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独家 | 于丹：让语文走出试题，成为一个人的生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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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说起零零后的话题，似乎自带流量，每次相关消息，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更别说高考这个举国都关注的大事啦！

2018年6月7日，首批“零零后”登上高考舞台。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高考时代来了！

开启“零零后”高考时代第一场战役的是语文考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说，语文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它是认知母体最直接的渠道。

语文是全科教育，是家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默契。无论考生们的第一场考试发挥如何，笔者相信，正如于丹老师所说，语文是带在言语和笔尖下的乡土，它终将会成为一个人的生命底色。

在这里，中国网教育频道预祝考生高考顺利。零零后，加油！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过一句话：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它是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的学问。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也曾讲过，功利性永远是最后一位。我们今天教大家学什么、成为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比如说学医出来做大夫这叫某种人，学法律出来做律师这也叫某种人。抛开职业属性，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学问究竟是什么？我想那不是一个学科，而是生命的底色。

01

 靠做题就能答好语文试卷？我不相信

作为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四中读高中的学生，四中的岁月决定着我的语文素养。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来自于这个年龄遇到什么样的学校，这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主张与思考。

北京四中的语文课，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人文底色呢？

首先，四中是在语文课里给了我们一种格局，那就是做一个主流的学生。北京四中的学生一直有一种山河大地，舍我其谁的气概。四中的学生不愿意一开始把自己边缘化，放在社会的对立面。

当然，四中的学生也会有他的激愤，有他的慷慨，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四中的可贵在于，它建立了一种重要的价值。价值对中学生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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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巨流河》里讲到：当年南开是被日本的飞机最早轰炸的，后来南开又在重庆建了南开。无论在天津还是在重庆，张伯伦校长一直在跟学生们说同一句话，叫做“中国不亡有我”。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就是天下兴亡跟匹夫之间的关联，能不能在一片焦土的空间，在校舍尚不能建的时候，有一种精神气概在。

去年是北京四中一百一十周年纪念，颁奖结束之后，一批在校的学生们朗诵了一首他们集体创作的长诗，叫做《中国我们来了》。这首诗历数了110年中国大历史的变迁，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四中人在做什么。从张伯伦先生的“中国不亡有我”到北京四中的“中国我们来了”，我一直在想，中学语文的意义真的仅仅是做对几道题吗？

02

高考之际，语文老师带我们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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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语文，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它是认知母体最直接的渠道，是带着体温的，带着感动的，带着泪水和悲伤的，它是你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发丝都在颤动的一种状态。

人为什么在今天提不起劲来？是因为我们在太小的时候把自己边缘化，然后我们又怨世界没有成全我的平台。什么是真正的成全人？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中国的大事跟我们相关。我觉得四中一直有一种默契的价值，就是所有老师都在做着相同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高考的录取比例，我们那一年是3.5%，竞争应该比今天要激烈得多。我清楚的记得高考的前半个月，我们还在新农村韩村河的大地上溜达着写诗，语文老师还带着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看看乡村的田野。考试前一个月有一部争论特别大的电影《苦恋》，这部电影思考了人与民族、人与国家的情感连结？按说这是一部有争论的影片，但在高考之际，语文老师还是带我们去看了这部电影，回来后在语文课上扔下一个问题，每个人自己表达你怎么看待这个片子。

直到现在，我还爱着世界杯。我在朋友圈里跟朋友们说，我终于盼到六月份要开球了，世界杯要开始踢了。因为我在1982年的那个夏天，在北京四中当时很拥挤的教室里看过世界杯，我从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世界杯，直到现在，大家想想都多少年了？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有人说北京四中可以给一个学生带来什么？就是带来有激情的时候，不错失激情。不管你是爱民族，爱人，爱体育，爱艺术，爱各种的乐趣，都可以。但是如果人的爱在能够被激发的时候，如果以刷题的资格剥夺了那种爱的激发，那有可能你会一辈子永远的错过。

作为四中的毕业生，每一次提起母校我都会热泪盈眶。我总是能够清晰地看见，四中的语文告诉学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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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统一的标准，人生贵在和而不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颜色和香气。所有的生命不会开出同一种花，但所有的生命都会开花，大花小花都是花，灌木乔木都能绽放，去做自己，去做一个蓬勃向上的人，我想这就是四中真正给我们的一种最初的底色。

03

如果不把语文当作乡土，

我们的原乡在哪里？

我自己学先秦两汉，提起《史记》时，常常在课堂上泪流满面。当年司马迁的父亲一代卓越史官司马谈带着儿子躬耕南阳。司马迁饱览群书后，父亲告诉他，你去行万里路。司马迁从陕西出发，一路向东直到江浙，一直到齐鲁登泰山，拜谒三孔，回来以后从沅江取道南方，后随汉武帝一直到了云南昆明。

他从24、25岁出去，到35岁，父亲病重时，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奔回来，到父亲的病榻前，父亲剩下一口气，弥留之际终于见到这个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的儿子，他最后的托付是什么呢？他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你知道我们赶上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汉中兴，海内一统，明君贤主忠臣死士，这些人文的光芒，这些人的命运的激荡，都是史官的本职。但是，我已经拿不动这笔儒传的巨笔了。“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我面对历史我是有恐惧有歉疚的，作为我的儿子你要记住。

接着他给儿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自周公五百年而有孔子，自孔子至今五百年，有谁能够绍明世，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有吗？五百年后再出这样一个人，绍名世，要懂政治；继春秋，要通历史，本诗书礼乐之际，从文化到艺术都要博雅通达。你给我找这样一个人。司马迁在父亲的病榻前，连说两句，“小子何敢让焉。”

“周公之后五百年出一个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这个人就应该落在我的身上。”那么司马迁接过这样一个遗训，他写《史记》提笔定位是什么？以究天人之际，这个是哲学吧！通古今之典，这是史学吧！成一家之言，每一篇后面都有“太史公约”。他站在大历史中，以他的语文方式去评点了哲学与历史。所以他在《二十四史》之首，是不能复制的。

所以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主流的位置上有多么重要！为什么他受宫刑还可以忍辱负重，他在父亲去世时接过这个使命，他受宫刑时只有42岁，这个书雏形还没有完成，大使命在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了重于泰山的坚持，这就是一个人有主流的担当。

我一直特别感念，就是四中的学生不会小小的年纪就在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上计较，挑剔指摘，只会抨击而不知建设。我一直觉得四中的学生，论心不论计，我们不说每个人按他的能力，按他的机遇都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大家发心都想为这个民族、为这个社会去做正经事。

刘长铭校长这么多年给四中人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卓越的中国人”，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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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中国人，跟薪水无关、跟阶层无关，跟名片也毫无关系，那种内心的坦荡、清朗、顶天立地、责任担当，自己哪怕就守着一个手艺，把它真正做到底，做好，光明磊落做自己，为中国做力所能及的事，四中的学生走到天南地北都一直这样做。

一所中学如果能够给人的身上戴上如此清晰的辨识度，它还不是一种人文的底色吗？什么是中学的语文教育？如果不能够把语文当作这个民族的乡土，那我们的原乡又在哪里？

04

什么是中国的大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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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作为一种生命的底色，第一，它教人做一个主流的人，有担当有承诺的人；第二，它教人能够认识到在语文里了解中国和了解自己是谁。

语文是什么呢？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即使从乡村到了都市，依然在语文里辨识出我们祖先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城里的孩子怎么样去认知农耕文明呢？我们现在说这个孩子挺精细，那个孩子挺粗糙，你发现了吗？“粗”、“糙”、“精”都是“米”字旁，因为这些都是在加工米的时候会出现的层次等级。有些孩子人格发展不平衡，走得很畸形。你想为什么从田头到畸形的“畸”都是“田”呢？因为那些方方正正的叫田，叫畴，那个边边角角在田以外零散的地就叫畸形，所以，畸形的“畸”最早是从划分土地而来。

只有在汉字里面去触摸历史，带着体温去触摸历史，你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中国人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里面蕴含着多少道理？你都能够看得见，我们是怎么样在过去的节序如流里面长出来的。

什么才是中国的大语文呢？我一直觉得让中国人养成一种对文字的认知，对于语言表达的习惯，这该多好！现在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于老师怎么训练口才？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我只是在我的中学时代知道大声的朗读、朗读再朗读。所以我坚信有两种东西只能念着学，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国诗文。因为英文和诗文都是培养人的语感的，就是你不说为什么，用不着去背，你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对仗表达的。

诗意原来是中国百姓的日常，随处可见，随时可感。比如描写冬天的景象：黄狗踏雪,点点梅花落地。乌鸦踩泥，片片竹叶朝天。这是表达方式，雪地上好多小黄狗，落了一只乌鸦，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觉得那不是诗意，我们真的把诗意全都扔掉了。

05

让语文走出试题，成为生命的底色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年，梁启超先生当年写出《少年中国说》，这样一个中国的俊彦人杰，他随着老师公车上书时只有21岁，而戊戌变法那一年他也才24岁。而在他随着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前，就已经有一种担当天下的气概了。

他去武昌拜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已经名震天下了。老人家一看哪里来一个小孩子，就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便问他，“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不卑不亢，充满恭敬地回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孰敢在先，孰敢在后。”三教儒释道，三才天地人，我不过是一介儒生，面对天下，我不敢在人先，但是我又岂敢在时代之后呢？——这原来是中国人见面的方式。

比起五千年的大文明，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年大概不长，但是我们的话语方式有多大变化？过去中国人出门，妈妈给捎了一点东西，都会说，家慈托我捎一点东西。现在常说，我们家老太太让我给你捎点东西。现在有孩子问老人家，爷爷你几岁了？过去好像要请教老人家春秋几何。我们现在连表达好意都不会了，更不要说中国人原来那样的方式。

所以，语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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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带在言语和笔尖下的乡土，语文是所有观念由来的血脉，我不认为语文是一门功课，它是让所有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片乡土，那片血脉。所以我们还能不能够重新去追本溯源呢？

作为四中的学生，现在的一名教师，我愿意向所有同仁发出呼吁，如果我们真的把语文教育看作一种人文底色，如果我们真的把语文教育看作中国的乡土，如果我们真的把语文教育看作观念的血脉，那么我们能做的还仅仅是用语文卷子刷题吗？

语文是一门全科教育，语文是一种家教，语文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默契。中国人风清气朗，说话有自己的典雅，有自己的尊敬。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气定神闲中把中国的语文气派体现在仪容和举止之中呢？所以，我们共同为中国语文努力，让语文走出课本，走出试题，让语文成为乡土，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底色，让中国语文成就未来更多的中国人。

讲者 | 于丹

文字整理 | 王晓霞

排版编辑 | 张昀竹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本文整理自第四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聚焦核心素养 培育时代信任”暨龙之门大语文发布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所作《我与北京四中语文世界》的主题演讲。已获讲者审阅，转载须经授权，并标明作者及来源，违者必究。

2012年，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曾做客中国网教育访谈，更多专题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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