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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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From: 周春山王宇渠等城市化研究 2019-12-27

周春山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王宇渠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徐期莹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李世杰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原文刊载：周春山,王宇渠,徐期莹,李世杰.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J].地理研究,2019,38(01):45-63.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珠三角；城镇化模式；创新；自下而上；城市群

１

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产业变迁、人口迁移、土地使用转换、制度变迁等科学问题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1,2]。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型。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转型离不开各交叉学科的研究、实践成果的推动，也为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地理学者开始从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内涵、特征、发展过程与影响等角度出发，在实践与理论上逐步进行探索[3-5]。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排头兵，珠江三角洲（下文简称“珠三角”）地区新时期城镇化的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及对中国城镇化实现转型发展有何借鉴，成为新时代中国城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特殊政策以及毗邻港澳的优势，以廉价土地、劳动力与外资相结合，形成外向型经济驱动的城镇化模式。2015 年，珠三角城镇化率为84.12%，远高于全国56.10%的城镇化水平，珠三角城镇化发展模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珠三角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一起，成为中国城镇化模式的三大典范[6]。珠三角模式获得极大的成功，引起世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在不同时期，学者对珠三角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模式、驱动力分别进行了探讨。

图源：cc0

　　1980年以后，Lo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农业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是珠三角经济和城市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它们促进珠三角人口发生转变、城市快速发展[7]。许学强等则认为商品化、非农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珠三角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并认为1990年代以前珠三角城镇化过程表现为产业、人口等要素“就地转移”的空间演变特征，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城镇均衡发展格局，促使珠三角城镇化发展初步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地域特征[8]。

　　1990年代后期，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薛凤旋等提出了“自外而内”外商投资的城镇化动力，以“小城镇、小城市”为主导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9]。此阶段，港澳台、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与地区的生产企业，开始大量进入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促进了珠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空间拓展等方面通过“自下而上”模式推动珠三角“再城镇化”，促使更多的人口向珠三角地区集中。

　　2000年后，面对珠三角中小城市的竞争压力，广州、佛山和深圳等大城市通过推进新区建设、行政区划调整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来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城市发展竞争力，导致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0,11]。随后，廉价的土地日益稀缺，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贸易受到影响，珠三角持续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动力发生转变，城市改造与规划、政府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逐渐成为珠三角城镇化的新动力[12,13]，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开始显现。

　　总体上，珠三角城镇化主要是由乡镇集体或个人投资的“自下而上”自发性城镇化和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城镇化组成的双轨城镇化[14,15]。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将珠三角打造为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标志着珠三角进入以城市群与大都市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从一个典型的桑基鱼塘农业地区，经过乡村工业化、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进入大都市化、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珠三角的城镇化进程发生重大的转型，从外向型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创新型、全域城镇化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珠三角自身的发展条件以及外部的发展环境都经历了大的变化与转折。这一发展过程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总结珠三角传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分析传统城镇化转型的背景，归纳珠三角为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路径依赖、实现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城镇化新特征，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以及能否再次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２

珠三角传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被认为是传统的城镇化，将其特点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2.1 外向型城镇化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逐步走向“全球化”，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成为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主要动力。1978年以来，珠三角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主要是受到这个新动力的影响[9]。

　　由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生产成本差异引起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推动了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地区)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将产业链的低端部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回顾国际产业转移历程，全球制造业呈现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转移路径。由于中国的市场开放具有梯度性与渐进性，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

　　珠三角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承接香港制造业的转移。1978年，港商在东莞创办太平手袋厂，开启了珠三角“三来一补”“前店后厂”“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带动了珠三角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珠三角的原始资本积累与工业化进程。

　　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通过贴牌生产和吸引外商投资办厂相结合的方式，珠三角地区开始承接台湾地区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信息和家电制造等产业的转移。

　　三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珠三角加大开放的力度，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多种产业门类的制造业，涉及电子及通讯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深度加工的产业。

　　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驱动作用。改革开放后10年内，珠三角就从一个外贸经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发展成为全中国经济外向性最强的区域，远远超过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图1）。

图1 1980-2016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进出口贸易额与外贸依存度

　　到1995年，珠三角外贸依存度为京津冀的2.9倍，长三角的4.7倍。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利用外资获得城镇化发展的最典型的区域。改革开放后30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0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3.6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30.6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7668.2亿元；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0.23增长到2007年的1.86，这种外向型经济不仅消化了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民工迁移到此，帮助珠三角实现经济的腾飞。

2.2 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驱动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在吸引外商投资时，除提供税收优惠外，还提供低价甚至零地价的土地。这既导致了建设用地面积激增、耕地面积锐减，也造成珠三角土地利用低效的局面。1987-2007年，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总面积从1526 km2增加到5130 km2，扩大了2.4倍。其中深圳、中山、东莞、珠海分别扩大了6.5倍、5.6倍、3.0倍、2.9倍（图2）。

图2 1987-2012年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面积与年均增长率

　　1980-1991年短短11年时间里，珠三角地区耕地面积总体减少14%，城市范围内耕地的减少量都在20%以上[16]。同时期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的增长率却只有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图3）。虽然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但土地低效利用的情况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图3 1987-2012年珠三角地区单位建设用地产出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除了外资与土地，庞大的人口红利也是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2000年，珠三角拥有常住人口4290万，从业人员1902万。其中非户籍流动人口1726万，占常住人口的40%，占从业人员的比例更是高达91%（图4）。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为珠三角发展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与此同时，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例却从1995年的28%下降到2000年的22%，这说明珠三角新增外来人口学历普遍不高，驱动珠三角城镇化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在廉价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驱动下，珠三角不断吸收并充分利用外来投资，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得以顺利展开。与此同时，过于依赖土地、劳动力的发展也为珠三角金融危机前后的困境埋下隐患。

图4 2000-2016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从业人员

与非户籍流动人口变化情况

2.3 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为主要推动力的两种城镇化模式，是理解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重要理论模型[17]。1950-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五年计划”调整城乡关系，形成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18]。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国际资本、民间资本等更多样的发展要素能够参与到中国的城镇化中。以乡村集体或个人投资为主体的“自下而上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和长三角率先开始兴起，学者对应地总结出乡村城镇化的“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这三种乡村城镇化模式形成的初始动力和城镇化主体存在差异。“苏南模式”由村镇集体经济驱动形成，政府干预的特征明显。“温州模式”由民间小微经济驱动形成，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为核心，具有明显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特征。“珠三角模式”由港澳外资和产业转移驱动形成，具有驱动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如东莞企业以外商投资为主，顺德以镇办企业为主[19]。

　　1980-2000年间，广东省乡镇企业劳动力数量从206万人增长到929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比例从8.7%大幅上升到23.3%，实现了对江苏省的超越。但进入21世纪之后，广东省乡镇企业劳动力数量开始缓慢增长，占比也明显下降，重新被江苏省超越（图5）。

图5 1980-2013年广东省与江苏省乡镇企业劳动力变化

　　广东省的情况大致能够反映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同样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城镇化，与长三角内生型城镇化相比，珠三角外向型城镇化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动力。

2.4 政策导向的城镇化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以前属于国防前线，出于战备考虑，国家很少在此大量投资。因此在“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时代，珠三角的发展缺少投资动力，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1978年，珠三角工业总产值仅为133亿元，有32个建制镇，城镇人口增长主要靠自然增长，城镇化水平一直在28%以下。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人口、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相继实施，对珠三角的城镇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政策上，1979年中央批准在深圳蛇口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将深圳、珠海列入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中，特别制定出入境、劳动工资以及土地管理等方面的特区单列法规。1985年，整个珠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随后，广东省在珠三角经济开放区内确定了第一批59个重点工业卫星城，执行进出口税收的各类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珠三角经济开放区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地带[20]。

　　人口政策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户籍管理政策以及取消粮食供应制度，解放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开劳动力迁移的序幕。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开放的前沿地区，得以享受由跨省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巨大人口红利，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政策上，当时国家没有限制土地的使用，珠三角地方政府以低地价、零地价政策吸引了大量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乡镇、农村地区投资设厂，促进了珠三角乡村城镇化的发展。

　　珠三角的城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政策导向的城镇化。以对外开放政策为核心，在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人口政策与土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外向推动、自下而上、土地和劳动力要素驱动的珠三角城镇化模式最终成形。大量的政策红利以及地方的积极探索支撑珠三角城镇化的快速腾飞。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由探索进入全域推进，珠三角地区的政策优势逐步减弱。

2.5 高速发展的城镇化

　　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30年时间里，珠三角城镇化与经济同步迅猛增长。区域整体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25%增长到 2008 年的 80%，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发展速度也高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最快的起飞阶段，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发展速度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的奇迹（图6）。

图6 1980-2015年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及全国城镇化率对比

　　珠三角整体人均GDP从1978年500元左右增长到了2008年的57888元，递增率达到17%以上；2008年珠三角整体GDP超过1978年110倍。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2008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和47%。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从1987年的76 km2增加到了2008年的107 km2。

　　珠三角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带动高速增长的城镇化，城镇面貌得以大幅度改变，奠定珠三角在中国经济以及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经济与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

３

传统城镇化的困境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珠三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是“借来”的，城镇化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技术等都是借来的。几十年来“借来”的经济模式让珠三角获得巨大的发展，却也严重透支了珠三角的土地、环境、资源等要素。“借来的迟早是要还的”，2008年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使曾经辉煌的“珠三角模式”受到了严重考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3.1 城镇化增长速度放缓，质量不高成为主要矛盾

　　经过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的发展加速期后，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也进入一个慢速发展的阶段。1980-2006年期间，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02%，2006年达到79.55%；2007-2015年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3%，2015年达到84.59%。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持续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少。

　　传统城镇化阶段完成了数量的大幅增长，却也留下低质量城镇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人口“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城镇化水平虚高。到2010年，珠三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7%，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依然只有36.6%，意味着还有约2592万流动人口处在半城镇化的状态。2010年珠三角非户籍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46%，而长三角和京津冀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24.29%和13.46%，与国内其他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群相比，珠三角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比高，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面临更大挑战（图7）。

图7 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情况对比

　　传统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累积的流动人口半城镇化问题，不断扩大的城市建成区、城中村环境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珠三角社会经济发展[21,22]。城镇化质量不高成为珠三角发展的主要矛盾。

3.2 土地等资源约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维系

　　早期珠三角地区以廉价土地与国外资金进行技术合作的模式吸引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土地要素对珠三角城镇化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23]。2000年以前，珠三角大量的土地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零地价”出让[24]，以吸引外资企业进驻。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利用较为粗放、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原因，带来了珠三角地区用地无序扩张的问题。

　　珠三角地区的建设用地，从1987年的1526.36 km2扩张到2012年的6821 km2，年均增长 9.9%；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珠三角地区耕地面积为 9912.13 km2，到1998年，耕地面积减少到6641.87 km2，近三分之一的耕地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间转化为建设用地[25]。而随着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珠三角人均耕地面积从1980年的0.9亩（0.06hm2）减少为1998年的人均不到0.5亩（0.03hm2），人均耕地面积仅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远低于国家人均耕地1亩的红线。

　　从土地利用强度（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看，珠三角各市均达到较高水平，2012 年，深圳、东莞的土地利用强度超过45%，中山、佛山在35%左右，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警戒线，土地利用强度远高于香港同期21%的水平。为解决存量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开发政策，土地价格明显提高。传统粗放型的“土地要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进一步持续下去。自2000年以来，土地对珠三角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

3.3 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增高，传统制造业面临“双向挤压”

　　刘易斯拐点，表述了随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提升的经济现象。2008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劳动力供给增长逐渐停滞，出现劳工短缺的问题，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上升[26]。珠三角地区年末就业人员增长率在2005年达到峰值（13.25%）后，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0.68%，转移劳动力供给几乎停止增长，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

　　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由于地区内部用工成本日益提高，珠三角地区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2000年前后，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的劳动力小时报酬还明显低于菲律宾与泰国；随后受用工成本增高、人民币升值影响，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成本在2008年以后已经明显高于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家（图8）。2013年，广东省制造业工人的人均工资水平达到3800元/月，是2003年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2.9倍。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加工企业用工成本日益提高，企业利润大幅度降低甚至亏空。

图8 1999-2009年珠三角及相关地区制造业小时报酬对比

　　而在中高端的研发、设计与高端制造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启动“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力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等重点行业与新兴产业牢牢把控关键技术，并在各产业链的研发创新、品牌打造、行业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的环节上继续掌握话语权；通过发动各种类型的贸易战，通过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利用各种专利规则，遏制中国等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步伐，给中国制造业整体的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的挑战。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受到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双重挤压”，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3.4 国际需求市场发生变化，外向型经济逐渐萎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总体上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下滑、不少新兴经济体陷入困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外贸市场萎缩可能会成为“常态化”[27]。从进出口总额看，珠三角地区从2008年的3872.08亿元下降到2009年的3417.77亿元。进口总额总体变化趋势与出口总额类似（图9）。

图9 2000-2009年珠三角地区出口总额变化

４

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主要特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弊端彻底显现。珠三角地区2009年GDP增速低于全省水平，2012年增速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昔日的光环黯然失色，似乎进入了一个寒冬时期。面对土地劳动力短缺、资金技术缺乏、出口受阻等困境，珠三角正在奋力地转型，逐步转向以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开启城镇化的新进程（图10）。

图10 珠三角地区新、旧城镇化模式概念对比图

4.1 创新引领的城镇化

　　技术创新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以科技、知识与管理等为核心的“知识源导向”模式正逐步取代以往珠三角地区以资源、土地与人口等要素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源导向”模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新的持续增长源[28,29]。在金融危机、制造业撤离的背景下，广东省专利申请批准量在全国各省市中的排名，从2008年的第一滑落到2012年的第三。在此期间，广东省与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与企业也开始进行艰难的经济转型，通过“腾笼换鸟”战略，转移落后产业，培育和引进新兴产业，全面加大R&D投入。

　　2016年，广东R&D经费投入2035.14亿元，首次位居全国首位，R&D经费占GDP比例达2.56%，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值2.40%与欧盟15国的平均值2.08%。其中，珠三角地区R&D投入占全省的94.9%。在外部压力、内生性的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作用下，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开始取得成效。到2016年，广东省专利申请批准量达到230648件，重新超过江苏省和浙江省，居全国第一位。其中，珠三角地区的专利申请批准量和专利申请量排名全国第二位的江苏省相当；深圳是中国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一的城市，高于上海市和福建省（图11）。珠三角成为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图11 2007-2016年珠三角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

与国内排名前7省（含直辖市）对比

　　在推动珠三角地区创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的主要力量。2015年，广东工业企业R&D投入占全省R&D经费投入的89.3%，企业R&D投入经费总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一位。在2017年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不含港澳台）中，珠三角地区占据四个席位。分别为：华为（第二，3293件）、中兴通讯（第五，1699件）、格力（第七，1273件）、欧珀移动通信（第八，1222 件）。而且，由于企业更能把握市场所需的创新方向，在数字经济时代，珠三角地区先拔头筹，华为、腾讯等企业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创新企业。

　　随着珠三角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迅速发展，“创新引领”对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对珠三角的实证研究表明，科技人员数量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30]。从“东莞的科技中心”松山湖与东莞其他镇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的表现看，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有助于减少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保持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的持续增长[31]。

　　由于这些产业技术垄断性较强，产品附加值较高，相关企业与员工收入较高，也为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较多的税收；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也更有条件在就业城市安居、落户，从而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而城市拥有的高技术人才与关联企业又对技术密集型与创新产业具有较强的“粘性”与吸引力，从而促进城市发展进一步良性循环。从结果上看，这种以企业为创新主导力量的模式内生动力更足，整个经济区生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创新动力也更高。

4.2 复合驱动的城镇化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32,33]。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总体上从改革开放初期驱动力较单一的阶段，逐步向多元因素影响下的复合城镇化阶段发展[34,35]。金融危机后，廉价的土地日益稀缺，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珠三角城镇化动力发生转变，出口加工型企业对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减弱。珠三角FDI占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在1997年后逐步下降，到2015年仅为7.96%。金融危机前后，外贸依存度逐步下降，到2015年，外贸依存度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首次降到1以下（图1）。

　　从工业增加值看，金融危机后，外商、港澳台投资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体投资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逐步下降，从2007年的62.61%降为2015年的46.35%；而股份制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达到51.77%，首次超过外商、港澳台投资经济，珠三角地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资本来源日趋多元化和混合化（表1）。

表1 2007-2015年珠三角地区经济成分工业增加值对比

　　从产业结构看，珠三角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一步走向重工业化与企业规模大型化。轻工业增加值从2007年的 41.62%降为 2015 年的 36.22%，小型企业增加值从 2007 年的 33.04%降为 2015 年的23.45%；传统外资驱动、轻工业为导向、乡镇中小企业“村村点火”的城镇化模式进一步转型，逐步走向复合驱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企业发展规模化的城镇化模式。

4.3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传统城镇化阶段完成了农村地区农民的空间转移和职业流动，而区域发展越过这一阶段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便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36,37]，包括强化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挖掘城乡文化内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图12）。与此同时，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核心要素是人，只有把人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通过营造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把人才吸引来，城市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图12 城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为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问题，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实行流动人口积分入户城镇制度，探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政策，落实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工伤、失业、养老保险以及公租房的保障范围等政策和制度。

　　从2008-2016年，珠三角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总人数分别增加了2990万、1461万、3034万、771万和1995万；参保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分别增加了42%、19%、41%、4%和30%，社会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大大增加。珠三角已经逐步完善城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和相关政策制度的探索，逐渐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图13）

图13 2008年、2016年珠三角地区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4.4 强调品质的城镇化

　　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至今，城市为经济、社会和个人提供发展空间的成就显而易见，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社会隔离、交通堵塞等问题[38]。为了解决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并步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城市必须向着繁荣、和谐、有序、共生的方向发展[39]。城市或区域间的竞争已不再限于经济总量之间的竞争，发展品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区域城镇化品质的提升最终来自于城市品质的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具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实用性，强调城市生活和生产的便捷程度，具体包括完善基础交通体系、实现交通高效衔接、推进轨道交通开发和经营、大力发展公益性公共设施、提高市政工程的科学性等。二是形象性，强调城市的外在景观美化，具体包括构建生态宜居的城市格局，强调城市特色元素与建筑环境相融合，营造优美的公共艺术环境等。三是文化性，是城市品质建设的最高层次，具体包括突出城市风格和文化特色，将本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将生活环境与文化、商务等城市功能结合起来，彰显各具特色的城市魅力等。

　　为了提高城市品质，珠三角各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划与政策。在《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建设美丽宜居花城”是贯穿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中山将“建设宜居精品城市”列为城市发展的四个定位之一；佛山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等等。而且，各个城市已经取得一定的建设成果。如东莞公园数量达到1200多个，在2016年全国主要城市公园数量排行中居于首位。深圳、广州、佛山、珠海分别占据了二、四、七、八的位置，有效提高了城市的实用性和形象性。

4.5 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针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社会公平缺失、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凸显以及行政边界限制等问题，国内相关学者借鉴西方“全域城镇化”的理念，开展了相关的探索，将城镇化研究对象由城市地区扩展至周边农村区域，提出乡村振兴的理念，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基础设施覆盖、文化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内容[40]。

　　珠三角地区过去自下而上、以土地劳动力要素为依托、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是一种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土地资源紧张等问题，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2014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启动了《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编制工作，该规划的特点首先是“全空间”，即规划与管理的范围涵盖了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及其他非建设用地，能够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传统规划管城不管乡的问题。其次是“全要素”，即在促进规划区内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等要素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保护生态环境、集约利用自然资源。

　　为贯彻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文件，其目的在于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房屋建设、农村景观与生态等方面对乡村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提升，以重振乡村的活力，平衡城市与乡村发展的速度与力度，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５

结论与讨论

（1）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

　　在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也使珠三角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与问题彻底暴露。为摆脱这场危机，政府做出了各种努力，这正是珠三角新城镇化进程的正式开始。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发展新兴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端制造业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摆脱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困境，也要摆脱依靠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仅要重视生产的发展，也要重视生活的品质；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增长，更要关注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

（2）珠三角能否从乡村城镇化的典型模式上升为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

　　1989年戈特曼提出世界六大城市群时，珠三角地区当时还处在乡村城镇化的“小聚集、大分散”发展格局中。而乡村城镇化使珠三角开启高速城镇化的进程，成功地造就了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地位，使珠三角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世界城市群的行列，并与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并称为中国三大核心城市群。无疑，作为乡村城镇化三大经典模式之一的“珠三角模式”是成功的，然而，作为三大城市群发展模式之一的“珠三角模式”能否成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三大城市群的特征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已经形成的多样化城镇职能分工体系中，上海是国际性的金融大都市，南京和杭州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心，苏锡常和宁波以先进制造业为主[41]。

　　由于长三角地区是一个跨区域的概念，区域协同发展的任务任重道远。京津冀城市群的政治优势明显，整体实力强大，但是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较大且利益矛盾难以协调。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两极分化的非均衡发展明显，三地协同发展艰难[42]。与之相比，虽然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体量略小，政策优势不再明显，外向发展也遇到一定的挑战。

　　但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内部各城市产业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共同迈进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时代：广州是商贸业发达的国家中心城市，深圳是高科技产业集中地和全球创新城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东莞和佛山是世界制造业基地[43]。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奉行“拿来主义”，以政府强主导吸引外来资本和技术；京津冀城市群更偏重政府资源配置、政府大规模投资、国企主导；而珠三角城市群则强调本土现代股份制企业为主导的内生创新力。显然，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更偏重社会资本和民间投资，尊重市场自发秩序，倡导服务型政府，区域经济活力、效率与企业内生发展带来的可持续性更强。

　　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产值和地均产值均高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市场经济意识、经济国际化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珠三角城市群正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努力突破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珠三角模式”将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

图源：cc0

（3）珠三角能否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主要指当一个后发国家和地区通过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优势发展低端产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时，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往往会同步提升，工资水平将难以再和其他低收入地区竞争；另一方面，受技术水平限制，中高端产业又难以和发达国家竞争。因此，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与经济发展容易进入停滞阶段。而且对低端产业的依赖和经济的停滞容易衍生出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使得该地区陷入长时间的恶性循环中。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低端产业的转型升
级。

　　但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较长时间，而且还要面对发达国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设置的技术与专利壁垒。因此，真正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屈指可数。从概念上来看，目前珠三角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珠三角能否率先完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需要拭目以待。

　　日本、韩国等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主要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日本、韩国通过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创新发展战略，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完善制度建设，缩小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努力，使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终一举成为发达国家。从国际经验来看，珠三角要想成功突破这个阶段，必须进行创新与改革。

　　首先，通过创新发展构建增长的新动力，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发达国家相对优势较小的新兴产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动力。其次，要加快社会发展转型，采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公平分配、完善社会制度建设等措施，为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第三，要协调好城镇建设与资源承载力、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镇各功能要素的质量，形成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力支持。

（4）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什么机遇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给珠三角的发展带来什么机遇？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珠三角与港澳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分离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历了孤立阶段（1978年前），扩散阶段（1979-2014年）与共生阶段（2015年至今） [44,45]。资源禀赋差异与发展条件互补、市场力量与资本驱动、制度引导与政府的促进作用等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扩散阶段前期，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区域协作主要集中在产业上，港澳发挥龙头作用，带动珠三角经济的发展，粤港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在扩散阶段后期，CEPA协议等一系列政策规划的出台，为开放的贸易市场提供保障，粤港澳的合作从“非制度性”转向“制度性”，推动力逐渐从市场驱动转向制度引导。

　　2015年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共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经济增长核心，标志着珠三角与港澳进入全面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珠三角与港澳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以协同创新为引领、以一体化交通网络为纽带、以区域合作机制手段、以区域规划为蓝图，最终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珠三角城镇化的新进程初步显示出的特点必将是珠三角未来的发展方向。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洗礼及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后的珠三角，在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指引下，将会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从乡村城镇化的典范转身为城市群发展的“珠三角模式”，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范，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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