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的反剩女话语：舆论暴力与代际冲突下的哀嚎
2019年4月，继《网瘾》之后，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和肖什·莎赫拉姆拍摄的第二部中国社会题材纪录片——《剩女》（Leftover Women）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并于2020年2月10日在美国PBS电视台播出。这部历时四年拍摄的纪录片着眼女性议题，讲述了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三位未婚中国女性应对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艰难寻求出路的故事。
“剩女”一词最早起源于日本，随后传入中国。在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剩女”一词正式成为官方词汇，意指过了适婚年龄但仍未结婚的女性。此后，在大众媒介的建构中，“剩女”群体被赋予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挑剔、焦虑、不孝等标签。自此，一场针对适龄未婚女性的群体压迫开始了。
在纪录片《剩女》中，三位女主人公的年龄、性格、职业、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为“未婚”的共性，遭遇了来自外界社会的舆论暴力和家庭内部的重压并深受折磨。尽管影片中样本数量有限，在短短85分钟的视频素材里，中国适龄未婚女性的生存困境也可见一斑。
男权社会的舆论暴力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他者，并长期作为第二性存在。在“剩女”所处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被物化为婚恋市场上供男性挑选的商品，被男性挑走的是“合格品”，被剩下的则是“次品”。社会将舆论作为工具，向“剩女”灌输这一标准，迫使其产生自卑感与危机感，进而降低择偶标准。而当“没人要”的“剩女”反常地表现出自我欣赏和自我接纳，并试图挑战男权制定的标准时，则会遭到疯狂的贬低和打压。
“首先，你不漂亮，你不是美女。第二，你的年龄真的很大了。”
“所以在婚姻市场里面，你不要想‘我现在状态很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年轻’，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你会有这种想法吗？不生育？你是要男士接受你不生育的想法？你现在是选择单身还是婚姻呢？（选择婚姻的话）你就不能选择不生孩子。”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称，权力是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强大社会力量，这种支配性力量制约或者役使着社会实践主体，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在男权社会中，为了维系男性的性别专权，“贤妻良母”被设定成女性唯一可行的人生轨道，一个“合格”的女性应当是弱势的、是可被驯服的、是依赖于男性生存的。一旦女性偏离了这一预设，表现出强大的苗头，要撼动男性的主导地位时，舆论就会为其贴上自私、强势、没有女人味的标签，来对其施加惩罚。
“你把这段关系的问题，还是归结到（男方）不做家务这件事上对吧？所以在你的重压下（关系破裂了）。”
“我觉得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性格有点硬，还是需要柔一点。”
“每个山东男生都有这种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我觉得我在未来的婚姻里，我还是希望我占主导地位的。”
“我不希望女生比我强太多。很多东西，一下都是女生去做决定了，有时候就是任性吧。”
“律师多厉害啊，拿几条法律我就完蛋了。要是（两个人）有矛盾了，就分自己家，法条什么的都出来了，我受不了。咱不谈了好吗？我害怕了，我这老太太不敢说了。”
婚姻观念的代际冲突
“你说你不结婚以后，邻居得怎么议论？你不想想以后出了这个门，他们会怎么说？”
在中国的传统中，以“孝”文化为维系，形成了由家庭、家族、宗族为小集体构成的社会大集体，集体主义贯穿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而婚姻作为构建家庭——这一最基本集体单元的工具，是集体社会形成的基础，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着特殊的符号意义。因而，在中国传统婚恋观念当中，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当新时代的女性基于在个体化社会中习得的经验，实行自己支配婚姻的权力时，则会被保守的父母长辈认为是失德失范的，是对传统的悖离，进而遭受来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的谴责。
“你闹个病闹个灾，你跟谁说啊？谁照应你啊？”
在传统社会，一方面，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为体力劳动，处于体力弱势的女性被迫选择从事家庭内部相对轻等的劳动，并以此换取丈夫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人在年迈丧失劳动能力后需要依靠子女的照料，也因此形成了“养儿防老”的观念。然而，现代社会中职业选择更加丰富，女性可以依靠自己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养老问题也可以通过商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婚姻保障功能的衰退造成代际间的认知落差，进而导致了父母子女间的冲突。
“不结婚可不就是判刑，再幸福它也不叫幸福。”
在《生育制度》一书中，人类学家费孝通阐述了传统中国婚姻与生育的关联性，他认为，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两性的关系。体现在夫妻关系上，表现为生育逻辑优先于婚姻，延续香火是婚姻的核心意义，而夫妻间的感情并非必需品。因此，父母一代的传统观念中，幸福感往往来自于家庭和睦与子孙绵长，而年轻人基于个人体验，以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平等爱情为标准的幸福观则很难被接受。
“（结婚）不是好处不好处的，二十岁就是应当结婚的年龄。”
美国学者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阐述了生命历程理论，即“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他认为“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级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这一理论在传统婚恋观念中体现在，一个人的恋爱、结婚、生育行为都应当发生在“恰当的年龄”，而“恰当的年龄”则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但这种基于宏观视角的理论却忽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性，本质上是集体主义对个体的压制。尤其是在男权社会中，“恰当的年龄”对女性的限制更加苛刻，当女性选择过早或过晚地婚恋和生育时，就会因违背社会期望而受到保守派的指责。
女性应对：妥协、挣扎与突围
妥协
36岁的蔡琪与男友闪婚后搬到广州生活，并在同年怀孕生子。
“一位女性，在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同时，又是怎样看待婚姻的呢？我认为要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并守在那个位置上。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我觉得合适的人出现，那我究竟是继续保持单身，还是说我要向生活妥协。”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孩子的人，但他（我的丈夫）很想要孩子，在当时来看是我对他做出的一个妥协，我想那好吧，可以生一个孩子糊弄糊弄他（笑）。”
“我没有说婚姻是个成功的结局，我只是说阶段性的来看，我现在很快乐。我这样对比我的生活，在结婚之前，我的生活很有趣、很丰富，结婚之后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很无聊。”
“但是，我更幸福了，更美好了一些。”
挣扎
28岁的徐敏试图挑战母亲的权威，却以母亲激烈的反击告终。
“两岁的时候，我妈拉着我走，我不走，她就把我放那儿了，自己走了。”
“不听妈妈的话就意味着被抛弃。”
“（两岁的自己）她哭了，站在大街上哭得很伤心。（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想抱抱她，安慰她说，你别哭了。”
“我从小就因为你，一直控制我，从小到大好多事情我都说不过你，我反抗不了。我从小就觉得你和我们不一样，我和我爸都特别怕你。我觉得我选的男朋友没什么不行，特次的我也看不上，可是你从来不尊重我们。”
“我怎么长大的，我就是因为怕你，一直怕你，我就这样长大了。”
突围
34岁的邱华美选择赴法国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与德国丈夫结婚，现定居慕尼黑。
“只要不结婚就是不正常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说你，四面八方都是嘴巴。我想过一种生活，就是没有这些声音，我只生活就好了。像中国女人以前裹小脚一样，现在社会要求的状况就是鞋子小一号，无论你脚多大都要钻到那个鞋子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随便穿穿就很舒服，但对于我这样脚大的、喜欢到处乱跑的，我就适应不了。我对于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梦想，那双鞋子穿进去夹脚，疼，我不想穿它。”
“最近，我已经打算去法国留学，去读一个硕士学位。我是一个奋力挣扎的人，我觉得不管是‘剩女’也好，‘单身狗’也好，我觉得我会挣扎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战胜了它。但还是觉得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胜利，还是觉得很害怕，觉得像在一个大海里马上要溺水了，但依然有四面八方的水涌过来，感觉自己要被淹死了。所以我就想，从大海中逃出来，逃到陆地上，再继续奋力地奔跑。”
“其实我是很安全的，没有人直接冲我捅刀子，却还是感觉不安，还是要不停地奔跑和战斗。因为敌人千军万马，我只有一个人，我能做的只有一边战斗一边撤退。”
“我常常想，我好端端的人生怎么过成了这个样子，只是因为不结婚的问题，我过上了战斗的生活、逃亡的生活。”
结语
随着教育公平的提升、职业社会的发展、福利制度的完善、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等，传统的婚姻观念正在经受现代社会的冲击。当代女性在知识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加持下，对于自身的需求更加明确，面对婚姻也更加理智和清醒。事实上，在中国男女性别比例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剩女”并非是人口学意义上真正的“问题”，而是男权社会建构出的伪命题，是夫权压榨妻子价值、父权树立家长权威的工具。而当代中国女性对婚姻表现出的集体恐惧和焦虑，也并非来自爱情和生育本身，而是出于对社会身份转变后自主权利被剥夺的担忧。只有到两性平等真正实现之时，婚姻才将不再是女性生命里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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