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东坡，可谈的似乎有些太多了。我们可能会想起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可能会想起书法精品《寒食帖》，可能会想起“乌台诗案”，可能想起的是一块入口即化的东坡肉。这也证明了苏东坡的人生之丰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远。
论苏东坡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为官为人的品格。在杭州为官，他疏浚西湖，修筑流芳百世的苏公堤；在徐州为官，他为加固城墙日夜指挥，以防黄河泛滥，殃及百姓；而在多次遭流放的人生中，生活条件每况愈下，他又总能旷达超然，亲身躬耕，苦中寻乐，东坡肉也因此出现，这种面对生活的心态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写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派淡然洒脱。
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推荐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说：“它的英文版本名字叫做《Thy Gay Genius》……Gay就是愉快的意思，Gen也是，就是愉快的意思，Genius这是一种法语移植到英语中间的词，它的意思就是天才。所以，林语堂这本书它原来的标题如果准确地翻译过来就是‘一位愉快的天才’。”中国文化史上不止一个天才，但能做到“愉快”的大概只苏东坡一个吧。
本期周末读诗，我们以苏东坡关于杭州的诗词为线索，看他如何在诗词中表达对杭州、对西湖的无限喜爱，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杭州和西湖的共同记忆，并联系其重大人生经历，从中窥见他非凡的品格。
不论是否相信前世之说，也不论是否记得，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刻，即莫名感觉眼前的场景在哪儿见过，仿佛就要想起却想不起。这就是前世的记忆吧。就算有前世，前世的前世，芸芸众生大都早已忘记，纵使记得或也无益。极少数夙慧之人记得自己的前世，并怀着虔诚和使命度过今生，宋代诗人苏轼即是其中之一。
对于苏轼，杭州不仅是第二故乡，而且是他前世的修行地。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诗人、名妓、高僧”一章写到，苏轼去游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眼前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忏堂，且描述了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等，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宋代人普遍相信前世之说，这种故事并不稀奇。例如黄庭坚在梦中得知自己的前世，张方平游庙时记起自己前世曾是那里的住持，等等。苏轼前世故事的情节难免经过后人的润饰，然而他本人的确相信自己前世曾是杭州寺院里的僧人。在《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一诗中，他写道：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反对新法，被新党诬告回四川葬父时贩卖私盐。为了避祸，他主动请求外任杭州通判。7月，他出了汴京，先到陈州见弟弟苏辙，再到颍州访恩师欧阳修。11月28日，苏轼抵达杭州。初到杭州，但他觉得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概因寿星院的经历，苏轼很肯定自己前世就生活在杭州，所以才会有故地重游之感。莫名地对一个地方或一条街有说不出的亲切感，或无端觉得一个陌生人很面熟，但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我想都会被那无法解释的神秘触动。这种体验超越了有限时空，几乎就要让人瞥见时间的真相。《红楼梦》中宝黛初见写得好，好在不落俗套，大家都夸黛玉标致，赞她聪慧，宝玉只说了一句：“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别人听了自然是不信的，贾母笑他胡说，他说虽然未曾见过，但看着面善，今日只当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远别重逢”，说得岂不更好。
苏轼与杭州重逢，虽因仕途受挫，却不能不说亦前缘所定。杭州的湖山，杭州的寺院，杭州的众生，都在久候他到来。任通判期间，虽无权为民多谋福利，但他办案公正对百姓满怀悲悯，以及作为诗人的潇洒神韵，都树立了他在杭州人心中神一般的形象。而他本人也在杭州找到了家的感觉。来杭州第二年，苏轼经常流连于湖光山色，或西湖泛舟，或僧房闲话，或赋诗饮酒。六月二十七日，他和朋友们在望湖楼饮酒，醉而挥墨，赋诗五首，即《望湖楼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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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翻墨”，雨势之强可见；“未遮山”，雨势之短可知。“白雨跳珠”，雨点之大之急，“乱入船”，雨的兴奋，雨的欢喜，皆可见可感。卷地风来，雨收云散。多么痛快的一场急雨，助酒兴，更助诗兴！倏然而来，倏然而逝，令人不可言说，但有惊喜。突如其来的急雨，似乎总给苏轼带来惊喜和启示。《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的也是沙湖道中遇雨。待上到山头，“也无风雨也无晴”，与此诗的“望湖楼下水如天”，急雨过后，天地间空茫澄澈，令他若有所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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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写西湖的诗很多，颇负盛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说着此诗用美人来比西湖之态，那么望湖楼醉书则传西湖之神。西湖之美在山容水态，在游鱼荷花，亦在风雨云月。西湖四围寺院林立，放生鱼鳖很多。鱼鳖既被放生，则免于网罟之患，大可悠游逐人觅食。苏轼以禅眼观之，无非法喜。“无主荷花到处开”，无主则得自在，自在故能惬意。水枕与风船，造语新奇，醉态可掬。舟浮水上，人卧舟中，称“水枕”。风生水起，船随之摇，为“风船”。山本是安定的、静态的，枕水看之则令其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与月徘徊者，是风，是船，是人？此二句不仅画面美，且字字带有醉舟的感觉，读来晃晃漾漾，万境皆空。醉书的最后一首诗，苏轼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唐代白居易发明了“中隐”，并作诗加以阐释：“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如此中隐堪称打发人生的方便法门，简言之，寄身于一闲职，既免却衣食之忧，又不误闲情悠游。苏轼外任杭州通判，在此自称“中隐”，其意非婆娑自得，实在有所无奈。
灯火钱塘三五夜
在杭州中隐了两年零十个月，1074年9月，苏轼离开杭州，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正月十五，他很怀念杭州的元宵节，写下《蝶恋花·密州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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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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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密州上元”，写的却是灯火钱塘，可知苏轼虽在密州，心里想的仍是杭州。他在杭州度过了三个元宵节，那里的繁华之景，灯火之盛，一切如在眼前。
元宵节自汉代起就是京城大都的灯火狂欢节。宋代孟元老在追忆汴京（今开封）的笔记散文《东京梦华录》中如此描述：“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而宋末元初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回忆南宋杭州城的上元节：“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元宵节有灯，有月，灯月交辉。灯中月下，妇人着白衣裳，戴蛾儿雪柳，恍若画中仙子。“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行乐如此，真不知是人间是天上也。
而此时的密州乃一荒僻山城，元宵节无甚可乐，今昔迥异忽令人老。听见击鼓吹箫，循声而去，原是村民在社祭祈年。很快灯残火冷，只剩下昏昏雪意云垂野。如此枯寂凄凉，怎能不叫他怀念钱塘？！
出任密州虽是升职，然而比起杭州，日子却难过多了。苏轼在翌年所写的《超然台记》中说：“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密州不但无杭州的湖山之美，且连年蝗旱民生艰难，更让他忧心。此时即使想中隐怕也不能也不忍，想游于物外怕也只得片刻超然。
《苏轼文集》，作者：苏轼，注解：孔凡礼，版本：中华书局 2004年11月
当年离开杭州时，苏轼就预知自己还会再来。自密州之后，他先后调任徐州、湖州，在湖州期间经历了御史台案的牢狱之灾。出狱后，接着在黄州度过人生中很重要的四年，从此自号“东坡居士”。而后又在汝州、宜兴短暂停留，直至被召回汴京，相继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并担任了宋哲宗的老师。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他再次离京。
十五年间，几度大起大落，1089年再回杭州，苏轼已53岁。欧阳修任颍州（在今安徽）知州时，非常喜欢当地的民风物产水土气候，那里也有个“西湖”。二十二年后，当他如愿以偿归老颍州，不禁有了沧海桑田的陌生之感。在咏西湖的《采桑子》组词最后一首中，他说：“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苏轼此番归来，一切仍很亲切，湖山如有待，鱼鸟若含情。与欧阳修不同，苏轼不是回来养老，而是出任太守，因此仍是“主人”。他想为杭州做点事，造福百姓。
重游西湖，见湖上菰草丛生，不复当年烟波浩淼，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湖。当时财力严重匮乏，他向朝廷申请拨款，并想办法集资，最终事做成了。他不仅疏浚了西湖，还修建了千古流芳的苏堤，均有诗为纪。
苏轼在杭州写的诗大多旖旎，他自己也说：“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比如这首《春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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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如果说黄州在苏轼的诗词中有男性的阳刚，那么杭州则是女性的柔美。何处无春宵，何处无花月，又何处无歌管楼台秋千院落，但少了湖山，少了杭州独有的气质，就不一样了。花月、歌管楼台、秋千院落，这些事物的感觉加在一起，生出了别的什么，那就是钱塘春宵。
《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译者：张振玉，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在杭州任期不到两年，苏轼又被调回京城，不久再次外任，后来更如转烛飘蓬，岭南已远，又之海南。直至三年后放还，客死常州。1091年离开杭州时，他应知此生与西湖永别了。临行前，他写了一首《八声甘州》寄诗友参廖子。参廖子是僧人道潜，浙江于潜人。苏轼贬谪黄州时，参廖曾不远千里去追随他。此词曰：/ /
情至深至诚，则不假修饰，平实话语，自能感人。55岁的人，宦海沉浮，余生几何，此别能不沾衣？然整首词深情而旷达，绝无暮年衰飒气象。这大概是苏轼深受中国人喜爱的地方，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坎坷却仍能时时旷达处处超脱，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旷达和超脱不是装出来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世界对于他如同雪泥，雪化了，脚印就没了。他的灵魂是飞翔的，但并不需要飞在云里。任何平凡的小事物，箪食瓢饮，明月清风，山川木石，诗与艺术，都能让他即刻获得自在，都足以让他飞翔。不论是《饮西湖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还是他回忆中的灯火钱塘三五夜，抑或苏堤六桥、东坡肉等，苏轼的个人书写，早已变成中国人对杭州的公共记忆。杭州曾是他的前世，他的记忆，而后他则成为杭州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