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疫情纪录片的叙事创新与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以CGTN《武汉战疫纪》为例

【内容摘要】由CGTN创作的疫情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在电视端和网络端上线播出后取得了可观的传播量，全球观看总量破亿，并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可。本文通过节目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以及对You Tube平台的评论文本的定量分析，结合叙事学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理论对《武汉战疫纪》进行深入研究，探究疫情主题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之道。

【关键词】CGTN；纪录片；国际传播；叙事；传播效果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上充斥着各类声音，其中不乏“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疫情源头论”抑或“中国不透明论”等污名化论调，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带来挑战。在国际传播格局以西方舆论话语占据优势的背景下，CGTN作为我国外宣阵地，如何代表中国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声音”，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成为我国新冠疫情国际报道层面的重大课题。

在以疫情为主题的诸多纪录片中，33分钟的英语新闻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取得了极佳的国际传播成果。作为首部展现武汉“抗疫”历程的全景式纪录片，《武汉战疫纪》于2020年2月28日在CGTN英语频道播出，并在CGTN官网、App, CGTN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YouTube、Twitter、Facebook）上线，其在各平台的观看量总计破亿，引起海外媒体高度关注，相继被美国广播公司（ABC）、英国Channel4电视台、法国TV5 MONDE电视台、意大利TGCOM24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日本朝日电视台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5家境外电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采用。截止到2020年4月28日，其在YouTube平台上的播放量以超1700万次，排进CGTN账号所有内容的播放量前五名，也是前五名里唯一的一条纪录长片，成为全球网友了解中国“抗疫”真实情况的一扇窗口。因此，对《武汉战疫纪》进行相关研究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一

叙事分析：客观平衡，真实动人

《武汉战疫纪》以“封城”后武汉城内的真实生活状态为内容，选取医生、护士、快递小哥、新冠肺炎感染者、社区志愿者等个体为拍摄对象，聚焦小人物的故事与情感，平实动人。

1.叙事主题

叙事不仅是对故事的呈现，也是对主题的呈现，叙事主题里包含了意义、情感、启发等。《武汉战疫纪》的主题选取规避了传统概念中的“正面宣传”，全片并非一味歌功颂德，而是展现“封城”后武汉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既有悲凉的底色，也有每一名个体积极抗疫的顽强。纪录片欲扬先抑，用客观平衡的主题设置，既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也获得了国际受众的信任，从而引发共鸣。

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真实性。但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纪录片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尤其是新闻纪录片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不够真实。除了关于真实性的偏见，在当下全球新闻舆论格局“西强我弱”、传播平台掌控在别人手中的情况下，我国纪录片有时甚至被“选择性忽视”，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经常碰壁。导演葛云飞认为，要打破这种认知偏见，在国际传播中“破局”，首先就要在叙事主题上做到平衡，做到“不宣传”。纪录片要敢于面对问题，敢于回应国际关切，把客观真实的事实呈献给受众，如此才能占领国际传播阵地。

与传统的政府成果视角不同，导演大胆选择了“悲凉”的底色。这样的底色，与国际受众的认知一致，也易于传播。《武汉战疫纪》的开篇部分通过空荡的街头、流浪在地下车库的外来务工人员、拥挤的发热门诊、情绪紧张的武汉市民等视觉符号，以最为接近现场的方式向全世界呈现了武汉抗疫过程中的困难与艰辛。在武汉“封城”一个月的时间节点上，影片大胆提及了诸多“敏感话题”，如李文亮医生去世、超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病毒、湖北“换帅”等，悲凉的主题传递出一种直面问题的态度，这不仅是对纪实影像意义的坚守，同时也是一种赢得观众的巧妙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进，《武汉战疫纪》又通过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护士、积极排查居民健康状况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协助运送医疗物资的志愿者、快递小哥等积极抗疫的个体，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抗疫过程中的中国速度、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在“平衡叙事”的基础上实现了情感基调的巧妙转变。

正如导演葛云飞所说，“希望这部片子兼顾悲凉与正面，只有把苦难表达清楚，后期取得的成就才更有价值”。纪录片中悲凉底色的选择，不仅保证了全片的真实性与平衡性，也巧妙突破了西方受众的心理壁垒，提升了传播效果。

2.叙事视角

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区分了三类聚焦模式：第一，“零聚焦”或“无聚焦”，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述。第二，“内聚焦”，叙述者仅叙述某个体知道的情况。第三，“外聚焦”，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言行。《武汉战疫纪》全片以“小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大量的内聚焦叙事营造了一种在场感，同时，作为观察者的解说仅陈述客观事实（如疫情数据、相关政策等），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

（1）内聚焦视角

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国际传播正日益走向微观化、个体化（个人化）和个性化（差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跨国性的人际传播。《武汉战疫纪》在33分钟的时间内融入了23组被摄对象，内聚焦视角的大量使用不仅增加了内容的可信度，也营造了一种亲历者与受众在场对话的人际传播氛围。比如护士对着镜头讲述每天有打不完针的患者，医生唐欣展示自己因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全身起了湿疹，被及时转运至隔离点的轻症患者讲述隔离点饭菜可口，方舱医院的患者表示国家报销全部医药费等画面，通过每一个疫情亲历者的叙述，使得疫情之下的真实生活变得可感可知。

普通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亲历者，也是抗击肺炎的“战斗者”。他们的小故事可以从微观展现武汉城中的战疫一线图景，凸显中国人民的抗疫“合力”。正如导演所说的，“武汉不仅有医护工作者的故事，也有全民的故事，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种聚焦个体、接地气的纪录手法，有利于打通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让许多对中国还很陌生的西方人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找到共鸣，实现国际受众观赏的深入参与。

（2）外聚焦视角

《武汉战疫纪》一片中，解说占比很小，仅作为“局外人”串联各部分内容，提供背景信息（如感染人数、政策等）。比如在介绍火神山医院时，解说词为“一座崭新的医院破土动工，新建的火神山医院将提供1000个床位……”，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客观，并未渲染其建设速度（而是通过紧接着的项目负责人的采访“能快尽量快”来凸显战疫中的中国速度）。这种客观中立，不附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外聚焦叙事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在国际传播之中，避免了引起受众反感的可能。

3.叙事逻辑

在传统外宣纪录片制作中，历史中的当事人仅发挥辅助功能，并未成为主要叙事者。《武汉战疫纪》则将叙事的主体权力交给身处故事中的普通人，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叙事权力让渡。导演葛云飞认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尤其要注重叙事的逻辑，创作者要用事实说话，避免带有价值判断的解说，不轻易挑动观众的情绪，将情绪表达交由片中的主人公来完成，从而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行完成价值判断。

比如在结尾部分，解说用一段事实的陈述——“在武汉，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不必再为核酸检测等待数日，每天的新增病例不断减少，医护人员还不能放松，整个国家都在为他们加油鼓劲”，引出了护士谢晶晶的独白：“各地对我们的这种生活上的帮助，生活上的改善，人员上的改善，特别感激，是真心感激……”解说“云淡风轻”地陈述事实，片中人物的独白则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现出举国上下对武汉的支持，也表达出了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的真实情感。

当平衡的主题设置使得观众对疫情的基本背景形成客观认知，医生护士、志愿者以及患者等不同群体的态度表达则能够起到帮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完成价值判断的关键作用。观众通过与人物的共情感知武汉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为，感知政府的行动，纪录片也由此完成了巧妙的议程设置。

4.叙事语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观众的注意力往往容易快速消散，如何通过视听层面的创新吸引海外观众的注意力成为了《武汉战疫纪》国际传播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另一大课题。

首先，在视觉语言层面，导演以戏剧性思维结构叙事，“每隔两三分钟就会抛出一个悬念点”，从而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比如开篇用大约两分钟的篇幅讲述了火车站关闭后借宿地下停车场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随后迅速切换到医生赵志刚感染病毒的故事，两分钟后又引入了护士谢晶晶对发热门诊人满为患的场景的描述。三个段落，场景有跨度、景别有区分、人物有差异，画面信息的快速切换提高了全片的叙事节奏。同时，对护士在工作间隙取盒饭到休息室吃饭以及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登记居民健康状况的长镜头跟拍，也发挥了纪实影像的独特魅力，用充满未知但又真实可信的镜头语言，令观众沉浸。

新技术的赋权也让记录者能够突破拍摄条件的限制，为观众展示诸多前所未有的画面。《武汉战疫纪》的摄制团队只有编导和摄像两人，轻量化设备的使用不仅使得两人能够进行双机位拍摄，还能够增强拍摄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进入红区拍摄时，由于消毒的要求，大设备无法带入，Osmo和Go Pro这种轻量化的设备帮助创作者记录下了诸多珍贵的素材。虽然经过消毒之后，设备不幸损坏，但记录在SD卡中的宝贵素材得以留存。民用无人机的使用也让记录者能够通过航拍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宏观视角，增强了画面的表达效果与作品的史诗感。

其次，在声音方面，导演选用了大量史诗性背景音乐，配合画面，一同营造了相应的情绪。比如在全片开头，导演选用了悲壮的背景音乐来配合武汉“封城”的航拍镜头，突出了形势的严峻；当结尾局面逐渐好转时，背景音乐也逐渐活泼，钢琴和弦乐的配合在沉淀情绪的同时也给观众以希望之感。

《武汉战疫纪》采用多线叙事，以点带面，迅速建构了武汉“封城”后的横剖面，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不同镜头语言最终都为结尾的“逆境中孕育着希望”的主题表达形成了铺垫。

二

传播效果分析

希伦·A.洛厄里（Shearon A. Lowery）、梅尔文·L.德弗勒（Melvln L. De Fleur）等人的媒介传播效果框架将信息传播效果划分为三个层面，即认知层面、情感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认知层面效果是网络信息传播整体效果的基础，是信息传播中信息受众对所接收信息的初始反应。情感态度层面效果在网络信息传播整体效果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既是对认知层面效果的反映，又是行为层面效果的直接动因。而行为层面效果则是网络信息传播效果的最终体现，是受众的行动体现。网络信息传播是一个通过改变认知、影响情感、最终指导行动的过程。

研究者于2020年4月28日（即《武汉战疫纪》上线2个月之际）使用Python软件抓取了You Tube平台上《武汉战疫纪》的全部评论，共计13627条（不包括单条评论的回复内容）。剔除中文样本（由于研究者试图聚焦于海外评论）、非英文样本（由于研究者的语言局限）、纯表情样本以及纯网页链接文本，最终获得12659条评论文本，以此建立语料库，试图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系统分析《武汉战疫纪》的国际传播效果。

使用Ant Conc对12659条评论文本进行词频计量，并使用Ant Conc内置的Lemma List词表将同义词的不同形式（词性、词形）归类为相同结果，去掉虚词，得到以下结果。（见表1）

表1 《武汉战疫纪》YouTube评论文本主题词频数分析（去除虚词）

1.认知层面

从评论文本主题词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受众在认知层面的解码集中于国别/政治符号与身份符号。其中，受众关于国别/政治符号的解码是一种协商式解码，受众关于片中主人公的身份符号的解码是一种主导式解码。

（1）关于国别/政治符号的协商式解码

在与地区相关的关键词中，“China”“world”“Chinese”“wuhan”的频数略高于“country”“government”，这表明受众对《武汉战疫纪》的解码既有对武汉地区以及全球的关心，也有政治层面的讨论。其中，有关政治层面的讨论热度相对较低，且态度较为中立客观，是一种协商式解码。

通过对包含“world”一词的评论文本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受众并未将中国、武汉放置在自己的对立面，而是表现出一种共同面对疫情的态度，比如有网友写道：“我们应该停止仇恨，携手建设美好世界。”

而通过对“government”一词的溯源，可以发现，尽管国际受众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存在一定的负面认知，但总体来说，国际受众还是能够感知到中国政府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所采取的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比如有评论写道：“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我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感到骄傲。”“我听说中国政府不关心民众，现在我发现这是骗人的。”

《武汉战疫纪》通过对叙事权力的让渡，尽可能地淡化了创作者在叙事时的政治立场，因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观众关于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对抗式解码”。

（2）关于抗疫主体身份认知的主导式解码

在有关职业身份的关键词中，“people” “doctor” “nurse”所指代的武汉市民以及医护群体成为受众讨论的热点。将评论按点赞数排序，前20条热门评论中有11条都提到了“医护人员”“视频背后的人”这样的群体代词。国际受众关于片中人物身份认知的“主导式解码”也印证了《武汉战疫纪》平民化叙事的成功。

点赞数排名第18的热评写道：“无法用语言描述所有受影响的人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程度：医生、警察、士兵、医务兵、文职人员和公民。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是在他/她之前重视他人，而这正是在这些时候在受影响的人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混乱中，善依然存在。希望占据上风。多爱，加油！”这种关于普通群体的身份认知也成为受众的情感表达的基础。正如热评第一名所展现的：“这些医生和护士正处于战争中。勇敢的士兵保护人民。非常尊重（他们）。”

2.情感态度层面

明晰海外网友的情感所指，有利于考察跨文化的共义域，即跨文化交流主体共同的经验范围所构成的交流语境和背景。共义域作为不同文化交互的立足点和交集圈，越广泛，越有利于缩短文化间的距离，形成文化间的共振。从You Tube平台赞/踩比来看，《武汉战疫纪》收到18万点赞，8921次“不喜欢”，赞/踩比约为20：1，这说明国际受众对《武汉战疫纪》总体持认可态度。而从评论文本来看，对评论中态度类形容词进行独立的频数统计，可发现“pray”“respect”“bless”“love”排名靠前。总体而言，众多评论表达的是对于武汉人民的同情，祈祷疫情迅速消散以及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与致敬。背后所蕴含的是一种基于博爱以及尊重生命的价值的情感取向。

《武汉战疫纪》You Tube平台播放数据

（采样时间：2020.4.28）

研究者回溯了高频词“respect”的上下文语境后发现，“致敬”的情感表达主要建立在三种价值理念上。第一种是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英勇无畏的奉献的感激与致敬；第二种是对武汉人民遵守“封城”规定防止病毒扩散而作出的巨大牺牲的尊重与感谢；第三种则是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祝福与肯定。

除了对正面指向的态度的关键词进行追踪，研究者还对负面情感词语“dislike”进行了溯源。出乎意料的是，除了极个别网友对影片真实性存疑之外，国际受众使用“dislike”一词并不是表达其本意“不喜欢”，而是质疑或反对给视频点差评的网友，因而表达的是积极情感。例如有评论写道，“这是一部很棒的纪录片，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这个视频？”“800个无情的人点了dislike。”“我为那些不喜欢这个视频的人感到羞耻。”这些评论也从侧面说明国际受众的意见是相对统一的，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国际受众能够通过纪录片中的人物和故事产生共情，建立起共同抗疫的情感连接。

3.行为层面

从认知到情感，再到产生行为，往往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效果逐渐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武汉战疫纪》的评论中，不仅有感动落泪、为全世界祈祷的内容，更有不少评论传达出呼吁正视病毒、反对歧视的行为意向。比如排名第6的热评：“我看着这件事泪流满面，中国人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中国以外的世界却对那一流行病开玩笑。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和平与爱。”

通过对“stop”一词所在语句的分析也可以发现，“stop”常与“blame”“racist”“hate”等词语连用，表达出一种对国际舆论中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反对。比如有网友评论道：“请不要再传播负能量，停止种族主义，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停止责备，互帮互助！”

《武汉战疫纪》对疫情下的生活状态的展示以及对每一个小人物积极抗疫的形象描摹帮助国际受众建立了客观的认知，渲染了奋力抗疫的情绪，最终促成了受众主动传递正面舆论的行为，为国际舆论的改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

结语

总的来说，《武汉战疫纪》取得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叙事层面的观念创新。纪录片通过客观平衡的主题设置，内聚焦和外聚焦视角的结合，让渡叙事权力，由观众自行判断情感价值的叙事逻辑以及国际化的叙事语言等维度的叙事创新，建立起了一个优质的国际传播文本。

国际受众对《武汉战疫纪》的解码总体来说是非对抗的。纪录片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战疫故事，打破了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壁垒，成功地建立起了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感连接，从而改善了国际受众对新冠疫情的偏见认知，最终体现在以“尊重”“关爱”“停止歧视”为核心的评论文本中。

笔者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中国电视》2020年第9期。

作者介绍：

李宁，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师、博士；徐嘉伟，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广播电视学硕士；《武汉战疫纪》导演葛云飞对本文亦有贡献。

葛云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英语频道导演、主任记者，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国际新闻学专业（硕士）校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2020年2月4日，葛云飞作为总台第4批增援记者，从广州自驾抵达武汉。到达武汉第二天，他就全副武装进入到最危险的“红区”，深入采访隔离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从2月4日至4月25日，葛云飞和团队在武汉整整工作了82天，见证并记录了武汉疫情发展的几乎所有阶段。其作品《武汉战疫纪》与《中国战疫纪》上线播出后引发中外受众的广泛关注，向世界传递了疫情之中，真实的武汉图景与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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