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珠三角的区域治理与空间结构演化

查看原文

其他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珠三角的区域治理与空间结构演化

Original 2017-09-22 郭炎，项振海等 SYSU城市化研究院

点击上方“公众号” 可以订阅哦！

作者

郭　炎，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讲师

项振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袁奇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

郭炎, 项振海, 袁奇峰.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珠三角的区域治理与空间结构演化[J].城市建筑, 2017(4):41-46.

摘要　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是时下的热点研究领域，但以此视角探究我国典型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研究较少，造成该理论与中国区域发展实证之间的断联。此外，如何协调政府间的竞争发展与区域协调治理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也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本文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资本循环、尺度重构和区域空间结构互动机制的概念框架，并以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经济区为典型案例，聚焦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实证研究发现，珠三角每次资本转型进入新的循环都配以尺度结构的上移，从村镇到城市再到城市区域，进而推动了区域空间结构由初始的“广州独大+节点分散布局”到“穗港发展走廊”，再进一步演化为“港深都市区”与“广佛都市区”的两极化、节点互联互通的网络化发展格局。研究揭示了过往资本循环与尺度重构互促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区域治理优化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资本循环　尺度重构　空间生产　区域空间结构

日益深化的全球化使城市区域逐步取代了国家和单一城市，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面对全球资本的快速流动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如何创新区域治理模式推动空间结构优化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学术议题。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内涵，从特定区域的资本循环（资本主义再生）和空间管制尺度的变化来探讨区域的空间生产，为探究我国区域治理与空间结构演化的互动机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增值经由三重循环：在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领域（制造业）的初级循环、城市物质环境生产（房地产）的第二重循环、维持劳动力（福利）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创新）的第三重循环[1]。既有研究指出我国经历了第一、第二重循环，试图或正迈向第三重循环[2,3]。同时，城市的管制尺度也正由城市尺度向区域尺度转型，这意味着以区域协作治理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的兴起[4,5]。这些研究为探索我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和机制奠定了基础，但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我国典型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文献较少，对新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的中国实证有待补充。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珠江三角洲早期的先行先试探索出一套别具特色的发展模式。2000年后，随着我国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普及，珠三角与我国其他地区面临着相似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背景。正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并存，使得我们有可能观察到珠三角区域治理和空间结构演化间的协同规律和互动机制。本文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构建资本循环、尺度重构和区域空间生产三个维度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并从这些维度分阶段地梳理珠三角的发展历程，总结规律，对空间结构演化的未来趋势进行判断，提出优化治理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

理论架构：资本循环、尺度重构

与区域空间生产

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析，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Lefebvre [6]和Harvey[7]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理论，阐述资本循环与空间生产的关系。Harvey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循环每一次危机的化解都需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修复来完成。在时间上，资本可在本地由第一重循环转向第二、第三重循环，局部固化资本，延缓资本进入“流动空间”，为资本重新进入生产领域做准备。在空间上，资本积累会不断扩张地域范围来启动循环，由地方到区域再到全球。这种“时空修复（temporal-spatial fix）”是以“空间的生产”和“空间的结构”为前提的，即只有通过构建那些相对稳定与静止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规范（地域固有的社会结构），才能实现物资在空间的高速流动。[8]

让资本“固着”的地方空间被称为“地域组织（territorial organization）”，如城市或国家。[8,9]资本“固着”在某个“地域组织”上的过程，被称为“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9]资本进入“流动空间”，离开原有社会地域结构，完成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10]通过“空间修复”，资本在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空间上构筑新的社会地域结构，实施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8]因此，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就是一次时空修复的过程，是资本转型，进行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

资本的再地域化以地域组织的尺度重组为基础。尺度重组（rescaling）是创新尺度结构①的过程，指特定地域组织的权力和对资本的控制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化[11,9]。面对危机，资本剧烈转型，产生强大动力，致使其原有的特定历史地理条件过时，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资本再地域化浪潮。资本再地域化要求重构地域组织，调整支撑资本转型的尺度结构，为新一轮资本扩张创造出全新的地理架构。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提升境内区域或城市的竞争力，进而吸引资本，地域组织策略性地改造自己，进行尺度重组，使自己符合资本的要求。[8,9]

国家层面，通过权力的上移（scaling up）形成超国家尺度管制，如欧盟、东盟等超国家组织；向下（scaling down）将调解经济发展的权力赋予区域和地方形成次国家尺度空间，如大伦敦都市区、长江三角洲等城市区域。国家尺度重组通过在超国家层次形成的新的资本流动方式来提高次国家层次增长极的全球竞争力。城市层面，权利向上转移表现为城市体系日益脱离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融入世界城市体系；向下则表现为多中心的城市区域和新产业空间的涌现。[9]国家治理权力的下移和城市治理权力的上移使城市区域日益成为资本全球化中重要的“全球—地方”空间。

上述讨论阐述了四个同步的转型过程：①资本由第一重循环转向第二、第三重循环；②区域的尺度结构从城市作为资本循环的地理平台转向城市区域，即城市间各自孤立的发展转向相互协同发展，或生产的分工与整合由城市尺度扩大到区域尺度；③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朝加速资本流动的方向演化，由点状孤立的城镇格局，转向城镇拼贴与局部互联，再到城镇的网络化，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④治理结构由城市行政边界管制转向区域治理，生产组织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密切分工与协同。下文以此为基准进行实证研究。

二

工业化、小城镇尺度与区域分散的空间格局

1. 低成本要素红利驱动的工业化

1978年的改革开放减弱了计划经济时代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约束。内资和外资开始自我循环和空间修复，在珠三角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

（1）深圳、珠海特区的设立使开放政策得以落地，珠三角成了全球资本为化解危机进行“空间修复”的理想地域组织。港、澳、台资，日资和欧美等外资先后登陆，外部资本进入政府工业区享受廉价土地政策，或租用廉价的村庄土地、厂房，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在珠三角推动了第一重循环。外资的地域化，使珠三角成功嵌入全球生产体系，逐渐成为 “世界工厂”。

（2）计划经济时代，轻消费、重生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造成了生产性积累过剩和消费资料短缺[12]，而随后农民收入的增加又加剧了这种短缺。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本地资本也开始流向乡镇地域，以乡镇企业为载体，进入消费资料生产的循环。由生产资料生产向消费资料生产的转移自然成为资本流动的潜在方向，“势能”巨大。农村的一系列改革则释放了这种势能：分田到户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允许农民用集体土地举办企业保障了土地的获取；财政包干制度让剩余资本留在企业，激发了办厂积极性和资本在当地的积累。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集体土地，当地资本的自我修复推动了乡镇企业（包括乡镇民营）的快速发展：根据《广东统计年鉴》1978~1991年的统计可知，广东乡镇企业从1980年的9.73万个增加到了1990年的119.65万个，轻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56.61%增加到1990年的67%。

2. 村镇作为资本地域化的主要尺度

为了响应资本在珠三角的地域化，地方政府随即对地域组织的尺度结构进行了重构。

（1）大量增加“设市”城市，下放经济发展权力以推动发展竞赛，以优惠条件招商引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省—地区—市（县）②”的尺度结构，行政地域过大、权力过于集中、发展主体过少且发展权限不够，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资本集聚。因此，珠三角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撤销地区，设立“地级市”，实行了市带县的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又通过“撤县设市”，大量设置县级市，进一步分权。截至1994年，珠三角全域共9个地级市，辖16个县级市和3个县③。

（2）县级政府进一步向镇、村赋权。在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农村地域组织尺度结构中，发展经济活动（尤其是非农活动）的权限过度集中于“公社”，难以发挥次级主体的积极性。此外，受“严控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指引，上述尺度结构被“镇—村”结构所代替：“公社”改为“建制镇”④，“大队”改为“行政村”后被法定为农村自治管理的单元。

因为鼓励建制镇和村庄直接对外招商引资、创办乡镇企业，而默认农村为发展“乡镇企业”可以将集体土地“农转非”。巨量的低成本土地投入使得村庄成为资本第一重循环的主要尺度，而产业链在地域上的相对集聚则创造出大量“专业镇”。镇、村从此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主体，也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外合法性不明确的资本实现地域化提供了可依托的平台：个体户借乡镇企业之名创办企业，港澳资本依托村庄族缘进入珠三角，外部资本与乡镇企业以合作、合资形式办厂降低经营风险等。根据1995年的珠三角统计资料可知，小城镇利用外资的比重从1980年的23.6%增加到了1993年的46.5%，中小城市共计占64.6%。不管是珠三角东岸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西岸地区内生型企业基本都集聚在小城镇、专业镇。

以珠江三角洲“四小虎”之一的东莞为例，该市长期由对“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偏好的农村集体决定城市产业结构，既可以按市价出租集体建设用地，又可以取得一定的工缴费，还可以为村民住宅招揽租户。在全盛时期，东莞常住人口过千万，是广东省内人口规模仅次于广州和深圳的城市。

3. 区域城镇格局：广州一枝独大、两岸星罗棋布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人口240万，是珠三角唯一的特大城市。广州对珠三角GDP的贡献率达44%，可谓“一枝独秀”（图1）。具有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只有佛山。深圳、江门和中山的人口都不足20万。随着资本时代的到来，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共同推动了区域城镇空间结构的演化。珠三角形成了东岸、西岸、珠海和广州四个次区域。

图1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的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

（1）东岸地区是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外资企业集聚区。深圳特区⑤早期承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年均50%的经济增速使深圳在1990年便成为珠三角的第二大经济体。1990年前后，从事加工贸易的港资和台资在东莞快速集聚，使其成为了全球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⑥，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一个县域的土地资源禀赋成就了珠三角经济规模第四的地级城市。

除了深圳“特区”内是在市级政府主导下通过征地拆迁进行建设，因而形成紧凑的都市空间形态外，其他地方都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专业镇空间形态⑦。这些专业镇依托广深高速、广深铁路轴向布局⑧，具有明显的香港指向性。

（2）西岸地区，包括佛山、中山、江门和肇庆部分地区，是以集体和私营“乡镇企业”为主，外资为辅的“内向型”企业集聚区。佛山市的南海提倡县、镇、村、个体或联合体“六个轮子一起转”，发展集体企业、培育民营企业；顺德以镇办企业带动市属和民营企业发展；中山则以市属企业带动村镇和民营企业发展。这些产品内销的企业在专业镇集聚，依托广州的技术和市场辐射发展，沿325国道和105国道布局，具有明显的广州指向性。

（3）珠海经济特区走的是另一条发展道路。澳门单一的博彩和酒店服务业难以像香港之于深圳作为强大的辐射源带动珠海发展。在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珠海一早便提出发展重工业、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和旅游业，但结果并不理想，到1996年经济总量在珠三角九市之中名列第八。

（4）广州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光环开始褪色。受严控大城市规模政策的影响，空间生产被局限在老城区1 445 km2的范围内。由于国企比重大、意识形态保守，争夺资本的积极性不大。虽然在市内设立了一系列经济开发区，但经济增速落后于其他城市；1978年到1990年，其首位度从3.01降到了1.86，对珠三角GDP的贡献从44%降到了32%；经济总量上被深圳逐渐逼近。

到20世纪90年代末，珠三角的城镇格局和空间结构特征为：广州依然是最强的一极，辐射带动西岸地区；东岸，资本逐步极化于深圳，大量专业镇兴起于穗港交通沿线的东莞，穗港经济走廊初具雏形；珠海则相对独立地缓慢发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集聚于小城镇和村庄，形成了“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形态（如图2）。

图2　20世纪90年代末期，珠三角的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

三

城市化、城市协调治理与都市区“极化”

1. 土地经济租金助推的城市化

随着中国嵌入全球资本循环，资本固有的矛盾也开始积累，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资本流动性过剩和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13]。1993年国家“急刹车”式的宏观经济调控缓解了生产过剩，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相反。它导致珠三角的乡镇集体企业大量关停或转型，数量占比从2000年的16%降到2010年的1.69%；“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也受到严重打击；城市经济的增速普遍下降5%。大量剩余资本被束缚在第一重循环中，急需新的出口。

（1）在制造业内部转型升级：首先是竞争力差的集体企业被民营企业所代替，后者的数量比重从2000年的19.05%增加到2010年的50.67%；同时，国内实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也使资本开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流动。重工业总产值在2002年超过了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数量从67.67%（2001年）降低到58.62%（2010年）。承载资本空间修复的是大量省级和国家级的工业开发区。

（2）伴随城市化进入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第二重循环：20世纪90年代及之前的农村工业化没有实际推动城市化进程。不管是“就地非农化”的本地农民，还是被排除在地方城市化之外的外来务工人群，亦或是一直受困于计划经济时代住房供给的城市居民，都渴望改善居住条件。一系列推进城市化的制度改革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首先，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⑨和住房的货币化分配。1998年，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改革开启。这些土地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为资本流动开了一扇门[14]。

珠三角2000~2003年的房地产企业数量从2 489家增加到了3 130家。广州，在1998年后的8年时间里的建设面积相当于之前20年的总面积（8 488.57万m2）。其次，分税制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为推动城市建设，地方政府开启了土地财政，即通过城市经营提升商住用地的价值，获得较高的土地出让金，扩充预算外收入[15]。城市经营的手段则主要是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以及最重要的新城（区）建设，为资本铺路，共同推动“空间生产”。[3]

2000~2006年，广东基建投资年均增速为23.1%，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35.96%增至51.10%。21世纪初，珠三角规划或建设的新城（区）就有50多个。政府土地财政与房价增长的互相依赖，使资本如洪流般地涌向了第二重循环。如果说21世纪初以前的住房市场主要是满足消费性需求，那么随后便有较大的投资性消费。2007~2009年的房地产热潮中，不仅专业房地产公司大肆扩张，而且许多原本主营业务非房地产的企业也进军房地产市场。中央4万亿的投资计划，更是推动房价在2009年后的一路飙升。[16 ]

2. 城市扩张与多中心治理

伴随资本循环的递进，在原有“简政分权、分小搞活”的工业发展策略下形成的以村镇为主体的尺度结构已不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首先，工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开启要求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推进城市功能的空间重构；其次，碎片化的行政地域划分造成了严重的“行政区经济”。[17]科层式的行政体制适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但难以推动水平单元间的协调。各个行政区依托区内的资源、政治和经济的壁垒竞相谋取本地利益的最大化。[18]因此，每个行政单元，无论多小，都争做“全能冠军”，造成产业同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复建设。

这在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佛山体现最为明显。佛山市区的发展一直囿于禅城区，发展远远落后于作为县级市的南海和顺德。市域内的43个收费站设置在5个次级行政区之间，甚至顺德与佛山有不同的电话区号，之间话费以长途计算。广州的城市建设也一直局限在1 400多km2的辖区内，工业难以外迁，人口难以疏解，只能在旧城区“挖潜改造、见缝插针”。

21世纪初期，城市的发展方针开始调整，由限制规模转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变相鼓励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为此，各大城市开始“撤（县级）市或撤县设区”，开启了珠三角“大城市发展”时代。

广州最早于2000年撤销番禺和花都两市设区，市辖区面积扩大至3718.5 km2；珠海、佛山、江门和惠州等市也随即效仿。大城市“多中心治理”的时代开启，每个城市不再是单中心结构，而变成了“多中心、多组团” 的城市空间格局。[19]此外，广东实施“中心镇”战略，合并建制镇⑩，从基层扩大小城镇的协调统筹范围。促进资本循环的大城市、多中心的尺度结构得以建立。

3. 区域发极化于广州和佛山、深圳和东莞两大都市区

如前文所述，珠三角各大城市为了推动资本循环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尺度上移和结构优化。尺度优化的程度决定了资本以工业转型升级、城市化的形式进行时空修复的效率。

（1）广州和佛山优化的程度最大，经济提升的效率更明显。广州，伴随市辖区面积的扩大，首先外迁大型基础设施，力促新的增长极11，并通过道路等基础设施与中心城区联通，初步形成多中心组团的城市网络结构，加快工业的空间重构和升级：依托南沙港发展汽车、石化、造船、钢铁和高新技术产业；依托白云空港发展汽车和临港产业；依托萝岗经济开发区打造汽车产业基地，等等。产业“重型化”提速：2001~2010年，重工业产值占比从45.5%增至66.02%。其次，中心城区伴随工业外迁大力建设新城（区）12，推动住房开发和服务业发展。尺度重构使广州对珠三角的经济贡献在21世纪初期末尾停止了下降，维持在28%~29%。佛山，通过撤销市域28个道路收费站，建设贯通各区的城市环线，协调工业园区和城区建设以引导差异化发展等方式，力促五个市辖区的空间整合、协调发展和市域同城化。大手笔的尺度结构优化大幅提升了经济增速，21世纪初期末尾，年均增速16%，为珠三角之首。从2000~2010年，其对珠三角的经济贡献从12%增至15%。就经济总量而言，广州和佛山在珠三角排名分别为第一和三，就人口规模而言13，分别排第一和第四（图3）。

图3　2010年珠三角人口的空间分布

（2）深圳和东莞，受地域或体制约束，尺度优化释放的经济红利有限。深圳，因地域狭小、尺度调整时几乎无增量建设用地等，以“郊县改区”、整合关内外进行的尺度重构并未像广东、佛山一样带来即时明显的效果。2005年的前五年和后五年比，平均经济增速从16.48%下降到13.86%，对珠三角的经济贡献也有所下降。但随着香港的回归，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签订，深圳与香港协同关系更为紧密，深圳的经济和人口规模稳居第二。东莞，是珠三角“市管镇”的典型。在此轮资本修复中，尺度结构仍以村镇为主体，除了市政府主管的经济开发区和城区面积有所扩大外，调整甚微。结果是：外资不再大规模向东莞集聚，“三来一补”企业退潮，工业转型升级难产；28个镇各自为政，治安、环境、交通等服务设施难以在更大地域协调配置，仍停留在镇村配建水平，难以推动高水平的城市建设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14。因此，2005年之前去年与后五年相比，经济增速从16.48%下降到14.43%。

（3）中山在尺度结构上如同东莞。珠海，因早期资本积累方式的偏离，虽然尺度调整如同深圳，但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两市经济总量和增速可谓珠三角内圈层的第三梯队：珠海经济增速自2000年一直处于末尾，2005~2009年为12.3%；2005年之前五年与后五年相比，两市经济总量之和与佛山的比值从65.64%降到60.11%。

基于上述分析，截至21世纪初期末尾，珠三角的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已非历版区域规划所提出的理想模式，即广州和佛山、香港和深圳、珠江和澳门 “三极”并立的“A”字形结构。资本循环和尺度结构的匹配已使发展极化于广州和佛山、香港和深圳两大都市区，而西岸地区没有龙头城市，硬要把珠海定位为“一极”则比较勉强（图4）。

图4　21世纪初期末尾，珠三角的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

四

城市区域化、区域协作治理与两大都市协作区

1. 经济的转型与产业升级

自21世纪初期末尾，资本在前两重循环中的危机逐渐显现。

首先，资本向房地产市场的流动逐渐造成了第二重循环中的资本过剩，导致房价飞涨，谨防房地产泡沫的呼声不断。其次，资本在第一重循环中的转型也使制造业的一些空白行业领域和产品市场的潜力空间被逐渐填补，利润空间逐渐探底，并随着国内外政策15和经济环境的严峻形势恶化。

这对中小企业众多的珠三角的影响更为明显。利用廉价的集体土地、外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些企业原本单纯依靠开拓市场，将产品卖出即可获利的模式难以为继。有数据显示，2009~2012年，广东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几乎是零贡献，珠三角的工业增加值率也从26.72%降低到了21.59%。2009年之前的五年与后五年相比，珠三角内圈层城市的经济增速普遍下降，东莞更是降到7.9%。技术投入和产品创新以推动产业升级成为珠三角艰难但必需肩负的使命。为此，国家到地方都出台政策鼓励资本进入第三重循环，即通过投资研发和社会福利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

（1）2010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力求推动我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制造”向“创造”转变。

（2）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2008-2020》，明确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区域的两大发展方向。受政策推动，2005~2011年，珠三角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28%增加到2.04%16；

（3）地方层面，各市都积极打造创新平台：深圳的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高新区、光明新城以及坪山新区等；广州的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城、番禺国际创新城、南沙高新技术园区等；佛山的狮山软件园、禅城智慧新城、顺德德胜智慧商务区、千灯湖金融高新区等；珠海的唐家湾高新区与横琴港澳合作区；东莞的松山湖科技园等。然而，资本修复的效率取决于尺度结构上移进行优化的程度。

2. 城市区域：协作治理

劳动力再生产与创新研发具有如下特点：投资回报周期长；外部效应强；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间通力合作，是建构在知识、科技、资金、信息和人才的快速流动基础上的复杂系统。单个城镇往往无法满足上述全部条件，因此，尺度结构需要进一步上移，在超城市尺度构筑协同创新平台。

珠三角早在21世纪初的中期便倡导区域协作：提出CEPA以加强珠三角与港澳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2008-2020》以下简称《纲要》获国务院批准，珠三角内部城市间协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纲要》强调珠三角要在经济转型升级中，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内“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并强调“广佛同城化”对珠三角一体化的示范效应。作为《纲要》的实施性文件，《珠三角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2009-2020》提出加强区内道路交通的网络化建设，重构区位，推动“城市区域化”，增强城市间的产业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最终促成珠三角 “节点网络化”的城镇格局与空间形态，压缩时空，促进资本快速流动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3.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前奏：两大都市协作区

政策自上而下对尺度结构上移的引导正在逐渐改变区域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

（1）广佛同城化的实质推进。2009年两市签订的《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了交通、产业和空间结构等方面的一体化。首先，交通一体和网络化先行。机场、海港、高铁站点沿两市界面布局整合了水陆空区域性交通；地铁、高快速和城市公交线路的网络化对接，与交通通行年票互免以及公交一卡通等机制的设立已使居民日常生活同城化。其次，交通的网络化开启区位重构和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如广州做金融前端、佛山为金融后台；广州以整车装配为主，佛山侧重汽配；广佛产业结构高度互补，2012年前者第三产业比重为65%，后者第二产业比重为65%；两市工业行业的相关性高，相关性系数17达到0.423。第三，伴随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广佛都市区空间结构从“局部节点互联”演化为“节点间的网络连通”，并形成了以广佛都市区为核心，外围产业带为边缘的圈层式空间形态。

（2）港深一体，东莞陷落。深圳在创新驱动方面发展较早，而且投入较大。2010年深圳R&D经费与GDP的比值高达3.48%，约是广州（1.79%）的两倍。同年，深圳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也是广州的两倍。在创新驱动上，深圳与香港联动强化，港深一体渐显。东莞，村镇尺度难以满足资本修复的需求，对创新投入不足18，主力产业的孵化器“松山湖科技园区”尚未形成创新驱动力。虽然东莞与深圳在制造业上的产业关联性高达0.793，但服务业只有0.265。深圳的创新研发与东莞并未形成有效互动。[20]这些最终导致只有“工厂（三来一补）”而没有“企业”的东莞产业升级乏力，呈现出“陷落”的迹象。2006~2012年，其工业增加值率从27.25%降到20.84%，珠三角最末，对珠三角的经济贡献也在逐年降低。东莞的陷落使穗港轴线产业协作弱化。

（3）西岸城际间产业缺乏协同性。西岸城市经济体量相当，由于发展模式上的巨大差异、空间联系不强，产业关联也较弱。如珠海与中山、江门的制造业产业的关联性分别只有0.175 2和0.261 4，与中山的服务业关联系数仅为0.0014。在资本第三重循环推动的空间重构中，这些城市将按产业关联强弱逐渐分化到不同的核心城市腹地。

（4）东西两岸联通，广佛与港深两极争夺西岸腹地。首先，港珠澳大桥、中深大桥的修建将压缩东、西两岸的时空距离。[21]原先被伶仃洋阻隔的地方，如珠海，将被纳入港深都市区的经济腹地。这从港、澳以知识和生产性服务在环伶仃洋湾区域的再布局可以看出。香港高校分别在深圳、东莞、珠海以及南沙设立校区19；香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深圳前海发展金融服务配套、珠海发展离岸金融的分工协作；香港机场管理局接管珠海机场等事件。

“广佛”已形成与“港深”相当的一极。随着广州与珠海间的城际轨道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贯通，西岸部分地区也将被纳入“广佛”的经济腹地。如，中山、江门与佛山的产业关联性分别为0.419 4和0.455 8，远高于其与珠海的关联性，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明显指向广州-佛山都市圈。基于上述迹象，我们有理由推断，广州-佛山都市圈和以香港-深圳都市圈为核心的环伶仃洋湾都市协作区将是珠三角实现“节点+网络”的一体化结构之前极为可能的前奏（图5）。

图5　2010年珠三角区域城镇格局与空间结构

五

结语

本文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梳理了珠三角资本循环、尺度重构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和互动机理。研究发现和启示，总结如下。

（1）权利（尺度结构）和资本（循环）的有效互动是决定区域空间结构的关键要素；伴随资本循环的递进进行尺度上移，使“孤立分散的节点”到“局部节点联通”再到“互联互通的节点网络”是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珠三角通过分权、以村镇为尺度启动了资本第一重循环，使小城镇普遍繁荣；随着资本积累过剩，资本在第一重循环中转型的同时，一系列土地、住房和财税制度改革开启了资本第二重循环，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区划调整、空间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尺度促进了资本修复；为了避免资本在第二重循环的过度积累，国家、区域和地方都积极推动城际基础设施建设和协作，力求以城市区域的尺度引导资本进入第三重循环。这说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在于为围绕资本循环的规律适时调整地域组织的尺度结构。

（2）顺应资本递进循环规律、进行尺度结构优化匹配的程度决定了城镇的兴衰，与城市间的产业协同程度共同影响区内城镇的发展格局，决定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具体表征。珠海“另辟蹊径”的发展模式未能支撑其“龙头城市”地位；东莞尺度结构的固化使其与广东、佛山的经济发展相形见绌，使穗港走廊出现了功能联系上的断裂；而广州与佛山、深圳与香港加强协作和一体化，成为珠三角的两极。区域结构远非一直以来人为规划的“A”形结构。未来珠三角的区域治理在于强化东西联通和穗澳联通，协调两大都市协作区对西岸腹地的竞争，并推动两极间的协作。这说明合理引导区内城镇按照资本循环规律谋划发展方向，开展经济协作，构建促进资本循环的尺度结构是塑造区域空间结构的主要手段。

（3）促进资本循环的具体尺度受具体的资本类型、所处的国内外政策与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珠三角以村镇尺度启动资本循环具有一定的特性，是与当时的农村改革、短缺经济和集体企业密切相关。而具体何种资本类型配以何种尺度结构，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尺度具有等级，如Taylor（1996）提出的“全球—民族国家—地方”的三级尺度，不同等级尺度交互影响，结构化地组合成一个多层级与网络化交错的地理架构，即所谓的尺度结构（scalar configuration）。

②地区是省的派出机构，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只有管理协调功能，既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发展经济。市是城市（生产基地），县是农业地区的行政单元，市、县相对独立。

③中山和东莞从县级市上升为地级市，深圳、珠海从县变成了特区，南海、番禺、顺德由县升为县级市。

④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调整建制镇的标准的报告》，总人口2万以下、非农人口2 000或总人口2万以上，但非农人口比重10%以上的可建镇。广东建制镇数量从1978年的121个激增到1994年的1 526个。

⑤“深圳”指市域，“特区”指国家划定的特别行政区，俗称关内；市域其他地方，如宝安等为关外。

⑥2000年，对外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92.26%。

⑦人口分布为证：2000年东莞常住人口387万，城区仅86万；深圳556万总人口，关内也只有112万。

⑧前者如厚街、虎门、长安、沙井等镇；后者如常平、樟木头、塘厦等镇。

⑨1990年，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路》；1998年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⑩2000~2006年，419个建制镇被撤并。

⑪一网两高，五枢纽：地铁轨道交通网、高快速路网、高速铁路网、新白云空港、番禺高铁新客运站、南沙海港、琶洲信息港、大学城知识港。

⑫珠江新城、白云新城、广州新城、琶洲商贸会展中心、广州大学城等。

⑬常住人口分别为1 275.14和723.1万人。

⑭2010年，东莞常住人口822万83.53%居住在村镇，城市化红利难以体现。

⑮2008年开始，劳动力成本上涨，实施节能减排，人民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等。

⑯略低于同年世界平均水平2.1%，高于全国的1.75%。

⑰将两市各行业产值比重在2001~2012年间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化做相关分析。

⑱2010年，R&D经费仅为GDP的1.22%，创新产品产值只有深圳的十分之一。

⑲深圳南山的香港大学校区和龙岗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区、东莞虎门的香港理工校区、珠海的香港浸会大学和澳门大学、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等。

参考文献

[1]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1):101-131.

[2] 殷洁，罗小龙．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J]．人文地理， 2012（2）：12-16．

[3] 陈嘉平．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4）：18-26．

[4] 张京祥，耿磊，殷洁，等．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1（1）：5-9．

[5] 魏成，沈静，范建红．尺度重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角色转化与区域空间生产策略[J]．城市规划，2011（6）：28-35．

[6] Lefebvre, H. De l’Eatat: les contradictions de l’ Eat modern[J]. 1978(4).

[7]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Brenner N. Globaliz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J]. Urban Studies, 1999 (3):431-451.

[9] 殷洁，罗小龙．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城市与区域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人文地理， 2013（2）：67-73．

[10]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11] Shen, J. Scale, state and the city: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 reform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7 (3):303-316.

[1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书店，1994．

[13] 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2）：30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