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出口的确定性在哪里——全球产业链系列报告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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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份额增速与全球出口增速呈现负相关。本世纪前十年中，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叠加了2002年至2008年的弱美元、高增长和全球化深化，实现共振，而08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陷入停滞，中国出口份额增速与全球出口增速开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造成通过估计未来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来估计中国出口无异于刻舟求剑，出口波动中的结构演化更值得关注。
该如何把握中国出口中的确定性因素？本世纪前十年全球化深化和第二个十年的全球化停滞，基本对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快速提升和08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分工位置走向上游。因此确定性有两重：1.贸易伙伴角度，处在中国产业链下游的国家将更多拉动中国出口；2.贸易品类角度，中下游的比较优势演化将持续主导中国的出口行业结构演化。一方面，大类上看中间品整体比较优势提升，最终消费品则将因比较优势趋势不同显著分化，其长期分化趋势现阶段主要同行业劳动密集性相关，因为比较优势丧失的品类集中，比较优势增长品类相对分散，需要对后者持续关注。
贸易伙伴角度，东盟和欧盟是近两年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2019年东盟作为中美边际上间接挂钩的媒介，对华进口快速增长，缓冲了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负面冲击的三分之二，欧盟覆盖了剩下三分之一；202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拉动略超出欧洲和东盟，但考虑基数效应、疫情冲击的暂时性以及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带动出口的稳定性仍将远弱于东盟和欧盟。
贸易品类角度，2020年拉动出口最多的是纺织品、电力机械设备和办公设备三项，服装鞋靴箱包和钢铁负向拉动最多，其中电力机械设备连续两年大幅拉动出口增长，办公设备在2019年则是份额下降、拖累出口。制造业大类角度看，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工业中间品）份额提升从2019年已经开始，机械运输设备[1]2020年整体份额提升明显，尤其是77章电力机械设备（覆盖电子、电力设备和家电三行业），杂项制品（各类最终消费品）则延续分化。
如何看待两年来贸易品份额的变动？我们从RCA（显示性比较优势）趋势、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和出口份额替代了谁三个维度看。总体看两年中份额提升除极少数品类外，都与RCA趋势吻合，结合RCA趋势和出口份额变动将贸易品分为A、B、C类，分别代表正面、中性偏正面和负面的出口前景展望，并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分化。有转出倾向的产业（C类），疫情期间其出口增长比全球份额变动要重要的多（主要是75章办公设备、83章箱包、84章服装和85章鞋靴），比较优势增强叠加份额提升的产品（A类），份额的含金量更高，更可能延续高增长（主要分布在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3章金工机械和第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和出口替代情况，能够大体上印证我们的判断。
一个预测中国出口的中长期模型。总体上看，贸易摩擦的冲击并未改变中国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而是改变了演变的斜率，疫情冲击同样不会改变出口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但可能加速优势产品的潜在比较优势兑现。综合2019年抢出口的成分和未来贸易环境大概率边际改善，我们预计未来五年C类贸易品对出口的拉动，中枢仍会在-1%左右，A、B类对出口共计拉动应该比2019年乐观，但弱于2020年的情况，总体对出口拉动的中枢在2%-3%，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出口增速会在1%-2%。伴随着出口结构由C类向A类或B类转移，中国在全球分工的生态位中继续稳步走向上游。贸易伙伴角度，中长期看，中国出口将更多转向东盟及其他后发国家，对美出口的减小压力更大，短期如关税政策转变，对美出口或将暂时改善，但不改变长期趋势。
风险提示：
全球疫情超预期恶化。
[1]覆盖机械、电子、通信、汽车、家电、交运设备行业
报告正文
回顾过去两年，2019年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线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由预期转为落地，2020年则是全球疫情大流行。2019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出口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全球贸易萎缩美日欧进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实现了小幅正增长；2020年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美日欧进口大幅萎缩，中国的出口甚至实现了比2019年高的多的增长，同比增长3.6%，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韧性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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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份额增速与全球出口增速呈现此消彼长
我们可以将中国出口做如下乘法拆分：
中国出口=全球GDP*出口强度*中国出口份额，
其中，出口强度=全球出口/全球GDP，那么近似可得：
中国出口增速=世界GDP增速+出口强度增速+中国出口份额增速
拆解如下图（图表1），可以看到本世纪前两个十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1.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以08金融危机前中国与全球共振为主基调。中国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快速融入全球化，全球出口份额快速提升从2000年的3.91%增长至2010年的10.35%。这个过程叠加了2002年至2008年的弱美元、高增长和全球化深化，实现共振，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终止这个过程，2009年全球贸易剧烈收缩，次年震荡反弹，中国的出口份额保持增长。2000年至2010年全球出口增长了139.01%，而同期中国出口增长了533.13%。
2.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停滞，中国出口增长高度依赖出口份额的增长，但这一阶段中国出口份额的增速却与震荡的全球出口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如果以贸易与GDP比例的全球化指数来看，08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停滞。近十年中，中国出口份额的两次大幅增长均在全球出口萎缩的年份，2015年，全球出口萎缩12.81%，中国出口仅减少2.94%，而2020年中国在全球出口萎缩8.48%（预计）的情况下实现了出口增长3.6%，事实上这十年中有五年，中国出口全球份额的增速与全球出口增长增速反向，简单回归分析可以看到近十年来这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图表2），相关系数为-0.62。
这种负相关关系如果延续，将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通过估计未来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来估计中国出口无异于刻舟求剑。从相关系数表（图表3）中看，中国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波动由全球出口增长的波动带来，由于份额与后者的负相关性，中国出口增长的波动更小。
中国出口增长相对全球出口增长的波动性更低的原因是什么？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大宗商品贸易波动相对制造业产品更大，中国是制造业出口国，这个低波动因素是长期现象，2015年尤其突出（全球出口负增长的三分之二由大宗贡献）；2.在制造业出口国中，中国主要出口最终消费品，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的比例相对较小，而后者的波动性更大；3.就2020年来讲，除前两点同样发挥作用外，则是中国生产能力最快从疫情中恢复。
如何把握中国出口中的确定性因素？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演化趋势和比较优势演化长期趋势是明显的，本世纪前十年全球出口的快速扩张和第二个十年的增长停滞，基本对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快速提升和08金融危机后快速走向上游。因为这种变化的确定性，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出口的两重确定性来源：第一，贸易伙伴角度，分工位置走向上游，映射到贸易对象，意味着处在中国产业链下游的国家将更多拉动中国出口；第二，贸易品类角度，中下游的比较优势演化将主导中国的出口行业结构演化，一方面，大类上看中间品整体比较优势提升，最终消费品则将因比较优势趋势不同显著分化，其长期分化趋势现阶段主要同行业劳动密集性相关，因为比较优势丧失的品类集中，比较优势提高的产业除少数具备可预测性，如我国产业链下游国家出口所依赖我国的中间品（如纺织品和电子中间品等），大部分比较优势的提高是分散的，因此需要持续关注、结合多重因素捕捉。
[2]前向参与度=出口中的国内间接增加值/总出口（国内间接增加值是指他国出口中由本国贡献的增加值），后向参与度=出口中的海外增加值/总出口，而GVC参与度=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分工位置=ln（1+前向参与度）-ln（1+后向参与度），详见2020年9月14日发布的报告《全球产业链的分析框架：驱动因素、变化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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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和欧盟是近两年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如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危与机之三——RCEP下中国+的渐展之翼》中已经指出的，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压力下，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对美出口部分被东盟所边际替代，但东盟对美国出口增长的同时，对华进口大幅增长，也即，中美边际脱钩的同时，实现了以东盟为中介边际间接挂钩。体现在出口上，东盟对中国出口的拉动覆盖了美国负向拉动的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恰被欧盟所覆盖，使2019年中国得以实现出口的小幅正增长。2020年全年，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3.6%，美国、欧盟、东盟分别拉动了1.32%、1.15%和0.96%，其他地区总的拉动是0.19%。初步看起来，在去年贸易摩擦和今年疫情冲击下，东盟和欧盟是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下文中我们会通过细分数据证实这一判断，并尝试评估其带来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虽然高增，但一方面高增可能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出口绝对量尚未回到2018年的水平。
2020年美欧和东盟对中国出口同比正向拉动是发生在美欧和东盟进口本身大幅减少的背景下的，海外的供需缺口更多因为供给弱并非因为需求强，这使得中国在美欧与东盟进口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但出口绝对量的增长没有那么多，仍有大量未受益于疫情、出口绝对量负增长的品类。总的来看，美欧日总的进口接近全球一半，下图可以看到过去几年里美欧日的总进口增长情况同中国的出口增长基本同步，2020年才出现了显著的背离，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后，对美欧日出口增速快速上行，与美欧日进口增速显著背离，这是由于美欧日进口中的中国所占份额分别提升了11.6%、18.3%和12.9%，美欧日前十月进口累计同比增长-8.9%、-12.3%和-13.1%，使得中国对美欧出口实现了增长，对日出口有小幅减少。
东盟的情况类似，但一方面，东盟进口中中国份额提升在2019年已很明显，另一方面，进口中的中国份额提升幅度也更大，如下图表中，马、泰、越、菲四国中仅有越南在2020年前10月中实现了进口的正增长，菲律宾前10月进口同比增长甚至只有-25.2%，但中国对四国的出口在2020年前10月中均实现了正增长，这背后是马、泰、越、菲四国进口中的中国份额2020年前10月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4.6%、13.1%、13.4%、33.0%，分别完全覆盖掉四国进口负增长的拖累。
应该说，2020年，中国在美欧和东盟进口中所占份额的大幅提升，是由疫情引发的有效产能稀缺所导致，从这一点看，随着疫情走向结束全球生产活动恢复正常，份额可能仍将回复正常水平，但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东盟和欧盟国家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已经显著提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更具备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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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需在量及结构上的剧烈变动，中国各类贸易品占全球出口份额的变动及对中国出口拉动变化是不同步的，当我们审视两年中中国SITC分类二位编码的36类制造业产品全球出口份额变动和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两个维度的数据，可以看到最突出的变化是以下几点：
1.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特点是2019年全球出口份额显著提升，2020年反而较少，2020年该类对出口的拉动集中在纺织品。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主要是各类工业中间品）在2019年全球份额快速提升，但总体上并未对出口有太大的拉动，2020年仅第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简称皮革）、第66章未列名非金属矿物制品和第69章金属制品全球份额显著提升，对出口的拉动甚至是负的。这是由于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中间品贸易是萎缩的，唯一的例外是第65章纱布纺织制成品及未列名纺织有关产品（简称纺织品），2020年它是对中国出口拉动最大的一项，但这一项并非因为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而是因为疫情驱动下其外需的大幅提升，前三季度这一项美欧进口分别增长了46.44%和29.51%，中国同期出口增长了33.32%。
2.第7类机械与运输设备突出的变化是2020年出口份额的普遍增长和75、76、77三章的变化。第7类机械与运输设备2020年份额普遍提升，2019年除第75章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简称办公设备）在全球出口份额中显著减少外，就是第73章金工机械和第74章通用机械及第77章未列名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简称电力机械设备[3]）份额显著提升，且2020年三类贸易品的份额继续提升了相当的幅度，第75章办公设备份额并未继续减少。从对中国出口拉动的角度看，除办公设备外，第76章电信及声音的录制或重放装置及设备（简称电信设备）也对2019年出口有大量的负向拉动，电信设备的负向拉动在2020年收窄，办公设备2020年甚至在全球份额并未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对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拉动，这显然是由全球需求结构变化所导致，电力机械设备全球份额连续两年提高的同时，由于叠加了该品类全球总贸易量的增长，对出口产生了较大拉动。
3.第8类杂项制品总体上出口全球份额增长偏正面而对出口拉动偏负面。第8类杂项制品中，第81章活动房屋；卫生、水道、供热及照明装置（简称卫生水道照明装置）和第87章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简称科学仪器）两年中全球份额均有增长，且均对中国出口产生了正向拉动；其他6章贸易品在2020年均对中国出口产生了负向拉动，其中第84章服装及衣着附件（简称服装）连续两年负向拉动，同时全球出口份额连续两年增长；第82章家具及其零件；褥垫及类似填充制品（简称家具）、第83章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品（简称箱包）、第85章鞋靴、第88章摄影器材、光学物品及钟表（简称摄影器材）和第89章未列名杂项制品五类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拉动均从2019年的正向转为负向，应该说这主要反映了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动。具体而言，第82章家具和第88章摄影器材在2019年全球份额减少而2020年全球份额增长，但对出口的拉动却是相反的，第83章箱包和第89章未列名杂项制品连续两年出口份额均出现了减少，第85章鞋靴全球份额的变动方向与对出口的拉动一致。
[3]第77章未列名电力机械装置及零部件中除了电力机械，还包括电路、配电设备、医用电力设备、家电、半导体、电动机械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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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维度交叉验证
为捕捉贸易品出口份额变动蕴含的信息，我们从以下几个视角审视：
1.该品类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是否存在提高的趋势，以及该品类是否存在比较优势（RCA是否大于1）。因RCA直接反映的是出口结构，出口结构是比较优势的体现，间接显示出了比较优势。在疫情冲击下，由于全球生产活动受限，是否拥有比较优势比其过往的趋势更重要，因为存量的产能更易得到充分利用，但疫情一旦褪去，因要素优势演变造成的比较优势演变将再一次主导出口结构及RCA指数的变动。
2.该品类对应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何，我们在去年的《经济慢脱钩，金融快挂钩》中采用RCA趋势结合固投拖累制造业固投水平来判断制造业子行业的转出倾向，我们仍延续这种方法，并看重其固投水平的修复程度和速度，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行业企业家对该行业的判断。
3.该品类替代了哪些国家，一般情况下，替代发达国家的价值更高，它反映了更强的竞争力，但疫情冲击下，发达国家被替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对生产活动的暂时性影响，我们更看重2019年贸易摩擦冲击下，份额提升的细分贸易品类到底替代了谁。
我们结合RCA趋势和2019年贸易品全球份额变动，绘制下方气泡图，横轴表示2019年全球份额的提升，纵轴表示2014年至2018年RCA变动。那么第一象限表示2019年份额提升且具备比较优势提升趋势的品类，为最具备份额提升可持续性的品类（A区域）；第三象限表示2019年份额降低且具备比较优势降低趋势的品类，份额降低很可能会持续；第四象限我们分为RCA增量-0.2以上的部分和以下的部分，以上的部分2019年出口份额提升但比较优势有小幅降低趋势，我们认为仍具有不确定性，因RCA指数小幅波动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趋势并不显著，这部分和第二象限并作B区域；RCA增量-0.2以下的部分，虽然2019年份额有所提升，但我们认为这种提升并不具备可持续性，这部分和第三象限并作C区域。因此分布在A区域的贸易品是未来出口增长比较乐观的品类，分布在C区域的贸易品是未来出口可能继续负增长的品类，B区域则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偏乐观。
（二）2019年各类贸易品出口份额提升与RCA趋势吻合，唯二例外是抢出口的鞋靴服装
1.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全部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贴近数轴的部分，份额增长的可持续性较强。
2.第7类机械与运输设备可以分为三部分：（1）位于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上方的73章金工机械和第74章通用机械、第76章电信设备（A区域）及第77章电力机械设备（B区域）；（2）位于第三象限的第75章办公设备（C区域）；（3）位于二三象限原点附近的第71章动力机械及设备、第72章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第78章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第79章其他运输设备（B或C），初步判定第一类出口份额增长具备一定可持续性，第二类出口份额很可能会继续减少，第三类可能仍然不会有太大变动。
3.第8类杂项制品的子项可以分为三部分：在第三象限的第82章家具、第83章箱包、第88章摄影器材和第89章未列名杂项制品（C区域），在第四象限下方的第84章服装及衣着附件和第85章鞋靴（C区域），横轴附近第一象限及第四象限上方的第81章卫生水道照明装置（A区域）和第87章科学仪器（B区域），初步判定前两类未来出口份额有较大可能继续减少或转向减少，第三类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2020年出口份额的提升与RCA趋势更吻合，机械运输设备份额提升显著
而从2020年情况看，
1.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情况类似，大部分分项仍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上方，唯一的例外是第65章纺织品，这一项的异常是防疫物资带来的扰动。
2.第7类除第75章办公设备处在第三象限外，其他品类均在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上方（A区域或B区域）。
3.第8类杂项制品中,第81章卫生水道照明装置（A区域）和第87章专业、科学仪器（B区域）的位置大体没变，仍然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上方；第82章家具（C区域）和第88章摄影器材（B区域）从第三象限（2019年）进入第四象限；第83章箱包、第84章服装及衣着附件、第85章鞋靴和第89章未列名杂项制品分布在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左下方（C区域）。
为分析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我们结合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及出口交货值情况，绘制以下气泡图。
第一象限是出口交货值和固投同时增长的行业，仅有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四个行业，其中最依赖出口的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其出口交货值与固投的高增长，表明微观企业对于其出口增长的持续性抱乐观态度。
第三象限是出口交货值和固投同时减少的行业，但主要是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和家具制造业最为依赖外需，出口交货值与固投同时负增长，结合前文中RCA变动，意味着疫情带来的份额提升更可能是暂时性的。
第四象限则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虽然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但固投增速仍负，从趋势看，大部分行业固投增速的负值正在快速收窄，因此对于固投累计同比的负增长不必悲观。
（四）如何看待各类贸易品的分化？
从RCA的长期趋势角度来看，第83章箱包、第84章服装、第85章鞋靴的RCA处在长期下行通道中，第82章家具在2012年以来进入下行通道，但并不太明确，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品类加上第75章办公设备，正是越南出口增长最为迅猛的六个品类之五。（见《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危与机之三——RCEP下中国+的渐展之翼》），我们判断这几个品类的出口份额仍将继续下行。
尤其注意，有转出倾向的产业，疫情期间其出口绝对值的变动比出口占全球份额变动要重要的多，因后者是由全球生产活动受疫情干扰导致，非本国竞争力提升导致，甚至此时出口同比增长仍是负的（如第二部分分析的）。疫情一旦结束，全球生产活动恢复，出口的同比负增长比出口份额的增长更具持续性，也正因如此，虽然出口份额大增，该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负增长且负项收窄速度较慢。与之相对的，比较优势提升趋势较强的产业，处在第一象限的各类贸易品，如各类工业中间品（如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3章金工机械和第74章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其表现很可能会超出疫情期间表现，这些品类比较优势的长期趋势和疫情前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压力下中间品类的份额提升已经体现了其国际竞争力，而疫情期间中间品贸易是萎缩的，压抑了其表现，疫情结束后的贸易结构回归预计会带来全球份额和对同比拉动的双重提升。
结合这几个贸易品类的中间品进出口情况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基本维持2019年报告《经济慢脱钩，金融快挂钩》中的判断，仅细节上有一些调整。
皮革箱包鞋靴产业链“两头在外”，生皮大量依赖进口，鞋靴出口比重较大，对劳动力成本较为敏感，转出倾向最强，且会是全产业链转出的形态，早在2007年，中国在皮革鞣制已经失去了显示性比较优势，目前我国是生皮以及鞣制皮革的净进口国，鞋靴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正不断降低，未来大概率将更多转出，这一点不会被疫情改变；2018-2019年箱包、鞋靴业的进出口数据呈现“抢出口”下的加速去库，且目前无补库的发生。也即，箱包、鞋靴业的出口降低幅度并不大，原材料（生皮和鞣制皮革）的进口大量减少，表明箱包、鞋靴业的出口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皮革箱包鞋靴产业链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其已经连续四年明显低于整体制造业固投增速，特别是2018年以来更为显著，2019年其固投增速为-2.6%，2020年其固投增速的负值收窄远慢于平均水平，这反映了箱包、鞋靴产业链较强的转出趋势，其中尤以鞋靴更为明显。
中国箱包出口全球份额连续两年下降，持续拖累出口，鞋靴出口在2019年份额提升仍超过越南，但出口增长很低，且2020年出口全球份额和出口绝对量都是负增长的，预计箱包鞋靴未来的出口份额下降可能会很快。
中国在纺织业与下游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服装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中国的比较优势自1995年以来就在持续降低，当然目前仍然高于1。纺织业整体的比较优势稳中有升，这意味着，未来纺织纺服产业的产业转移将呈现下游服装产业转出、中游纺织业受益的格局。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今年纺服制造大幅拖累制造业投资，而纺织业仅小幅拖累，可以印证我们对中下游差异性的判断。
服装连续两年全球出口份额都显著提高，且看其份额上替代的国家非常广泛，包括欧美、南亚、东南亚国家，但这依然并不意味着可持续性，如前所述，比较优势正在削弱的行业出口绝对量的变化比出口全球份额重要得多，其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微观企业承受的压力不会因为全球份额的增加减弱，最终会体现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下行。
木材家具产业链我们去年判断中游木材制造业转出趋势较强，家具制造业可能仍主要留在国内，主要依据是出口数据变动和木材制造业的低附加值及原材料进口依赖。目前来看，木材制造和家具制造都在2020年出口份额实现了提升，且出口本身实现了小幅的正增长，审视2019年的情况，木材制造业出口份额大幅增长但出口量是略下降的，家具制造出口份额显著下降，是被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替代。总体来看，转出的倾向是存在的，但小于皮革鞋靴服装，木材和家具谁更有转出倾向还很难讲，虽然木材制造业原材料依赖进口，但家具制造业非常依赖出口，也具备一定的两头在外性，只是从RCA和进出口数据上还尚未看到很明确的产业转移趋势。看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木材和家具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从2019年开始拖累制造业投资的，2020年投资增速的恢复也较慢。因此我们认为木材家具产业链存在转出的倾向但目前尚未看到明确的趋势。
第75章办公设备和第76章电信设备的子项主要属于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属于SITC第7类机械与运输设备中容易转出的门类，2019年办公设备出口份额和RCA显著下降，主要被韩国、墨西哥和越南替代，贸易摩擦压力下，贸易替代的趋势已经明显，2020年出口份额小幅下降而出口同比大增，并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电信设备连续两年全球出口份额上升，但出口同比连续下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考虑到越南在这个品类上强劲的增长，我们认为这个品类也将面临一定的转出压力。
第81章卫生水道照明装置RCA处在长期上行通道中，目前已经是第8类杂项制品中比较优势最强的品类，虽然最近几年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2019年在贸易摩擦压力下，实现了份额显著提升，能看出其竞争力，我们估计其份额提升相对具备可持续性。第89章未列名杂项制品RCA处在一个长期下行通道，但最近十年更多是处在一个波动状态，第87章科学仪器和第88章摄影器材RCA并无显著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三类产品未来出口份额变动均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中第87章在贸易摩擦和疫情的两年中全球出口份额及对中国出口拉动均为正向，出口份额增长可能相对拥有可持续性。
在估计中国出口前，我们试图交叉分析贸易对象和贸易品类以捕捉趋势，当我们将中国向美欧日和东盟出口按照A、B、C三部分对2019年出口结构中份额提升（如中国对东盟某品类占中国对东盟总出口比例的变动）和美欧日东盟对中国出口拉动进行拆分统计，发现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最具备可持续性，其次是欧盟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的减小压力最大，能够印证前文的判断。
当下的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对东盟出口是最具增长可持续性的，而对美出口则相对最不具备可持续性。从A、B、C三类产品在中国对美欧日东盟的出口中占比情况来看，C类占比美>欧>日>东盟，这个角度看中国出口中对美占比的趋势性下降压力是较大的，而A类在中国对美欧日东盟出口中占比均在30%-35%，东盟略多，是中国出口的关键性支撑，B类的情况则与C类相反，占比上，美<欧≈日<东盟。
从贸易结构的边际变化看，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仍在继续增强。具体来说，中国对东盟出口中最具有出口增长可持续性的A类贸易品的份额增长最为显著；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结构变动不大，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结构变动中B类显著增长C类显著减少，总体看中国对日出口的可持续性可能比对欧出口可持续性更强，但日本占中国出口份额相对小，对中国出口拉动不大；中国对美国出口结构份额变动中，几乎没有A类的成分，主要是B类增长，A类甚至减少。
从美欧日东盟三类贸易品对中国出口拉动的角度看，东盟的拉动可持续性高。2019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的93%由A类和B类拉动，对欧盟的出口增长61%由A类和B类拉动，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减少几乎全部由C类拉动，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中52%由C类拉动，33%由A类拉动，我们倾向认为，C类的负向拉动当然符合长期趋势，但如此大幅度是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带来的，A类的负向拉动同样是贸易摩擦短期冲击带来的，如果加征关税减少，C类仍将大概率拖累甚至由于基数效应暂时小幅正向拉动，A类或将对出口产生正向拉动。
审视2019年和2020年三类贸易品对中国出口的拉动，A、B正向拉动，C负向拉动的格局不变，但A的拉动大幅提高，B的拉动基本稳定，C的负向拉动大幅收窄。2020年中国出口增速的提高，47.13%由A拉动的提高贡献，43.53%由C负向拉动的收窄贡献。A类的拉动是符合长期趋势的，C类的负向拉动大幅减少很可能是暂时性的，虽然2019年的大幅度负向拉动是来源于贸易摩擦的压力，但我们事实上看到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仍然是那些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的C类贸易品，也就是说贸易摩擦的冲击并未改变中国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而是改变了演变的斜率，且2019年仍然存在较明显的抢出口现象（84章服装和85章鞋靴），我们预计C类贸易品的负向拉动将在未来长期内成为常态，在2019年前的2014至2018年四年中C类贸易品出口的复合增速已经显著低于A、B类，已经低于全球出口复合增速，已经拖累中国出口全球份额增长。
综合2019年抢出口的成分和未来贸易环境大概率边际改善，我们预计未来五年C类贸易品对出口的拉动，中枢仍会在-1%左右，而A、B类对出口共计拉动应该比2019年乐观，但弱于2020年的情况，总体对出口拉动的中枢在2%-3%，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出口增速中枢会在1%-2%，伴随着出口结构由C类向A类或B类转移，中国在全球分工的生态位中继续稳步走向上游。贸易伙伴角度，中长期看，中国出口将更多转向东盟及其他后发国家，对美出口的减小压力更大，短期如关税政策转变，对美出口或将暂时改善，但不改变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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