗帜性人物？这样的说法也忒早点了吧。我心里清楚，当着面所有恭维的话都是不算数的。况且，我们现在还在岗位上，路还在继续走着。这个过程中，成功、失败、坚定、犹豫相伴其间，循环往复。
如果做个自我评价，我们确实是一直努力着的。《中国日报》 、《中国青年报》的图片报道通过自己的风格，曾在业内和读者中产生过不错的影响，这都是事实。
但现在看，至少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图片报道已不处在领头羊位置上了。我如今更津津乐道《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一些市场化报纸的摄影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好的文化氛围，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和好的团队。最重要的是，他们更强调编辑记者的职业操守并把它制度化了。这些报纸的实践为读者所欢迎，并已经和正在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
以前，我们可能影响过他们，但现在，是他们在影响我们。
▲ 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4号闸和5号闸之间决堤30米
▲ 2002年8月29日，同心县南关村几位农民正在收获的西瓜将连夜运往西安，十年久旱的宁夏中部今年风调雨顺，该地农户仅种西瓜一项，每亩比往年就能增收一二百元。
▲ 2003年2月26日，琼库尔恰克乡的诺努尔萨古丽和自己的儿女，坐在房屋废墟前等待救援，24日，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266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这也是新疆近几十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 2005年5月19日，91岁的日本老兵多立太郎跪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上，他身旁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
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
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陈：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很多大事件发生时，你都留下了重要影像。你在选择和拍摄新闻照片时遵循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贺：我当摄影记者25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的确采访过一些重要事件，像《小平您好 》、《老山战事》、《民主进程》、《深圳又长高了》、《广西大排雷》、《九江决口》 、《巴楚地震》、《面对生命》等作品也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你不能说，很多中国大事件发生时，我都留下了重要影像。我只是记者队伍里的一员，目力所及，条件所限，也有不少大事件我都没有照片啊。
陈：什么决定你对新闻的选择和拍摄？
贺：一般讲，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到了新闻现场，我仍要不断地提示自己：这件事的背景我是否清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 环境的关系我是否明白？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才能保证影像的成功？因为凡事只有自己弄懂了，同时必须获取了生动的图像，才有可能向读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即便如此，仍不能确保每次自己的照片都是精品，那样新闻摄影就太容易啦！但是，对自 己照片的要求必须得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无论从焦点从影调以及从内容诸方面，要像一张照片，不能凑数。
一个记者面对新闻的判断自然会受到自己学识的制约，对照片的摄取还要受到现场人为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经验和教训总是没完没了，这就是新闻摄影的魅力所在吧。
陈：前年年末的一天，你当天的任务是去人民大会堂拍摄杨利伟做报告。可第二天你见报的照片却是路遇的农民工。对于这件事，我记得你说过：“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可是我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贺： 那天，我去人大会堂拍摄作飞天报告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可谓是件大事情。但在路上，巧遇一队民工扛着行李过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的照片说明是：“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头晚，北京突降大雪，数百万棵树木被风雪折断。（下图）”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命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不也刚发生过温家宝总理为基层群众讨工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上天的杨利伟和地下的农民工都是我们国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难分得清他们孰轻孰重。所以，何为大事小事？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 2008年5月15日，父亲程林祥背着儿子程磊的遗体回25公里之外的水磨镇，要让17岁的孩子与家人过最后一夜。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一的程磊，于“5.12”大地震中不幸遇难。
所谓摄影大家，
就是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陈：有些摄影者常感叹自己不够幸运，碰不到大事。但也会有人发问：即便有了这样的幸运，大多数记者能够用怎样的态度和技术来完成记录？
贺：不错，我们一提到国内国外著名摄影记者的作品几乎都是重要事件的精彩记录，致使我们也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上，但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我们端着照相机瞪着眼睛天天找突发事件都找不到，就是有了“大事”，往往还轮不到自己去，于是就埋怨自己没运气了。
所谓突发事件，都是不可预见的，机遇是第一性的，是个前提。再说 ，突发性事件大多都不是好事情，当记者的要是每时每刻都盼着天灾人祸，不是自己有病吗？如果因此而对我们身边发生的有记录价值的日常新闻和社会新闻麻木起来视而不见，我看就是掉进误区里了。
陈：你的照片一直有一种大部分读者认同的力量。这么多年来，你很少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很多记者蜂拥而上的大事件、灾难性报道上。你更关心的是老百姓的事，你的喜怒哀乐与老百姓同步。
贺：1988年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时，我们又一次观赏了戴维·伯内特的《柬埔寨难民》、弗兰克·富尼埃的《奥马伊拉的痛苦》、阿朗·赖宁格的《艾滋病在美国》这些获得“荷赛”大奖的作品，但我们还看到了他们更多的鲜为人知的作品，内容涉及日常生活、体育、人像等不同领域，精品之作一样令人目不暇接。
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摄影大家，就是什么题材都能驾驭！
试想，一个摄影者没有对人类常态生活的关注与研究， 没有娴熟的技术技巧训练，一旦碰到可遇不可求的大事件，怎能游刃有余？多少事实都告诉我们：在重要的事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拍到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秀作品的。所以从那时起，我便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而只要带着照相机，你的职业状态是最重要的。
▲ 1994年9月，沙漠公路上，每天收工时，一个人身上都要抖落数公斤的沙粒。
▲ 1997年12月21日，中越边境中国境内第二次大排雷拉开序幕。广西预计将清除20平方公里雷区。
▲ 1994年2月24日，河南平顶山煤矿的矸石山上聚集着数百名以捡煤为生的人。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困人口仍有八千余万。
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陈：关于参加各种摄影比赛，你觉得它对摄影者真的那么重要吗？
贺：我很理解，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作品第一次见报，第一次获奖时也沾沾自喜， 甚至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快乐。
当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照相机，人们喜欢摄影就跟你喜欢钓鱼他喜欢健身一样，成了一 种生活时尚。每年各个级别的影赛多了去了，奖金一个比一个高，获大奖的人的名字我们根本就记不清。但得过大奖的是不是都是摄影家都是名记者？恐怕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就如同唱歌的有的是但每位歌星却不能等同歌唱家一样。
陈：布列松就一个奖都没有得过。
贺：我现在评论一个摄影者的水平，根本不会受他一两幅获奖作品的影响，至少要看他十幅二十幅照片，才能得出基本的判断。 要清楚，摄影越普及，人们对专业摄影人的要求就越高。参赛获奖是好事，但不是职业摄影人追求的全部。
我的体会是，一个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莫能比在重要新闻事件中拍到精彩照片，并能在读者中产生大的反响更令人满足的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陈：前年“非典”时，你拍的《面对生命》、《SARS病房》多次获大奖，难道不重要吗？
贺：获奖肯定是个鼓励。但作为当事人，我心里还不算糊涂。表彰“德艺双馨”时我发言说，我曾翻阅了权威单位印发的全国新闻界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抗击“非典”获奖名录，前前后后有几百人，但所有获奖的报道都是4月17日以后出台的，当然也包括我的 。这不是巧合，它从另一方面说明，在SARS肆虐传染的头几个月，媒体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本来，我们记者应该介入得更早，做得更好，可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是获奖了，但你能说那个奖的含金量有多高？如果我们清楚了这个背景，认真地反省和反思，是不是比哪个奖杯更有意义？
▲ 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一位SARS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
陈：你怎样看“荷赛”？
贺：参加奥运会，加入“世贸”，你必须遵守人家的规则。中国搞改革开放，也是要向别人看齐。“荷赛”就像摄影界的“奥斯卡”，尽管每次评选结果未必尽人意，但她几十年来吸引了世界上那么多的摄影记者，在那么多国家巡展，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
我至今仍记得1988年“荷赛”第一次引进北京展出时的情景，观众要排一个来小时的队才能买到票，人多得把展板都挤塌啦。至今十六七年过去了，国内的影展还没见有那种盛况的。我也知道，现在也有人对“荷赛”不屑一顾，动辄就怀疑人家对中国的态度，我看是我们自己太脆弱了。
前几年新华社在历史博物馆办“荷赛”展，“荷赛”代表有个开场白，他说（大意）：我们要向所有不畏艰难不惧危险拍摄照片的新闻摄影记者致敬，他们拍摄战争是为让人们厌恶战争，他们拍摄灾难是为让人们认识自然，他们拍摄苦难是为让人们关注贫穷。我想，他的意思准确地体现了“荷赛”举办的宗旨，也是所有勇敢正直和负有同情心的摄影记者的光荣所在。
陈：2003年，普利策曾把一个重要奖项颁发给《今日美国报》制造出的假新闻。有项调查表明：一时间，56%的美国人对媒体失去了原有的信心。
贺：我们国内新闻摄影界也从来都不是一块净土，每有重要事件发生，常有假照片应运而生。从时政新闻， 到灾难新闻、社会新闻，从所谓正面新闻，到所谓反面新闻，都有事例，不胜枚举。
我曾和同事讲，倘若有人采写一本《假照片的故事》，没准儿就是畅销书呢。相对而言，西方新闻记者比我们更懂得什么叫职业荣誉。
陈： “摄影记者的品质就是诚实、勇气和具有悲悯的胸怀，摄影师要追寻和探究真相，这个跟价值观、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正直、诚实、热爱正义，对历史负责任是摄影记者的基本素质。”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记不得了，但这句话是我经常重温的话。
贺：2003年，“非典”事件还没结束，我便听说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在医院里拍照时摆布护士 。我在电话里向他提了三个问题：1.照片如果可以这么拍，你为什么要冒险进病房，你有婆孩子，找个影棚拍不更安全？2.假如曾被你的照片感动的读者，一旦了解了你的拍摄过程，那份感动还存在吗？3.圈儿里的人如果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大家就有理由重新 审视你过去所有的作品，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你想过没有？
▲ 2003年，5月11日，地坛医院的SARS病房
▲ 2003年4月30日，麻醉医师刘子军（左一）和其他医生正在病房里抢救一名危重病人。
▲ 2003年4月30日，一位患者痛苦地煎熬着，与他同患非典的妻子数天前已经去世。
▲ 2003年5月1日，同患非典住院的母女俩。
▲ 2003年天使的眼睛——5月1日，两位护士正准备将一束节日鲜花献给患者。为抢救非典病人，地坛医院医护人员已连续工作一个多月了。
▲ 2003年5月1日深夜，非典病区的医护人员仍在忙里忙外。
有经历又有文化，岂不更好
陈：在摄影界甚至新闻界，你是公认的素质优秀、品行无可挑剔的专业人士，但在社会上很多人是否认为你的局限、以及知识上的准备不足让你丧失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你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局限？
贺：我是典型的那种有经历没文化的那种人。
说有经历，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走进报社以后，又逐步地从一个单纯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变成个复杂的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人。
说没文化，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虽然参加过新闻界相当什么大专水准的考试，但与现今那些同行中的大本、硕士比，毕竟没有受过院校系统的文化训练，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顺。
我曾教育我那儿子好好学英文，理由是：爸爸要是懂英语，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啦！怎么说呢，我懂英语的话，起码出国采访心里不那么彷徨吧。我也很看重我的经历，但我也常想，有经历又有文化，岂不更好！
陈：听说你每天的阅读量在几万字，你这一年都读了些什么书？
贺：文化不高，读书是个弥补不足的有效方式，但我的毛病是记忆力不算好，有的看完就忘，当然也有记住了永远忘不了的。
去年，我大概读了十来本书。其中，最好看好读令人感慨万千地便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了。作者以亲身亲事的追忆，以细腻平实的笔锋，为现实拂去了一层厚厚地历史尘埃。要知道，那段史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个不应该失忆失语的中国人，谁也没有理由忘却它。
《中国农民调查》以翔实的事例揭示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对政府如何“以人为本”地 制定政策和修改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此书的调查和表述方式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甚至都 有着示范作用。
《通往公民社会》是亚当·米奇尼克的一本文集。此人出身于波兰一个老革命家庭，自称 与哈维尔等人是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他在书中对人的自立与权力，对社会的公正与 进步等诸方面，均有精辟地论述。如果说，我们还算是一个善于思索的民族的话，那么即 便面对一家之言，也不难找到其中的积极意义。
此外，胡平的《禅机——1957苦难祭坛（上下）》，树棻的《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隗静的《美军中的凤凰》等书，都能让我从时代的、人生的、新闻的角度，得到或惊心动魄或荡气回肠或身临其境的感受。
我想，读书是不能为自己设置禁区的。否则，人的思维便可能陷进一种单一的僵死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
陈：你看的都是摄影以外的书？
贺：也不尽然。圈儿内人出的书和画册也看。但我自己是从事新闻摄影的，总觉得多读点社会的、历史的、纪实的书，效果更直接些，因为我们的镜头毕竟是对着社会和他人的。
我们能活多久？一个人的经历太有限啦！多读好书，是延长生命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能学 会“瞻前”与“顾后”，少办错事和傻事。
陈：在国外，许多摄影记者过了40岁就开始为自己走摄影家的道路设计道路，通常的做法是：他们不再站到第一线，而是选择一个题材深入拍摄。这些年，在我们国内，你的很多朋友都在你这个年纪有了自己所谓专题摄影选择，如王文澜的自行车系列、侯登科的麦客系列、胡武功的图文系列——你也拍过麦客，而且拍的不错——但你好象至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备深入拍摄的题材，这是什么原因？
贺：每个摄影师的条件都不太一样，追求也不尽相同。哈哈，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搞个“单幅”系列？
陈：在摄影界你以直率著称，并获得了敬重。在我为《人民摄影报》所做的前几位摄影者的访谈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你。你想过你的直率给你带来的得失吗？
贺：失去的都是我不该得到的。为人处事直率点，最大的好处，是避免关系复杂化，即使人家不接受你的观点，也不会怀疑你的诚意。否则，你让人家处处防着你，日子过得就累心啦。但直率不等于固执，别人的相反意见更有道理，我也会修正自己的想法，这算我的一个优点。
陈：50知天命。你已年过50，看上去你的精神状态和我十八年以前认识的你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热忱依旧、真诚依旧。你认为自己在新闻摄影的岗位上还能干多久？
贺：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经商做生意，赔了你负责？当个官儿步步高升？也没人提拔呀 ，再说也晚了吧。每个人的路怎么走，都应该自己设计。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一个人一辈子究竟能做多少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后悔过。国内做新闻摄影的，一过40就觉得老啦，跑不动了。可你看国外摄影师，四五十，五六十，正是经验丰富时，还满世界地到处飞呢。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当主任早到头儿了，但记者还是能干的。
（以下图片可点击图片放大看图说）
1.拍假照片就是用图像的方式讲假话嘛！
2.做记者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大众读者，所以对新闻记者谈使命也好，谈责任也好，应该超越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标准。在我看来，是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3.我在采访中第一提醒自己的就是，不干预被摄对象。抓拍——这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4.喜欢摆弄别人的人，是不适宜当摄影记者的，还不如去当个导演，去拍个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那才过瘾呢，一切以导演为中心。
5.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 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6.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7.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而只要带着照相机，你的职业状态是最重要的。
8.一个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莫能比在重要新闻事件中拍到精彩照片，并能在读者中产生大的反响更令人满足的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
编辑：N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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