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C三尊铜像背后的故事（二）：尤里斯·伊文思
2016年，在第六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学院奖”的奖杯由一台3D打印机现场制作。这个奖杯一直沿用至今，它的原型其实是一台摄影机。
现场3D打印的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奖杯
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奖杯
这台摄影机来头可不小，它的故事，要从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开始说起。
伊文思肖像
永远的少年&诗意的先锋
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荷兰著名导演，纪录电影先驱。伊文思生长在一个摄影师家庭，他的父亲在继承父业研究照相技术的同时，开设了一个销售摄影器材的商店。伊文思从小耳濡目染，1911年，13岁的伊文思便拿起店里仅有的一台老式百代牌手摇摄影机，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习作《茅屋》。
《茅屋》海报
青年时期的伊文思有着丰沛饱满的乐观精神和永不褪去的创作激情，骨子里是个游吟的诗人。1927年, 身处鹿特丹市的伊文思注意到当地的一座机械桥的活动，他基于运动本身的观念，从自然中取材，并配合具有强烈戏剧性的编创，拍摄了《桥》。影片放映后, 广受好评，伊文思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两年后，他又以阿姆斯特丹的雨为主题, 创作了《雨》。通过雨天前后的各种真实情景，展现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细节变化。这两部作品是伊文思先锋电影创作风格的最佳印证，它们凭借纪录电影语言的先锋性试图打破“真实记录”与“虚构创造”之间的壁垒，以其深邃的诗意和清新的风格被公认为欧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而随着阅历的增加，伊文思的创作开始了政治与艺术的缠斗，风格也逐渐转向反映社会本真的现实主义。
青年时期的伊文思
《桥》海报
《雨》海报
“飞翔的荷兰人”&不朽的中国
这位曾被自己的祖国宣布为叛徒，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入黑名单的纪录片大师，被称为被上帝永久放逐的“飞翔的荷兰人”。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电影生涯中，“哪里有革命，他就到哪里去”，脚步遍布各个大洲、20多个国家。其中，除祖国荷兰之外，中国是伊文思拍摄时间跨度最长、拍摄作品最多的国家，他亲切地将中国称为“第二故乡”。伊文思把镜头对准普通人民，记录下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将中国20世纪的风云变幻化为影像史诗。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位电影人像伊文思一样与中国结下过如此曲折而深刻的不解之缘。
工作时的伊文思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它不仅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更是伊文思与中国长达50年的情谊的开端。伊文思在此次访华之旅结束之前，把一台埃姆牌独眼龙摄影机和2000尺胶片赠给了一位左翼电影人吴印咸。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而这台独特的摄影机，为当时正在筹建的“延安电影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正是基于这台摄影机对于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才以它为主要设计元素制作了奖杯。
《四万万人民》海报
1958年和1972年，伊文思又两度回到中国，拍摄了以中国画式的影像风格展现中国人民在冬季到春季这段时间真实生活的纪录片《早春》，以及饱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题材纪录片《愚公移山》。1985年，87岁的伊文思在自我的矛盾和痛苦的反思中，决意不再关注社会政治的纷争，而选择释放压抑已久的诗性，回归最初的少年意气。《风的故事》是伊文思的封镜之作，该片拍摄的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伊文思不停追逐风的踪迹，内容天马行空，充满诗意的想象和绵延的启发。这部诗化的作品既是伊文思内心世界的深度探险，更是伊文思与中国50年友谊的总结。
《早春》海报
《愚公移山》海报
《风的故事》海报
我与中国的交往远非简单的政治交往。这个国家教会我的东西太多了：一种处世方法，一种对生活所持的态度。近年来我感受到两种交往差别的分量。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我既非汉学家，又非专家，也非来华三四十年的外籍人。我与埃德加·斯诺不同，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深信无任何一个西方人有像我这样同中国的关系。它在双重意义上说来都是确实的，因为对中国人说来同样是破常规的事情。他们收养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人。
——尤里斯·伊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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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陈朵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