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平庸之恶，会延续到下一代吗
第八届德国电影节将于11月13日在北京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有11部德国电影（包括《温蒂妮》《孩童狂奔》《日灼》《元首偷了粉兔子》等获奖作品）将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和百老汇影城进行展映。（ 购票信息：德国电影节排片表 ）
本届德国电影节展映作品集锦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德国电影，无疑是这份展映片单中不容忽视的重头戏——荣获2020年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摄影以及德国电影奖两项提名的新片《德语课》。
2019版《德语课》
这是一部相对冷门的小众电影，迄今在豆瓣标记看过的不到1000人。而诞生于1971年的旧版同名电影则更是鲜为人知，甚至没有任何豆瓣短评和评分。旧版《德语课》笔者无缘得见，但这部新作值得向所有人推荐。
1971版《德语课》
影片反思二战的主题和海报设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四十年前的《铁皮鼓》：甚至两位小演员的长相都有神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德语课》中的“画”和《铁皮鼓》中的“鼓”作为两部影片的关键道具，在两位主人公手里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姿态——《德语课》中的小男孩西吉不得不将画作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并以警惕跟不乏恨意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而《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则明目张胆地将鼓置于身前，伴着挑衅和冷漠的神情做出主动敲击的动作。
1979《铁皮鼓》中的男孩奥斯卡
留心到这样的细节，对把握两部电影的主人公异同是有帮助的：在一个暴行肆虐、群体性迷狂的极端时代，这两个孩子都属于与周遭人群格格不入的“病态”反抗者——少年犯西吉病在心里；而“侏儒”奥斯卡更兼生理缺陷。只不过相较于主动出击跟四下呐喊（高分贝嗓门）的奥斯卡，沉默寡言且始终小心谨慎的西吉的反抗姿态没有那么决绝。
影片《德语课》的故事十分简单：战后“偷画成癖”的少年犯西吉在少管所中面对《尽职的快乐》这个命题作文时，回忆起战时“尽忠职守”的警察父亲禁止其画家朋友继续作画的往事。
父亲延斯与画家马克斯原本是发小，马克斯更是延斯曾经的救命恩人；但战争爆发之后，延斯却坚定不移地执行起纳粹当局的禁画令：不断没收和销毁马克斯的画作。
因不满于父亲的做法，西吉屡次偷藏画家的画作。直到战争结束，延斯依然“活在过去”、“禁画成癖”，发现并一举烧毁西吉藏画的处所。这直接导致西吉大受刺激，甚至在画家的公开画展上行窃，试图继续“收藏”画作直到被警察捉个正着。
战时的罪恶，就这样“深入人心”地延续到了战后，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可以说，西吉和延斯不约而同地并且不可自拔地“活在过去”的行为，都属于典型的“战争后遗症”。
有关二战反思的电影其实并不少见，作为战争发起国与战败国之一，纳粹德国带来的无尽创伤和巨大牺牲自然也包括无辜的本国人民。近年来，不直接刻画战场转而以战时生活为切入点的反战佳作频出，比如2018年的《无主之作》、2019年《隐秘的生活》及《科林尼案》等等。
2018《无主之作》
而《德语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极具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带来的惊心动魄的压抑感——与其说这是一部以儿童为视角的电影，不如说这是一部专注刻画病态心理的“人性惊悚片”。
在我看来，影片中所表现的人性（或非人性）就在于高度呈现出汉娜·阿伦特经典论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到的著名哲学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诠释哲学概念的弱情节电影
寻常电影的做法往往是，将“平庸之恶”用以展现关键性的戏剧冲突——典型如《希望与反抗》中审判索菲·绍尔时动辄歇斯底里、大声咆哮的法官。但将“平庸之恶”这一理论不惜笔墨加以深入挖掘的影片并不多见。在此，我们就要说回新版《德语课》这部改编电影的文学原著。
已故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素来都被我们认为是“德国当代文学三大家”之一，不但多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更是被誉为德意志的“心灵守护者”。
而出版于1968年的《德语课》，则是战后德国反思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期间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该书名列“世界50大小说”，更是德国中学生的指定读物，在当代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伦茨以德国北部一个远离战场的海边乡村发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展现了第三帝国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蹂躏——父亲延斯的形象无疑代表着反人类的第三帝国。
但这个口中反复念叨“履行职责”的阴暗角色，可能会让不少观众略感困惑。好端端的血肉之躯，何以仅凭一句“职责所在”就能成为对昔日好友恩断义绝、对逃兵长子“大义灭亲”的行尸走肉呢？甚至有人根据这些“不合理”的情节，认为父亲延斯的角色失之模式化与脸谱化。
诚然如此，但新版《德语课》恰恰就是一部刻意弱化情节、而且更贴近意识流色彩的哲思之作。相较于惶惶四百页之巨的小说原著，或者1971年长达四小时的旧版电影，如今的这部新作则只保留了核心矛盾和故事主线，而删减了大量的支线和复杂交互的角色关系。
可见，影片导演克里斯蒂安·施沃霍夫的目的，正是要以延斯作为成千上万“工具人”真实缩影的代表人物；他更像是一个理论层面的“工具人”，并不需要太多感性的情节铺垫。
在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描述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完全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宣称自己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责任”的界定。艾希曼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中的一环，只起到传动的作用”。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主动思考的恶；是在国家强大意识形态工具下被动犯罪的恶；是对上级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放弃个人价值的恶。
是什么把小公务员延斯变成了恶魔？影片虽未交代但其实也无需交代——正是“平庸的恶”。纳粹德国将所有延斯这样的普通公民裹挟进极权体制，使其丧失掉正常的思维能力：因为人需要工作，因为“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向来是认真严谨、遵纪守规的日耳曼男人的“传统美德”。
延斯的冷漠无情、背叛亲朋甚至毁灭人伦的一系列行为，显然更需要从整个时代背景和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加以认知。
口口声声“履行职责”的延斯，已然沦为执行指令层面的完美按键，他不再是“人”，而是彻头彻尾的“工具人”。当影片剧情本身成为表达概念的“工具”，俗常的叙事策略就往往要让位于充满隐喻和象征意味的视觉意象。
风格化的写意摄影
考究的摄影，对影片充满张力又压抑的氛围营造功不可没。凭借美轮美奂的空镜头和对触目惊心的动物意象的使用，《德语课》获得的那座“最佳摄影”奖杯绝对实至名归。
影片中“焚画”的写意镜头
虽然每一帧都仿若油画的摄影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观众会认为，类似这种“三连接”的“烧画”镜头相较影片《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场景还是略显单薄了一些。
但在我看来，《德语课》并非标准的叙事电影，它更是诗化的哲思之作。影片中除了火焰与画作外，天空、海鸥、海浪、滩涂、沙丘、枯树、杂草......这些充斥着荒凉衰败的病态美感的意象看似并无叙事功能，但却无一不彰显着冷峻的现实。
在这一系列极其生动的视觉符号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西吉藏画的那座废弃的房子。人去楼空的犹太人一家究竟遭遇到什么已无需赘言，是否与西吉的父亲有关也不再重要，我们单看这座住所呈现的环境便足以了然。
当重伤归来的逃兵哥哥因为惧怕父亲告发而无处可藏时，也曾被西吉带到此处：撒满一地的动物骨头、飞禽尸体散发的腐败与死亡气息，让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哥哥崩溃痛哭。
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满目疮痍的荒宅，却慢慢成为西吉的秘密花园和精神城堡：从马克斯家中偷来的画，被西吉尽数藏于此处。屈服于掌控欲极强的残暴父亲的淫威下，令人窒息的童年无处安放；只有亦师亦友的画家引领的艺术启蒙，及那一幅幅洋溢生命气息的鲜活画作，才能安抚孤独少年的心。
西吉家中死气沉沉的阴暗氛围，与画家房中明亮通透的光线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导演想要对比的又何止是色调而已，更是两代人挥之不去又离奇重叠的历史梦魇。
历史会重演，时代会延续？
比悲剧更可怕的，是悲剧有着自我复制的能力。如果说延斯这角色代表着被形象化的“平庸之恶”；那么西吉的遭遇则包含更深度的灵魂拷问：成为一个鹰犬爪牙、“人形工具”的孩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说到底，平庸之恶会延续吗？
从影片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战后依然“禁画成癖”的父亲与“藏画成瘾”的孩子，他们在精神上显然还难以摆脱掉战前的阴霾。战争虽然已结束，但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带着过去那非人社会的痕迹继续生活。伤害是不可逆的，恶会延续。
汉娜·伦阿伦特虽于纳粹暴政下发现了平庸之恶，但平庸之恶却不囿于纳粹时期，她认为这种恶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和现代生活中。面对极权主义的“极端之恶”，所有被统治者和被迫参与者都会堕入其中。因为你我皆凡人，这种“平庸”会成为罪恶麻木的帮凶。
再次还原影片具体情节：父亲延斯因为对纳粹体制和规则的无条件盲从，才引发少年西吉一直偷画的反抗。但吊诡的是，时过境迁后，成年西吉在面对要写一篇旨在进行“规训与惩罚”的命题作文时，居然“尽职尽责”地做出高度配合。虽说写作的动机意味内心的释怀和跟过去告别，但奋笔疾书的写作行为本身非常值得玩味：西吉在冥冥之中与父亲保持了“一致”。
除了获得“体制内狱警”的首肯跟赞许，影片开场还有一个含蓄的场景暗指了这种“一致”，那就是西吉帮狱警主动脱手套。如果说主动脱衣、起立、转身等待检查的一系列熟稔动作源自曾经面对父亲轮番盘查的PTSD，脱手套这个行为则是在积极主动地配合监狱的规则。
有人认为影片对西吉的心理转变刻画不够，关于这点我不太同意。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演员的表演所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扮演小西吉的演员大部分时候都寡言少语、面无表情，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成年西吉殴打父亲、画作被烧时失控大哭，以及继续偷画的行为有些“突兀”。
但结合人物性格去理解：少年西吉始终处于无法倾诉的极度压抑状态中，他的自我始终是缺失的，唯一的精神世界就是在马克斯偶然教他绘画中慢慢构建起来的，只有在那栋藏满画作的犹太人住所，西吉才可以暂时做回自己。因此，儿时的他看似表情“空洞”、只会点头示意并没什么问题。
而当这一精神家园被父亲付之一炬，西吉当然会愤怒、崩溃乃至走火入魔地继续盗画。那一刻熊熊燃烧的不止是画作，更是西吉压抑半生的内心怒火。
回想《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乔乔，其实正是西吉的“一体两面”。同样的战时疯狂岁月，但不同的家庭环境铸就不同的少年性格：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母亲是名地下抵抗者，与帝国的螺丝钉延斯截然不同；如果西吉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不会养成病态扭曲的性格。
影片《德语课》不但延续了二战乃至冷战以来德国电影反思极权主义、权力对人的异化的优秀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塑造出延斯与西吉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从而带给我们思考。
在如今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悲剧面前，在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的敌对情绪上升之际，在保守主义者和激进自由派剑拔弩张的当下，这部展现两类人、两代人的心灵创伤与价值撕裂的《德语课》，恐怕还有着更多可供解读的现实意义。
好在导演克里斯蒂安·施沃霍夫最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略显光明的结尾：通过写作如释重负的西吉重整衣冠，带着他那厚厚的一摞《尽职的快乐》走出了监狱——但导演只通过一个长镜头让他消失在长长的走廊尽头——西吉能够真正走出精神的监狱呢？注定谁也无法预知。
作者| 纪扬；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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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德语课》排片：
11/14 14:30 - 16:35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导演问候视频（提前录制）
11/21 19:00 - 21:05 法国文化中心
导演问候视频（提前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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