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焦点 | 任倢：重识自然
当其他孩子还在制作飞机模型的时候，九岁的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却在自家的烤盘里制作了一条河的模型。“我把熟石膏放在烤盘中，它有不同级别的泥滩和小溪，还有小水湾。我慢慢地给小河注满水，然后清空，使潮水涌进涌出……”河流、潮汐、浮木、泥浆、太阳与月亮的运转开启了他此后的艺术生涯。
▲ 理查德·朗，一条走出的线，1967，照片，©Richard Long
与过去的艺术家抒情式地再现自然风景不同，理查德·朗致力于建立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联。1967年，他创作了作品《一条走出的线》（A Line Made by Walking）。通过行走，人类身体的能量参与到自然世界当中，与自然材料及其力量相互作用，作品即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如今，这件作品成为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为一个缩影，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家们对“自然”这一主题的重新开启和认知。
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在犹豫踟蹰的前辈们相比，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家彻底丢弃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风景画传统。自然（Nature）、土地（Land）、风景（Landscape）等词汇的含义在观念艺术的语境中被完全改变了。它们不再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一种被观看、被再现的客体，而是发展为一种文化建构，一种可以承载复杂隐喻的对象，和当时的民主政治理想相勾连，渗透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概念。
▲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环绕群岛，1980-1983，美国迈阿密比斯坎湾，摄影：Wolfgang Volz。 © 1983 Christo
例如在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作品中，有机的自然材料被引入人造的空间，人工化的材料也被刻意地堆叠在自然环境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自然现象（诸如水汽的凝结、气球在风中飘动的轨迹等等）被放大、突出，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运转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运行机制由此被关联起来，促成了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对话。同时，这些作品也呼应着当时冲破美术馆、打破画廊和拍卖行之墙的反资本主义艺术主张。包括南希·霍尔特（Nancy Holt）、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理查德·朗在内的艺术家们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推进各自的艺术实践，反复检验着身体、感知、人造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克里斯托夫妇（Christo and Jeanne-Claude）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诸多置于户外自然环境之中的艺术杰作，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它们并非如当今的公共艺术作品那样，对于公共领域和公共性有着明确的指向和思考。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亲眼得见克里斯托夫妇的作品《环绕群岛》（Surrounded Islands）（人们必须乘坐私人飞机，才能从弗洛里达州比斯坎湾高空鸟瞰被六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亮粉色聚丙烯编织布包围起来的数座小岛），其他许多作品亦是如此。政治维度超越了这些作品中的其他因素，成为支撑它们的核心。随着时代推进，当我们无意于当初的政治理想，而仅仅从审美的维度再次观看这些作品时，便会发现它们变得更像是一种美学奇观，呈现出“中空”的状态，甚至很难让人真正理解。当那些最激进的东西被淡化之后，自然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明尼克・罗欣，冰表，2015，巴黎先贤祠，摄影：Martin Argyroglo，©2015 Olafur Eliasson
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众多艺术家延续了对自然主题的兴趣，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前辈艺术家们向外部世界迈进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空间地理上的拓展，同时还将多样化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材料纳入思考当中。他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选择了相应的创作材料，并放弃人为的控制，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敏感。这些材料往往兼具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的双重特性。比如沃尔夫冈·莱普（Wolfgang Laib）作品中的花粉，安迪·高兹沃斯（Andy Goldsworthy）作品中的冰和树枝等等，它们都是极其具体、可触可感的事物，但又无一不是转瞬即逝，终将衰败腐朽。通过这些材料，艺术家将过去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内心化、更为抽象的思考——关于永恒与无常、生命与死亡、存在与时间。这些作品往往只能短暂存在，但却因此而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启示性力量。
在安东尼·格姆雷（Antony Gormley）的早期作品《重组沙漠》（Rearranged Desert）中，一些小石块呈放射状散落在无垠的沙漠里，投掷石块的人已然不在，但肉身的力量却以一种迷人的方式显现出来，与自然交织在一起。安迪·高兹沃斯（Andy Goldsworthy）脆弱而微妙的作品也具有同样动人的精神力量。身体和过程成为作品当中的重要元素。它们为观者提供了一种联想，将人类、物质、自然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些作品被重新带回城市空间，带回美术馆和社区时，这种联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使作品在脱离了自然环境之后，仍然保持着原初的意义和张力，从而有能力在新的环境中投射出新的涵义，提供为当代社会所关注的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从政治维度转向个人体验的创作实践也使这些作品具有了普遍性和开放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的体悟，创作的过程和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启发也因此可以被分享，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经验。
从这两方面而言，这些重返城市空间的“自然物”为以此为题的公共艺术创作做了必要的铺垫。出于长期展示的客观需求，艺术家从对自然材料的敏锐撷取转向了对自然动力的探索。在持续建构基于自然的共同经验的同时，当代的公共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日本艺术家新宫晋（Susumu Shingu）可被视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在他用金属材料制作的大型作品中，风、水和地心引力等自然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驱动着富于未来感的金属雕塑，使其以一种优雅的姿态和神秘的节奏持续运动，仿佛获得了某种生命力。
▲安东尼・豪，Di-Octo II，2017，不锈钢，加拿大蒙特利尔，摄影：靳华
注入了自然动力的公共艺术创作重新唤醒了科技时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和探索之心。从西奥·詹森（Theo Jansen）的海边“爬行物”，到马克·凡·弗雷特（Marc Van Vliet）在潮汐中律动的木质景观雕塑，从安东尼·豪（Anthony Howe）为里约奥运会设计的风动火炬台，到丹麦的公共景观《风帆》（Wind Waker），对于自然能量的关注似乎预示着人与自然、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的又一次深刻变动。PA
任倢，上海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
注释（略）
本文节选自任倢《重识自然》，全文刊载于《公共艺术》2019年第1期（总第58期）。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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