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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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传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 晔：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徐 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加拿大莱斯桥大学地理系教授

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刊载：杨传开,刘晔,徐伟,宁越敏.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J/OL].地理研究,2017(12):2369-2382[2018-01-02].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乡城迁移；城镇化；定居意愿；农民；多层Logistic 回归

１

引言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政策的改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1]。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土地被强征、农民被上楼等违背农民意愿的做法，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2]。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而农民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3]，其是否具有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将是决定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因此，了解农民是否愿意到城镇定居，到哪一类城市定居，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对于丰富乡城迁移理论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对乡城迁移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在宏观区域层面，新古典经济学首先从区域结构性因素对乡城迁移动因进行探讨，Lewis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部门模型[4]，认为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导致人口由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5]。显然区域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乡城迁移的唯一因素，Bogue 总结了基于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的“推拉模型”[6]；Lee 进一步将其归纳为迁入地因素、迁出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迁移者个人因素四个方面[7]；一些研究还指出迁出地的交通区位条件以及社会准则、社会网络和迁移传统等也对乡城迁移具有重要影响[8,9]。在微观个体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将乡城迁移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认为个体在做出迁移决策时需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10]，只要迁移个体对城乡预期收入的净收益为正，农村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11]。家庭作为个体迁移决策的背景，是连接个体和社会的桥梁[12]，新迁移经济学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13]，指出农民进城目的不仅是个人预期收入的最大化，也是整个家庭收入风险的最小化[14]。因此，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因素也被纳入乡城迁移的分析框架中[12]。此外，迁移网络理论认为，迁移者和非迁移者之间基于血缘、亲缘和乡缘的社会纽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成本与风险，提高了进城的预期收益，从而鼓励了农民向城市迁移[5]。近年来，学者普遍认识到，乡城迁移机制复杂，不是某一个理论能完全解释的，有必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从多层次的视角加以分析[15]。在实证方面，相关研究开始建立多层次理论框架，并借助多层统计模型等研究工具，不仅同时考虑个体、家庭和地区等层面因素对乡城迁移的独立作用，而且还对不同层次要素间的跨层交互作用进行讨论[13,16,17]。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乡城迁移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国内外学者结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借鉴国外经典迁移理论，对中国乡城迁移开展了广泛研究[18]。有学者认为，国家层面的体制转轨、农村改革以及人口流动政策的放松等，自上而下地创造了有利的迁移环境[18,19]。在乡城迁移过程中，从农民向市民一步到位的转变过程被中断，从而表现出“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多阶段特征[20]。为此，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了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定居城市和返乡意愿[21-25]。另一方面，通过对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或返乡农民工进行调研，考察了农民外出务工或进城定居的意愿[18,26-33]，认为农民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农民对内在自身因素及其所处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判断[28]，涉及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环境因素等不同层面[29,31]。上述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及农民进城意愿的认识，但存在以下不足：① 已有研究大多以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21-25]，较少涉及留守农民或返乡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② 尽管一些研究也开始考察在乡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但这些研究多基于一个县或几个县的问卷调查数据[26-33]，样本的代表性有所欠缺，掩盖了农民进城意愿的地区差异；③ 在实证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单层次回归模型[26-31]，忽略了不同层次要素间的跨层交互作用，以及空间异质性对农民进城意愿的影响；④ 尚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农民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

　　因此，本研究拟基于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本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着重讨论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第四部分重点分析打算进城农民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10）。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首先，在全国抽取100 个县（市，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 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PSU；然后，在每个抽中的PSU （县、市、区）中，随机抽取4 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 5 个城市共抽取 80 个居委会，最终得到 480 个二级抽样单元SSU；最后，在每个SSU （居委会/村委会）中调查25 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最终共搜集样本11783 个。其中，回答农村模块的样本为5660个，包括了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本研究仅关注调查时居住在农村的农户样本，剔除含有缺失数据的样本后，最终甄选出有效农户样本4116 个，分布于全国94 个县级行政区和266 个社区/村庄。需要注意的是，CGSS2010 仅以调查时点的居住地和农村户口界定农民的身份。因此，本研究的农户样本包含了少量处于城乡循环流动状态中的、短暂回乡逗留的农民工以及有外出务工经历但已返乡的农民工。研究所采用的地区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和《中国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现居地到大城市的最短交通距离则通过百度地图测距功能获得。

2.2 变量设置

　　实证部分主要围绕CGSS2010 问卷的两个问题展开（表1）。结合问卷中“未来五年是否打算进城定居”的问题（回答选项为“是”和“否”），测度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通过“如果选择到城镇定居生活，倾向于选择哪类城市”的问题（回答选项包括“直辖市”“省城”“地级市”“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测度打算进城农民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定居偏好（图1）。为探讨影响农民进城意愿和城市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采用个人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的17 个变量进行解释，涉及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结构、物质资本和城乡联系、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区位等多个维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CGSS2010 仅提供样本所在村庄/社区的县级及以上地区代码，因此分析时所用的地区层面数据为县级行政区数据。模型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具体定义和基本统计见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多层Logistic 回归 

　　采用两组多层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民进城定居和对不同等级城市偏好的主要因素。由于CGSS2010 在初级抽样单元（县/区）中抽取次级抽样单元（村居），在次级抽样单元内抽取家庭与个人，因此所收集的数据具有多层嵌套的结构，即个体嵌套在家庭中、家庭嵌套在社区/村庄中[34]。同一抽样单元内的样本特征、行为和偏好往往具有“组内同质，组间异质”的特点[35]。例如，位于同一村居的农民，由于受到村居环境特征的影响，其进城定居意愿及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偏好往往较为接近，存在组内相似性或相关性。倘若运用传统的单层回归模型分析此类数据，则会违反样本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假设，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34,35]。因此，采用多层回归模型，以期更准确地解释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偏好。鉴于两组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层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公式为[34]：

式中：Pij 是j 社区/村庄的i 农民进城定居的概率； β0 是截距项；Xij 是j 社区/村庄的i 农民的个体和家庭层次的变量；Zj 是j 社区/村庄所属县市区的地区层次变量；XijZj 是个体和家庭层次的变量与地区层次变量的交互项； α 、 β 、 γ 分别为各项的系数； μ 是社区/村庄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2.3.2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

　　采用组内相关系数，检验多层模型是否适用于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其定义为组间方差与总方差之比，公式为[35]：

式中： σb2 代表社区/村庄间的方差； σw2 代表社区/村庄内部的个体方差，其中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残差方差 σw2 为 π23 ≈3.289。如果组间方差显著大于组内方差，此时ICC 值较大，表明同一社区/村庄内的农民迁移决策具有一定相关性，则应考虑使用多层模型；相反，如果组间方差很小，此时ICC 值较小，则可考虑直接使用普通的多元回归，而不需要使用多层模型[13,35]。

2.3.3 模型拟合与检验

　　采用对数似然比值（-2log likelihood）度量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该值越小，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采用似然比检验比较具有嵌套关系的不同模型的拟合度，公式为[34,35]：

式中：L1 为复杂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值（自由度为P1）；L2 为简单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值（自由度为P2）；LR 近似符合卡方分布，其自由度等于在复杂模型中增加的变量数目（P1-P2，P1＞P2）。如果检验通过，说明复杂模型的拟合度优于简单模型。

３

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在被调查的4116 位农民中，打算未来5 年进城定居的农民有406 人，占9.86%。与其他一些基于区域性问卷调查的研究结论相比[29,30]，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一方面与调研问题的差异性有关系，本研究设定了未来5 年的时间段限制，而其他多数研究并没有这一时间限制。另一方面，本研究没有排除65 岁以上的老人，而其他研究多排除掉了这部分农民，老人进城定居意愿往往较低，所以对这一比例也有一定影响。但从全国层面看，这一比例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68%，即农民和城镇居民约各占一半；在不考虑总人口变动的情况下，根据问卷未来5 年内将有近10%的农民打算转移到城镇定居，粗略估算将有助于城镇化率提升5 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助于城镇化率提升约1 个百分点。如果同时考虑上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和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城镇化率年均增速应该会高于1 个百分点。事实上2010-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加约1.23 个百分点，可见问卷调查结果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采用多层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农民进城定居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2 所示。当不加入任何自变量时，根据公式（2）得到模型1 的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142。这表明14.2%的方差变异是由村庄/社区间的组间差异引起的，位于同一社区/村庄内部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具有一定相似性，需要使用多层模型。在模型2 中加入个体和家庭层次变量、模型3 进一步加入地区变量、模型4 进一步加入个体/家庭变量与地区变量的交互项。模型4 具有最小的-2log likelihood，且似然比检验显示模型4 具有最好的拟合效果。因此，重点对模型4 的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3.1 个体特征

　　年龄、教育年限和迁移经历等反映个体人力资本特征的变量对农民进城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每增加1 岁，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下降3.1 个百分点，其中 60 岁以上的农民中仅有不到5%的人打算进城定居（图2）。年龄较大的农民，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进入城镇后，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不一定适应城市生活，同时也不容易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其进城意愿较低。教育程度越高，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 年，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增加14.7%，可见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对于推进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没有迁移经历的农民相比，有迁移经历的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高出58.6% （表2），表明曾经外出务工的农民其进城定居意愿更加强烈。由于这部分农民多是返乡农民工，他们前期在城市务工，积累了城市生活经验和一定的物质资本、拓宽了视野[36]，为进城定居奠定了基础。在打算进城定居的406 位农民中，其中56.7%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可见返乡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村城镇化的主体，具有典型的“回流式”市民化特点[37]。

3.2 家庭因素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的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物质资本和城乡联系等均对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老人数量对农民进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每个家庭的老人数量相差不大有一定关系。儿童数量与农民进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家中每增加1 名儿童，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提高 18.8%，这与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29]。城乡差距使优质教育资源往往集中于城市，因此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希望通过定居城镇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笔者在山东省对农民的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驱动力[38,39]。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烈。具体而言，家庭经济状况高于当地平均经济水平的农民，其定居城镇的可能性，分别是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农民的1.96 倍和3.04 倍。这主要是由于进城定居是一项投资成本较高的永久性迁移行为，只有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才能支付这一迁移成本。同时也表明，农民具有理性人的特点，在意识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时不会贸然选择进城定居。可见，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是促进农民进城定居的有效途径。

　　反映家庭物质资本的住房和土地变量对农民进城意愿呈相反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低。住房面积较大，表明农民在农村的居住条件较好，但进城定居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在城市购买住房，从而需要支付一大笔成本[40]。本研究中的4116 位农民，90.9%表示“未来5 年不打算到城镇建房或购房”，而其中71.1%没有该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可见，当前城市过高的房价，使农民家庭在城镇购房存在较大困难，抑制了农民的进城意愿。相反，家庭人均土地越多，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烈，人均土地面积每提高1%，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增加28.0%。这应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逐步降低（从1990 年的66.4%逐步降至2010 年的37.7%），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步减弱有一定关系。

　　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民进城定居具有推动作用，与家庭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相比，家庭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高出39.0%。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积累了进城定居的物质资本，同时与乡村的联系变弱，增加了进城的可能性。家庭外出劳动力数量，代表了家庭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反映了农村家庭与城市联系的密切程度。家庭外出劳动力越多，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家中外出劳动力数量每增加1 人，农民进城定居意愿提高9.4%。一方面，家庭外出务工成员越多，家庭在城市形成的社会网络越发达，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也越大；另一方面，家庭外出务工成员越多，家庭所获取的城市信息也越多，对城市生活方式也有更多接触，容易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从而有助于提高进城意愿[36]。

3.3 地区因素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进城定居的影响。具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地区人均GDP 每提高1%，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增加38.0%。相反，地区粮食产量对农民进城意愿呈负向影响，其每增加1%，该地区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下降17.4%。这主要是由于粮食产量越高的地区，当地农业发展仍具有一定地位，往往需要较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城镇化率用来反映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状况，但该变量对农民进城定居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呈负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尽管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吸引力较强，但也意味着前期已有较多有能力进城的农民迁居城镇，而未迁居的农民则由于多方面原因近期进城意愿较低，最终使城镇化率对农民的进城意愿呈负影响。城乡差距变量也不显著，但表现出正向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即城乡差距越大，农民进城定居的可能性越高[3]。

3.4 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自变量因另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对因变量产生不同强度的影响[41]。本研究重点考察个体/家庭因素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按照新迁移经济学的观点，个体迁移行为是家庭策略的一部分，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同时，个体和家庭作为村庄的一分子，其决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影响[15,18]。而高层次变量在对低层次变量作用时，其对个体或家庭的迁移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同强度的影响。例如，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具有较高外出的可能性，但对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家庭来讲，其迁移的可能性会更加明显。失业会增加个体迁移的可能性，但对于失业率较高地区的个体来讲，其迁移可能性增加的更加明显[8]。

　　模型结果显示，农民受教育年限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对农民进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相比，教育年限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进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理论上，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通常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往往也能够提供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两者结合，使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在发达地区城镇工作的回报率更高，从而使其进城意愿也更强烈。

　　类似的，家庭人均土地面积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对农民进城意愿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较高的家庭人均土地面积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加强烈。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非农就业途径较多，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对较弱；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价格往往较高，拥有越多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更多定居城镇的物质资本。家庭住房面积与地区经济水平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住房未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对农民迁移意愿产生显著不同强度的影响。

４

农民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及其影响因素

　　对打算进城定居的406 位农民，进一步考察其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倾向。其中，6.9%的农民选择到直辖市定居，11.6%选择到省会城市定居，11.3%选择到地级市定居，43.8%选择到县城/县级市定居，19.5%选择到小城镇定居（表3）。从现居住地来看，居住在县或县级市的331 位农民中，66.8%打算到小城镇或县城/县级市定居，25.7%打算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居住在市辖区的75 位农民中，选择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和选择到小城镇或县城/县级市定居的各占48.0%。总体来看，选择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合计有121 人，选择到小城镇或县城/县级市定居的有257 人，分别占打算进城定居农民的29.8%和63.3% （表3）。根据农民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可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作大致划分。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形成了以市辖区农民进城和周边其他县市农民迁入并存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县/县级市或小城镇，由于从农村到县城或中心镇的空间距离较短，迁移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都相对较低，小城镇和县城对农民表现出了较强吸引力，形成了以中心镇和县城为空间载体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38,39]。可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对于推进不同地区农民的城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采用多层Logistic 回归模   型，考察打算进城农民对不同等级城市定居偏好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4。当模型 5 中不加入任何自变量时，得到组内相关系数 ICC 为0.298。可见ICC 值较大，仍有必要使用多层Logistic 模型对系数进行估计。在模型5 基础上，依次加入个体和家庭变量、地区变量、跨层交互项，分别建立3 个嵌套模型。可以发现，-2log likelihood 逐步变小，模型的解释力逐步增强，且似然比检验显示模型8 拥有最好的拟合效果，因此重点解释模型8 的回归系数。

　　在模型8 中，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变量均不显著，而一些地区变量却十分显著。这表明当农民决定进城后，对于具体去何种等级城市定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民越不倾向于选择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因为农民所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即使选择在本地区的镇或县城定居，依然可以获得较好的城市生活；相反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镇和县城吸引力相对薄弱，农民更向往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当前中西部地区大量省际迁移人口集中于东部大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2,43]。距大中城市平均距离反映了农民现居地的区位条件，该变量对农民选择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呈显著负影响，说明距大中城市越远的地区，农民选择定居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倾向越低；根据图3，也可以发现农民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意愿随距大城市平均距离的增加总体呈下降趋势。另外，现居地政区类型在模型 8 中虽不显著，但在模型7 中具有一定显著性，表明与居住在县或县级市的农民相比，居住在市辖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显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农民受教育年限与距大城市平均距离的跨层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增加农民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可能性，但对于距离大城市较近地区的农民而言，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其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意愿会更强烈、可能性也会增加的更明显。

　　总体来看，对于居住在县或县级市，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距大城市较远地区的大部分农民而言，其并不希望发生长距离的、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异地城镇化。可见，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空间载体的县域就地城镇化对于促进这部分农民进城定居具有重要意义。

５

 结论与讨论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乡城迁移。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定居或返乡意愿，对留守农民与返乡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关注不足，更较少在全国层面上探讨农民进城意愿及其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因此，本研究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全国性的调查问卷数据，考察了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定居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与居住在不同社区/村庄的农民相比，居住在同一社区/村庄的农民其进城定居意愿和对定居城市等级的偏好更为相似。这不仅因为居住在同一社区/村庄的农民的个人经历、社会经济状况更为接近，还因为他们受同样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2）整体而言，当前农民进城意愿较低，且大部分选择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以县城和中心镇为空间载体的县域城镇化更加符合农民城镇化的需求。具体而言，9.86%的农民计划未来5 年内到城镇定居；对于打算进城定居的农民而言，县城和中心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63.3%选择在镇或县/县级市定居，29.8%打算到地级及以

上的城市定居。

　　（3）农民进城定居决策可以理解为两个过程：首先决定是否进城定居，其次是选择在何种类型的城市定居。前者受到个体、家庭和地区因素的共同作用。个体人力资本较高、家庭儿童较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土地较多且与城市联系紧密、农民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有助于农民选择进城定居。后者主要受到农民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受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少。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距离大城市较近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

　　（4）由于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存在多层嵌套特征，有必要采用多层回归模型对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多层回归模型比传统的单层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镇化质量。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步伐也不断加快，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推动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强调加速消除城乡区域间的户籍迁移壁垒，当前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大部分的城市户籍已经放开或全面放开。由此可见，农民进城定居的户籍制度障碍正在逐步减弱，然而在现实当中，农民迁居城镇的意愿降低，流而不迁、不愿意转户籍的现象愈加普遍，这也成为当前城镇化发展的新特点，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形成了挑战。尽管农民的进城意愿与现实选择可能会存在一定差距，但通过考察农民进城意愿和影响因素，在促进城镇化发展上仍能得到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县城和小城镇对于农民进城定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为此，应着力完善县城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进而推动农民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另外，还应转变城镇化发展思维，从促进农民和农村发展的角度着手，改革束缚农民离乡进城的相关制度障碍，提升农民进城定居的内生动力。第一，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进城定居具有正向效应，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第二，人口回流成为新时期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返乡农民工也正在成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应高度关注返乡农民工群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通过资金扶持、税收减免、技术培训、中介服务等形式，为其创造有利的创业就业条件；第三，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民进城定居，然而当前土地流转范围还仅局限于村集体内部，不利于土地的流转与交易，未来在土地制度改革上还应争取更大的突破，同时也应尊重农民意愿，给予农民土地合理补偿。

　　最后，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数据主要是基于第三方研究机构获得，在问卷中很多变量没有涉及，同时村居层面的数据也没有向研究者开放，导致部分变量难以获取，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因素还有很多，特别是一些不易定量的因素，例如文化认同、亲戚朋友以及子女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还有当前比较关注的环境问题等都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民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定居偏好产生影响。另外，村庄层面的变量，例如村庄社会经济水平、迁移传统、地理位置等也会有重要影响，这些都将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地方。

　　说明：本论文使用数据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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