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的故事——诗与笔记：思想的悸动（三）

Original 吕澎 99艺术网 2023-06-21

现代艺术涉及到人的无意识、性以及人们很容易论及的爱。关于这样的主题，毛旭辉很容易地在他发现和买到的书里找到自由地理解的依据。例如他在1983年3月买到的斯特林保的小说《女仆的儿子》里，就将约翰设定为自己的镜像——尽管斯特林保就将约翰的经历也视为自己经历，也即是通过一个人物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和问题的叙述，发现自己的模样和未来可能的命运。在那些人生遭遇的困惑中，爱情、性、肉体这些词汇显然是重要的。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旭辉会在作者讨论爱情这类问题的文字下用红色的笔划出一道道着重线来，例如：

精神恋爱是一种极不真实和复杂的感情，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如果在“纯洁”这个概念中也把“精神的”意思加进去，那么纯洁的爱情就是一种自我矛盾。要想使产生后代动力的爱情健康，爱情就必须是肉体的爱。

毛旭辉红砖楼·胡同 30×41.5cm 纸本、水彩、铅笔 1985.11

这类讨论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之前禁欲主义时期的生活非常熟悉的人来说，将爱情不是与革命而是与肉体联系起来，这样的表述就是一次洞开，一次让人欣喜的逃离。的确，对于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能够不带羞涩和不道德感地思考并谈论性与爱，大致也仅仅开始于80年代初期。性的隐秘特征是普遍的，毛旭辉很早就在自己的意识和绘画中开始描述性的存在，他当然间接或直接地接受过有关“爱情”的教育。他在那些印刷品里看到了印得模模糊糊的人体和描绘性的艺术，他尤其是在北京的《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展览》中看到了关于性的另一种表达。1983年12月，《挪威蒙克绘画展览》得以在昆明云南省博物馆巡回展出，这让他获得了关于潜意识深处的艺术表达的进一步体会。他本来就欣喜于在北京看到的《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展览》，他发现关于性和爱的表达可以使用一种更为直接而不是情节性的描述，那样的表现很容易让自己能够深入到艺术家的内心，甚至就是灵魂的共鸣。1983年5月，毛旭辉买到了毛姆的小说《刀锋》。他在阅读中对“我”与伊莎贝尔之间关于爱与情欲这类问题的讨论是如此地在意，以致他甚至参与到了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小说里的“我”与那个曾经爱拉里却与格雷结婚的伊莎贝尔讨论爱情、婚姻与情欲，对于毛旭辉来说，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书中的那个“我”也许就是毛姆，而“拉里”很可能是以维特根斯坦为模特，毛旭辉关注的是如何去理解女人与男人，金钱与爱情，肉体欲望与社会地位这一系列问题。他在毛姆的文字里发现了对这类问题的充分讨论，他对人物对话中的句子印象深刻，例如他在伊莎贝尔的“克服肉体欲望的最好办法往往就是让它得到满足”这类句子下划了着重线，当然，他对“我”与伊莎贝尔关于性爱、道德以及情欲之类的讨论中的大段说教划下了着重线——毛姆似乎代表着一个正处在思想解放中的年轻中国男人的心声：

爱没有情欲，就不是爱，而是别的东西；而且情欲并不是由于满足而是由于阻扰变得强烈的。

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葛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它使你相信牺牲荣誉是值得的而蒙耻受辱是便宜事情。情欲是毁灭性的⋯⋯

如此等等。毛旭辉从这类文字中似乎获得了一种无意识的支持，一种自己身体里似乎存在却有可能被他所知道的关系给压抑住的欲望的释放。他迫不及待地就在小说中这些语句上面的空白地方写下自己的感想与认识：自由意志是可以超越爱的，只有超越爱，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用爱来代替一切，爱只是庞大生活中的一部分，生命中热情的一种，一切企图用爱来取代一切的想法和行为结果都是悲惨的，因为它不能使人得到满足，但是不但爱毁灭了，生命也被毁灭了。

毛旭辉红砖楼之二（正午窗口之二） 40×47.5cm 纤维板上油画（新三展） 1985

实际上，这类小说对毛旭辉的影响不在故事，而在作者通过故事和人物的言行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正是那些在对话中隐含的思想，开启着他的大脑，以新的观念渐渐填满自己的大脑，或者让自己无意识深处的岩浆释放出来。这样的阅读是80年代毛旭辉们普遍的现象。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社会等级；什么是本能与动物性；什么是“罪恶”、“公平”以及“神圣性”；如此等等，一系列过去不熟悉或者很少使用或者已经有了固定理解的词汇开始在新的上下文里出现，并且往往是在生动入微的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中浮现出来，这对于一个正在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道需要吞噬的盛宴。在这样的饕餮中，年轻人当然会迷醉在关于爱的想象与情的梦幻中，就像1982年艺术家用诗歌和图画来陈述内心的爱情之恋一样，女性的身体画得是那样的自由并点缀着欲望的花瓣：

自然的女神

如果有幸还能见到你

能枕在你的卷发里

做一个梦

我愿长眠在你

绿色的吻里

哦女神

永恒的光耀

涉及人生中的问题究竟是如何提出或者如何去理解的？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阅读而不同，毛旭辉想做一位艺术家，一位可能不仅仅是普通的画家，他很自然地会以所知道的艺术家为范例。从任何地方读到和了解到的艺术家，主要是西方艺术家，都会刺激着他的潜在的欲望，成为一个不平凡的艺术家，一个特殊的人。因此，如何看待家庭也与自己的理想有关，因为要自由，所以，家庭将自己同周围的人隔离开来，于是，在毛旭辉看来，家庭就是一道墙，“它抵御了许多风雨，又无形地杜绝了轻风”。因此，自己应该按照一个艺术家的方式去生活，这样，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就不应该适用于艺术家，为了艺术，艺术家有自己的一套法则。这类涉及情爱、性、家庭、欲望的看法，就在一天天的阅读和思考中逐渐成形，导致了他之后生活中情感的冒险、家庭的冲突，不断影响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

毛旭辉红砖楼·快乐的屋顶 61.5×88.5cm 纸本丙烯、拼贴 1987

我们是这样的人——革命者，破坏者，就如同运动派的诗人所说：寻找自己的广度，然后把它砸碎。人类正是像这样前进的。广度是无限的，浪潮正是砸碎，一个浪潮吞没一个浪潮，在砸碎和吞没中人类成熟了，我们在无数次背叛中长大，变得有力。

我有时不免会问自己，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恶魔式的，是梦幻，是无中生有，它的诞生完全是意外的，在我们身上没有法律感，没有道德感，只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和道德！我们靠什么来束缚自己，靠我们最本质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这些靠习惯是得不到的，习惯的东西只能用法律去拉在一起，而我们凭天性，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是最纯碎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真正人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它不在任何概念支配下，它只靠本能直觉，靠上帝，难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靠吗？我觉得这种疑问是难于确立的，我们独立于社会之外，我们共同反抗着社会，社会的存在只激起我们的反抗，激起我们努力找到自己个性的热情，没有个人的存在还谈什么人类，那是虚伪的，正是这个社会的虚伪性使我们不得不背叛它，否则我们也是虚伪的。

我是什么，也许你也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每个人都曾想过这个问题，我对我并不完全了解，我对我并不十分满意，我有时很讨厌自己，我是我自己的负担。认识你我知道了我是双子座下出生的人，我是诞生在夏天的孩子（说得多甜蜜），我有过很多梦，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更多的只是梦本身。二十八年，人生已经过去了最有生气的一半，二十八年在今天感觉着就如同异常梦，二十八，不幸的人呵，就像一张一笔勾销的发票，二十八年永远的过去了，消逝在茫茫的宇宙之中，二十八已被社会判定为负有债务的人，而我至今不愿负任何责任，我还是要去做梦，二十八已经被认为成熟又成熟的年龄了，可我对未来一无所知，我知道什么，我们永远是被动的，幸福是屈指可数的几颗瞬息而逝的彗星，接着是大段大段的空白，虚无，无数痛苦组成的寂寞，我们更多的是沉默，我们背叛是别人逼出来的，二十八年回首一下往事吧，作为一个人你生活过几天，作为狗已经有无数的岁月了，二十八年我们死过，自杀过，窒息过，我们出卖过自己，包括自己的灵魂，二十八年，我痛恨这一切二十八年，我们的心灵遭受过多么巨大的重压，我真想大喊，呐喊，然而一切又化为了沉默。让上帝作出判决吧！在审判之日，我坚信自己的灵魂之所求。在二十八年来到之际，让我再次地渴望生存吧，凡高在这个岁月开始爆发出他燃烧的灵魂，经过十年的喷放，他死在田野里，生命是多么顽强，又是多么脆弱，十年他登上了世界大师的前列，为人类留下了一千多幅杰作，而十年也把他推进了死亡的深谷，他把灵魂和热情留给了世界，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带着痛苦和绝望离开了人间。二十八，让我再次去热爱生活吧！

1987年，毛旭辉于和平村2号宿舍兼画室内

我能做什么，除了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除了做一个灯下的囚徒，我能做什么，一个魔鬼式的自我，除了在幻想的迷宫里东奔西窜，我能做什么，在平庸的生活中，在令人生厌的烦忧中，在那些不得不维护的虚假中，我能做什么，我应该行动，我时常敦促自己，然而行动是困难的，如果我们在美国西部在芝加哥，在法国的牧场上，行动又有什么不便呢？然而我们这里没有塞纳河，没有莱茵河，却有令人神经发红的白夜，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灵魂，我们有孤独的河流，有沉默的河流，有眼泪的河流。

在艺术家的那些情书里，除了没有完了的情话与呓语，就是像前面这样一些自己关于人生、艺术的陈述与讨论，散乱、突兀，夹杂着时而高兴、激动时而沮丧、悲观的情绪。以后的人的确可能会问道：在这个时期，像毛旭辉这样的艺术家究竟遭遇着什么样的困境，以致我们真的应该去同情或者理解吗？那些完全个人化甚至私密的内心世界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秘密？艺术家的阅读和写作透露了原因：当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通过中文的符号印入中国读者的大脑时，关于世界，关于社会，关于人以及关于心灵的认识就由此而开始改变。查阅那些被艺术家翻阅过的著作，看看那些当时用红色的或者蓝色的笔划下的一道道线条，以及甚至用铅笔在书本狭小的空白处留下的文字，就自然会了解到，艺术家对社会的反抗的内心出发点就是渴望曾经没有去思考过的人应该拥有的自由与权力。对孤独的感受来自对人的创造性的渴求，尼采是让人怀疑上帝与权威的导师，在西方思想再次被允许进入中国之后，很容易点燃任何一个内心渴望独立判断独立生活独立思想的人，至少，人生的探险不再属于群众性运动与官方之前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人在苏醒，人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肉，有欢乐有痛苦有寂寞，发现自己可以有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渴望去从事艺术这个神圣事业的可能性与天赋权力，而不受制于任何别的力量。凡高自然是一个直接的楷模，当毛旭辉和他的朋友们阅读了《渴望生活》这类著作后，自然会被这位荷兰人的疯狂与传说给深深地感染、刺激，他们交流凡高给提奥书信中的文字，并视其为不断诵读的圣经。从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加缪、卡夫卡、黑塞，包括那些在西方思想、艺术与文学史上的无数作者，都成为之前官方要求阅读的规定著作的替代品，那些艺术家和年轻人对这些西方著作是如此地入迷和感到受用，以致他们之间交换自己阅读的著作和外来读物是经常的事情，并且在80年代，相互帮助购买所需要的西方书籍或音乐磁带这类外来文化的东西几乎成了这些热爱文学艺术的年轻人的习惯。但是，如果将这样的阅读仅仅看成是感染与受到影响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毛旭辉这类人之所以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著作，是因为那些著作从根本上给他们提示了对人的命运与状况的关注，对人与世界的关注，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因此，从内心深处唤起了这些年轻人的生命感知与人性意识，人，个人，孤立的生命所面临的问题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这样的影响在这一代年轻的艺术家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个人从事生活冒险的依据。就像毛旭辉在给女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在1835年给自己提出了下列问题，“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弄清楚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我要知道什么事情。问题在于了解自己，认清上帝希望我做什么；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对我来说是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的观念。”这位存在主义的老祖宗在上个世纪就意识到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价值，他反复在提我、我、我，他认为个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忽视个人的特殊性而重视群众意见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人被视为尘埃而微不足道，现代人“迷失”在人群之中，离开了人群就不知所措，这一点我们早已意识到了，也为摆脱这种超自我的共性进行了自身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为何碰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与众的生活方式，而且这条路还在继续下去。我们不但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且选择了艺术，人生观和艺术融合在一起，使我们无法再忍受那种不加思索，不加选择的生活。

1987年，“红砖楼”系列作品创作期间，毛旭辉于和平村2#由红砖构建的宿舍楼留影

总之，书本里的思想与故事影响着毛旭辉，而内心与潜意识的欲望在书本中似乎找到了满足欲望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是谁、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挑动着这位年轻人的神经，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来，当然是一个很难缕清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那些西方著作、图像以及声音所产生的怂恿与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85年的5月8日，毛旭辉在毛姆的《刀锋》最后一章结束的空白页写下了很长的一段自白，他坦率地说出了为什么自己如此地沉迷于对那些小说的阅读，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感知到那些来自巴黎、伦敦、纽约以及其他欧美城市的故事以及人物，将深深地影响到他的艺术和人生：

正派是以诚实为基础。我想一个优秀小说家都是有这种良好的基础，使他们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人生的助手或者叫做朋友。文学的道德也在于此。尽管一切都是虚构，但在复杂浩瀚的叙述中，流露了作家本人对人生、世界、社会的严肃思考和检讨，这里才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有时他没有直说出来，否则就成了教科书。他通过各种人物的命运来揭示在命运之后的那些起作用的原因，那些原子和粒子，那些基本的东西，它和读者讨论一些既普通又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好对付或者不好表达，那你也尽可以与作品达到交感，这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感，是诚实的，我们看到了那里“人物”的灵魂和行动，也同时看到和开始看到自己灵魂和行为的价值和荒唐。总之它为人们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俱乐部，一块草地，一片沙滩，甚至一个殿堂，只不过这个殿堂只建立在你和书本的关系中，空间中，并不存在有真正的牧师和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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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编辑吕澎版式设计 Alien 图片致谢毛旭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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