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资本循环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研究——以海珠区为例

周玉璇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李　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申　龙　广州岭南建筑研究中心广州城市规划设计所

原文刊载：周玉璇,李郇,申龙.资本循环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研究——以海珠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8,33(04):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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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本是城市化的内生动力，基于大卫·哈维资本三循环理论，本文在对1949年以来中国宏观资本运动与空间发展关系演绎的基础上，以海珠区为实证研究对象，粗略展示了海珠区从初级循环工业吸纳国内资本，到90年代中后期全球资本推动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共同增量发展，再到2010年后初级循环资本减量，二、三级循环资本增量的过程，相伴经历从城郊工业点到中心“卧城”，再到生态型中央创新区的城市功能转变。最后强调在中国资本城市化后半程中，权力机构要注重利用比较优势，引导资本进入三级循环，调动城市发展主体积极性，提升城市品质与服务能力，平衡资本逐利本性与空间正义，促进空间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资本三循环；海珠区；资本运动；空间生产；时空修复

１

引言

　　城市化与空间生产交织在一起，我国高度“压缩型”城市化以赶超战略模式带来诸多经济、社会、文化矛盾[1]，一味的以空间拓展为主的城市增长模式反而制约城市发展。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生态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城市双修、城市更新等政策理念的实行，推动供给侧改革，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倡导以功能与空间修复为主的城市治理模式，开始人性化的建设有活力的城市。

　　城市发展受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内在机制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中国城市复杂系统中，面临增量转存量发展时期，如何掌握资本运动规律，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破解大城市病与促进中小城镇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上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发展，是为了应对上世纪西方快速城市化产生的城市问题，以及解析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2]。亨利·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空间物的生产基础上，加入地理空间维度，关注“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提出“（社会）空间就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3]。

　　大卫·哈维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角度，阐述资本主义运动的逻辑，在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accumulation for accumulation's sake, production for production's sake[4]）”运动原则下，深入探讨资本流动的阻滞产生价值丧失，金融和货币、地理既能缓解资本危机，又可能进一步放大和深化资本主义的危机[5]。在剩余价值得到盈利性吸收的同时，促进了空间格局的生产，揭示城市空间塑造的内在机制是资本积累和循环，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5,6]。

　　此后有曼纽尔·卡斯特尔和爱德华·索亚等人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体系，且有多样化的实证研究，如软件程序驱动的空间再生产[7]、引入生态学理念的新媒体与社区空间构建[8]、儿童地理学视角下的旅游边界感知与飞地空间再生产[9]等社会空间生产话题，还有涉及文化空间生产研究如宗教空间[10]和街道卖淫空间[11]等。

　　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支撑社会主义经济运作，大卫·哈维的资本三循环理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镇化发展现实[12]，目前国内学者也来越多以空间生产系列理论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城镇化转型出路。

图源：全景网

　　但现有研究停留于多学科的理论解析层面[13,14]，以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视角，既有从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化秩序梳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又有对该理论的批判吸收，如探讨时空修复的适用范围等，还有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资本二级循环的重要性，从“权利-资本-空间”视角，注重社会关系对空间的作用，较为系统地解析中国城市资本空间生产逻辑、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15,16]，再结合实证阐述权力与资本作用下的空间正义话题，包括城市绅士化产生社会分化，高档居住区向中心集中和低收入者向城市边缘迁移[17,18]；快速城市化下城市特色消亡，空间同质性严重[19]；城市入侵乡村导致乡村文化危机、“去生活化”危机、自主性危机及空间正义危机等多重危机[20]等。

　　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多基于空间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研究对象看,以抽象的社会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等为主，忽视物质经济空间本身的生产；从研究尺度看,实证研究以宏观全球和区域尺度[21]为主，城市尺度的研究较少，并集中于探讨旧城旧村更新改造[22]、新型消费文化旅游空间[23]形成等局部空间形成机制；从时间跨度上看，现有研究多以改革开放为节点，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空间生产过程，鲜有考虑计划经济的空间生产，尽管该时期资本流动被抑制，但也存在追求“使用价值”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24]，从属于权力的资本力量亦不可忽视。

　　海珠区作为相对完整的城市功能片区，宏观全球、全国资本运动与“时空修复”真实作用于海珠区城市空间生产，呈现从工业区、居住区到创新区的转变。故以海珠区为实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解放后资本要素对海珠区城市土地利用、功能变迁及特定空间塑造的机制，将宏观理论与微观实际紧密结合，从城市尺度丰富理论研究，以期对中国城市发展各阶段存在的危机找出有效修复途径，促进城市良性发展。

海珠区（图源：汇图网）

２

研究对象

　　海珠区隶属广州管辖，俗称“河南区”，明清时发展起步，与广州老城区隔江相对，仅通水运，西北部围绕漱珠涌，逐渐成为广州富商聚居地，商贸业略有发展。民国时期，广州拆城墙、筑马路，作为传统商贸城市积极发展工商业，尤其20世纪30年代在陈济棠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在旧城区外围新辟西村和河南两个工业区，城市向外围蔓延发展。河南由于水运条件好，加之1933年海珠桥建成，打通河南、河北陆路交通，南石头一带工业集中发展，但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村地区。

　　建国后广州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工业优先发展，沿珠江水系集中布局于荔湾区与海珠区，城市以旧城区为中心呈带状组团式向东、向南发展，五山（员村）高教文化组团和黄埔工业区逐渐形成，流花湖、海珠广场及环市东片区成为城市建设重点，形成环市东中心区。南部海珠区作为广州郊区工业组团，西部片区设有南石头、赤岗两处市级工业基地，生活空间小且依附于工业空间，职住分离现象严重，更有“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说法。

图源：视觉中国

　　1978年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政府以大规模土地出让建设新区的方式，提速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空间在带状组团的基础上呈圈层式主要向东、向南拓展，城市发展重心向东跳跃至天河新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经济促进中心城区范围扩大，1989年第十五版广州市总体规划首次将海珠区纳入中心城区范围布局用地，一方面在中心城区“退二进三”的政策影响下，旧城区工业向城郊边缘区迁移，生产功能外迁；另一方面要素汇聚加速城市化进程，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大规模商品住宅开发使居住成为海珠区主要功能。

　　21世纪初广州行政区划调整，提出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城市转变，实施“南拓、东进、西联、北优、中调”发展战略。中心城区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完善城市服务配套，促进旧城改造与更新，优化旧城空间格局。同时，海珠区作为广州南拓的“桥头堡”，借助轨道交通、城市新中轴、琶洲会展中心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外部效应，片区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工业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其中琶洲会展互联网集聚区联动珠江新城和广州国际金融城组成，形成“一江三城大CBD区”，引领广州发展（图1）。

图1 海珠区与广州市区位关系演变图

3

作用于城市空间的宏观资本逻辑

3.1 限于国内的资本运动

　　建国后的中国学习苏联，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内生型重工业化模式，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制造城市经济盈利的空间，维持重工业的高积累。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抑制居民消费，城市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呈现“无城市化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urbanization）或“低度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特征[25]。珠三角不同于北京、武汉等一些重点工业城市，因其地理区位远离政治中心，重工业资源要素相对缺乏，享受国家工业项目布局少，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国有经济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农村经营权私有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调动城乡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激励以轻工业主导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调节国内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困境。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最为活跃，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下而上的掀起中国农村一次工业化浪潮，乡镇企业在计划投资边缘的中小型轻工业城市和小城镇蓬勃发展，如珠三角地区，推动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特色的城镇化进程。农民生活的富裕，又从需求端推动了城市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的轻工业发展。

3.2 链接全球的资本运动

　　90年代中后期在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共同作用下，政府行为企业化，以优惠政策、充分的低成本劳动供给，吸引外资进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东部沿海地区及内陆大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靠投资、出口、消费拉动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期。国际、国内资本共同作用下，进入新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过渡，发展依赖国际市场的、福特制规模经济。

　　同时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取的收益，用于城市公共品供给与生产性投资活动，展开大规模基础建设，促进了中国深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增强区域产业的集聚，城市群初具规模，又使城市生活空间这一“耐用消费品”需求加剧，房地产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开发经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小汽车使用等引导大城市地区快速城市化与郊区化同步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国际贸易“双向挤压”，即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利用成本优势吸引低端制造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高端制造业回流。随着中国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制造业比重下降，传统重化工业竞争力不足、产能过剩。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下，以扩大内需为主，发展现代服务经济、知识经济、休闲经济，利用新资本与制造业的剩余资本集中于次级、三级循环，进入城市化发展后半程，关注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刺激消费，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实现“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表1）。

表1 宏观资本运动与空间发展演绎

４

海珠区城市结构演变的空间特征

4.1 圈地式的工业空间生产

4.1.1 卧“V”型延伸的单位制国有空间

　　计划经济时期，广州尽管作为政策边缘城市，仍不可避免的以重工业和高积累为主的模式发展，国有工业资本引导用地布局，消费空间作为附属被极度压缩（图2）。随着1950年海珠桥重建，打通海珠区与广州内城陆上交通联系，内城空间有限，因此将海珠区作为广州重要的城郊工业基地，大量国有资本涌入海珠。

图2 初级循环：内生型工业化，低度城市化

　　考虑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中央、省、市属工业企业沿珠江前、后航道布局，集中分布于新港路和工业大道两侧，呈卧“V”形发展（图3）。工业大道沿线由于靠近码头，重工业资本更为集中，基本由产业空间占据，代表企业有广州造纸厂、锌片厂等。新港路沿线由于1952年中山大学的入驻，以“国字号”科研院所和纺织厂、机床厂等轻工产业空间为主。

图3 初级循环海珠区工业生产空间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社会”，资本具有生产功能的同时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等社会职能，企业成为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土地无偿划拨、无限期使用制度造成了资本的“圈地”行为，单个厂区占地面积大，楼层矮且密度低，各单位间无序拼贴破坏整体空间结构，且单位制建设还造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重复建设，城市活动效率较低。

4.1.2“千层糕”式的区街混乱空间

　　非国有经济活跃，区街工业呈组团式大力发展。80年代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同时权利下放，允许市辖区从事对外经济贸易，以外向、开放式的轻工业化模式，海珠承接国际剩余资本，西部新滘郊区乡镇企业（如百事可乐汽水厂）兴起，旧城区基于50年代贫民和无业人员生产自救的加工服务性生产组，组建专业公司，打破“国字号”企业占主导的局面，形成集中央-省-市区工业、区属工业、街道工业为一体的工业生产体系。

　　街区采用“资本+劳动力”模式兴办三资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以南华西为首的区街工业大力发展，沿交通干道（新港路、工业大道）新建工业园区，到90年代初形成七大工业组团（图4），居民消费驱动下集聚较多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饮料制造、五金塑料等产业。

图4 初级循环海珠区工业组团分布

　　工业化初期，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五金、家电、纺织、皮革毛料等日用工业品的集聚生产，推动了海珠商贸批发业与零售业的发展，出现了洪德女人街、江南大道婚纱街和中大康乐布匹市场等专业市场。但整体上城市化水平仍严重滞后，市场机制不完善。

　　由于体制改革企业不再包办住宅，住房更加紧张，民宅呈现紧邻工厂、“见缝插针”修建的特征，表现为工业与居住包围与反包围的“千层糕”式空间结构[26]，工业居住用地混杂。到1990年海珠区建成区工业用地占比31.5%，工业用地比例高，居住配套不足，同时粗放的土地利用、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逐渐显著。

4.2 填充修复式的消费空间生产

4.2.1 蔓延式扩张的西密东疏居住空间

　　90年代市场体制逐渐完善，民工潮与廉价土地使外资拉动珠三角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期，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表现为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广州区别于珠三角80年代农村城镇化道路，选择以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

　　通过土地财政的收益，资本以“资本+劳动力+空间生产”的模式进入次级循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均较快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汽车、住房等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1992年开始房地产逐步成为广州支柱行业。

　　海珠区自90年代成为广州市中心城区后，与天河区（广州新城市中心）、越秀区（广州旧城市中心）的交通越发便利，凭借充沛的土地待开发量、优越的区位、较低的建设成本、较快的投资回报吸引大量剩余资本进入。1990年-1995年房地产年开发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52.2%，于1995年超过工业，住宅建设规模迅速膨胀。住房产品结构多元，新型高层高容积率的住宅小区迅速抢占一线江景资源，城市天际线以“一堵高墙”的形式变得单调，新建住宅连片连线式逐步向海珠区中部、南部蔓延，除万亩果园外，基本实现全覆盖，海珠区逐渐成为“卧城”。

　　“工改住”为海珠区从工业区到居住区变化的典型产物。90年代旧城区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通过战略性重组，地价杠杆等调节方式，淘汰旧城区落后产能，促进新的生产空间郊区化发展。中心城区“退二进三”，新消费空间逐渐修复初级循环淘汰的旧工业空间，集中在西部旧城的工业大道、新港路、江燕路周边地区（图5）。

图5 90 年代以后居住修复工业空间

　　整体来看，随着资本在次级循环越积越多，被修复的单个工业生产空间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同时改造难度逐渐上升，表现为每年出让地块数量的减少（表2）。如太古仓片区，以1998 年鹤洞大桥建成通车为契机，打通海珠与芳村区域联系，先后有光大花园、天鹅湾等楼盘替代原有的广重、广船大型厂区，至2010 年建成太古仓创意产业园，完成对该地块的修复更新。

表2 1990 年以后居住修复工业空间数量统计表

4.2.2 大型赛事构建的便捷交通空间

　　借“亚运城市”契机，广州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 年一大变”的发展战略，旨在提升广州整体城市形象，优化产业与城市空间结构。在21 世纪初广州行政区划调整下，海珠区成为广州地理中心和南拓的“桥头堡”。故1998 年海珠区迎来第二个土地批租高峰，“九五”期间大量道路建成，到2010 年呈现“三横六纵”的道路体系和“卅形”的轨道格局（图6）。

图6 1990 年、2000年、2010 年海珠区道路交通系统图

　　东西向道路疏导旧城工业资本，在西部新洲、新滘、洛溪大桥等外围地区重新配置，发展规模经济，并利用地缘科教优势，以信息化、科技化带动工业升级，出现洛溪大桥北端发展区等大型生产空间及新洲等科技研发基地，涌现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以发展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主。南北向道路加强与市中心功能联系，城市空间结合新城市中心珠江新城，向东跳跃式发展，新一轮商贸及科技资本， 开始向新中轴南段和东部琶洲岛集聚（图7）。

图7 次级循环——外向型工业化，压缩城市化

4.3 极化式的创新空间生产

4.3.1 东中西联动发展的全域创新空间

　　资本次级循环房地产等服务业增长过快，大量资本沉积，区域发展失去实体支撑。由于“生地”市场有限，高度依赖土地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发展从增量走向存量，发展重点从空间拓展转向功能提升，在后工业化时期，以创新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在港珠澳大湾区、“一带一路”以及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目标下，广州以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三大枢纽为导向，资本基于知识经济开始规模化扩张。广州“南拓”战略凸显海珠区区位优势，随着地铁11号广州环线、广佛环线的建设，海珠区与广州市、整个珠三角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海珠区作为交通枢纽汇聚资源。

　　创新成为资本导向，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东部率先集中跨越式发展形成区域增长极。东部琶洲岛作为广州实施“东进”和“中调”战略的重要地区，资本以新世纪初广交会落户琶洲会展区为起点，集中于商务楼宇建设，更新原有村镇和工厂用地，围绕会展空间，紧邻城市新中轴，布局互联网创新空间，以互联网产业促进会展产业共同发展，打造城市CBD。2010年至今琶洲地区共成交土地34宗，吸引唯品会等一批集团总部落户琶洲。楼宇经济增值显著，据统计琶州拥有已经建成的重点商务楼宇20栋，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纳税总额分别为39.87亿元和24.38亿元，分别占全区纳税总额的21.96%和26.53%，琶洲成为海珠区重要增长极。

　　此外，基于智力资源、发展科研转化平台的海珠区中部中大创新谷，以及基于旧空间更新的西部海珠湾滨水创新区正逐步建设起来，海珠全域创新空间初具雏形（图8）。

图8 海珠区正在形成的创新生态空间

4.3.2 环境品质提升的多样福利空间

　　新型城镇化下，广州加大社会公共品供给，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社会公平。社会资本结构化转型，回流海珠旧城，与政府合作式进行福利化空间重塑。海珠区有约三分之一的“三旧”用地，土地产出效益低，基于2009年国土资源部给予广东灵活特殊的“三旧”改造政策，资本以多样化的改造开发模式，完成对城中村、旧城镇、旧厂的有机更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住房环境与质量，营造公共空间，重塑街区活力等，既有对旧区的推倒重建，如对原广州造纸厂工业区进行商住混合开发，对琶洲村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村民自愿、多方共赢”的模式进行有机更新，又有发展延伸式的空间“再加工”，保留原有固定资本厂房，资本以文化进驻修复空间，由此产生一批文化创意空间如T.I.T创意园等。

琶洲会展中心（图源：全景网）

　　新一轮城市竞争转向区域服务水平的较量，强调城市环境和品质，拥有高品质的城区环境才能成为创业者聚集“洼地”。海珠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成,在中心城区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优势，生态外部效益逐步释放。区绿地面积从2008年3.29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的5.42%，增长到2015年4.57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的7.29%，形成“江、涌、林、园”的绿色空间格局。品质提升吸引高端人才，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共同构筑海珠生态型创新岛（图9）。

图9 三级循环——创新驱动的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５

结论与讨论

　　资本对于城市空间重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海珠区为例，体现中国宏观资本运动在城市区域空间生产的缩影，土地财政驱动的房地产浪潮，成为当前资本由次级循环向三级循环跃迁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产业的低端化，对国际市场的高依附度，内需拉动的不充足，导致资本不断积累带来产能过剩，土地效益普遍较低等问题。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当前中国前沿城市发展步入存量时期，如何去地产化，利用比较优势将存量空间重新投入发展循环之中，使其成为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实现资本从二级循环向三级循环转变，是城市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关注于资本要素在空间生产的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岭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环境等人文因素对城市形态塑造的作用，且有关“空间正义”的部分并未过多提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下，从土地城镇化转变为人的城镇化，凸显了公平、公正的重要性，这也必将影响资本逐利驱动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相信，未来由权力（政府）主导驱动的资本三级循环时期，创新空间、福利空间平衡发展下，通过“城市双修”将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有机融合，必能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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