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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佳作!我们要走多远,才能真正成长

陆支羽 看电影看到死 2022-05-14


2009年夏天,在河北省阜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刘汉祥导演被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们所打动,时隔近三年,拍出了纪录片《马兰的歌声》。影片中,那位多年来无偿教孩子们音乐的邓小岚老师,以及她为孩子们组织的马兰小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最本真的生命力。


2011《马兰的歌声》


当年《马兰的歌声》以“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为影迷们所熟知。但汉祥导演其实心知肚明,迫于纪录片在国内的传播难度太大,能借用更有名的片子来推广,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最难的是,尽管《马兰的歌声》在国内荣获了不少大奖,包括第18届中国电视纪录片颁奖盛典 “年度十佳长片”,但汉祥导演的创作之路依然步履维艰。


2011《马兰的歌声》


所幸,他始终都没有轻言放弃。这十年来,他依然坚持在儿童题材上努力深耕,从自己对童年的生命体验中金淘沙拣,相继拍出《捕虎记》《梁一的儿童节》两部剧情短片。


后来他又以极其有限的资金,拍出了同样充满人文关怀的《夏日流动影院》《少年,少年》两部纪录长片,与前作《马兰的歌声》相映成趣,构成“少年三部曲”。


2011《捕虎记》


2012《梁一的儿童节》


2014《夏日流动影院》


2017年,某次机缘巧合,汉祥导演接触到了冰球。随后,他便开始筹备以三位冰球少年为主角的纪录片《冰上时刻》。苦苦跟拍了三年多,拍摄团队最多的时候只有四个人,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今年1月7日,《冰上时刻》正式全国公映。


2022《冰上时刻》


难得的是,作为一部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时代背景的纪录电影,影片《冰上时刻》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冬奥献礼之作,它更是一场带着快乐与阵痛的家庭成长教育 。三个孩子在冰场上从幼童成长为少年的过程,以及三个家庭对梦想与亲情的两难抉择,都极尽真实而动人。



影片的故事开始于2018年夏天,北京某俱乐部重组了一支少年冰球队,该球队的成员是一群2009年出生的孩子。在不断跟拍的过程中,66号于力凡、95号曲瑞晨、97号翟子男这三个男孩逐渐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冰球梦想。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和家庭也都在背后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努力。



影片中有不少非常戳心的动人时刻。比如曲瑞晨的母亲为培养儿子而“孟母三迁”;比如于力凡换牙的细节性瞬间,以及他与父亲在冰场上的相互对抗;比如翟子男的母亲带儿子出国打职业,只能留下父亲独自在国内翘首以盼……



在国产儿童题材电影凤毛麟角的当下,这样一部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纪录片真的弥足珍贵。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一堂不带任何说教意味的亲子课,同时也让我们对“成长”这件事有了更深的感悟。父母固然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但在家庭教育的漫漫长路中,他们也同样不得不经历成长课题。正如曲瑞晨的母亲所言,“我们穷尽一生,也在寻找我们的正确答案。”



影片《冰上时刻》曾荣获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实验室最佳纪录片提案,还曾入围IDF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创投项目。从十年前的《马兰的歌声》到如今这部《冰上时刻》,刘汉祥导演似乎更加笃定了自己对儿童题材的满满热忱,这其中既有他对童年生命体验的回望与坚守,更有作为新手爸爸的他对未来的观望与探索。


电影《冰上时刻》首映礼


在我们的采访中,汉祥导演特别提到了影片的同名片尾曲。他说,他在写歌词时,脑海中始终萦绕不去的都是鲍勃·迪伦的那首《答案在风中飘扬》。在这首温暖而励志的歌中,他把想对自己女儿说的话都倾注在了歌词里。



独家专访《冰上时刻》导演刘汉祥
采访 | 陆支羽


陆支羽:最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产生拍摄《冰上时刻》的构想?


刘汉祥:2017年,我的女儿出生。作为一个新手爸爸,我不知道该如何陪伴她成长,该如何教育孩子。拍这部纪录片,是我带着对教育的困惑寻找答案的过程。我记得在《冰上时刻》的首映礼上,我是这样说的。


回想女儿出生前的那个寒冬,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我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慌。我当时写过一首短诗,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比喻成房间的话,我一直在想,新生命就要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房间打扫干净。这种恐慌,不仅仅来自于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爸爸,它更来自于我对这个世界的恐慌,包括这个还没打扫干净的房间。


刘汉祥导演


那个情感其实非常得复杂,就比如说,我自身对于这个世界就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又该如何去对一个新生命讲,这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所幸当时的漫天大雪又多少减轻了我的焦虑,因为至少雪中的世界看上去要干净很多。然后我那天就说,要不你来吧,我给你一个坐标,什么坐标?一朵玫瑰花,一棵梧桐树,一杯铁观音,就是通过这三件东西,我给你找出一条路来。


我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一次接触到冰球。当时有个孩子的母亲跟我说她儿子在打冰球,我就想能不能拍成纪录片。我此前对冰球没有任何概念,但我还是去了趟冰场。当时她儿子只有七岁,是个有点调皮、叛逆的孩子。我看着母亲帮孩子穿装备,那是一套很复杂的装备,穿上后感觉特别酷。但最为感染我的,还是他上冰后的那种状态。



那么多孩子在冰场训练,时而高速滑行,时而彼此冲撞,时而摔倒又爬起。这群孩子身上那种拼搏的劲,让我觉得这就是体育本身。这全然打破了我此前对城市孩子的误判,我原以为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都是一家人的掌中宝。


但没想到,他们在冰场上的种种表现,全然看不出任何娇生惯养的样子。当他们脱去装备走下场时,我才发现都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由此看到这项体育运动对孩子的影响和塑造。


当然我还是比较好奇,这些家庭为什么要让孩子打冰球?要把他们打造成职业运动员吗?然后我就跟那个球队里所有的家长都聊了一遍,他们给我一个共同的答案,没有人跟我说想把孩子塑造成职业运动员。他们都是出于教育考虑,他们觉得这项运动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有帮助。我就突然感觉,这不就是教育吗?那我能不能在他们身上学点东西,预习一下如何做爸爸?



陆支羽:整个创作过程持续了多久?最难的是什么?


刘汉祥:我们是在2017年开始拍摄的,最先拍摄的是曲瑞晨和他的母亲。然后我又接触到另两位主人公,他们都是一个冰球队的,三个人都是前锋。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研后,直到2018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拍摄,一直拍到了2021年。然后我们又花费一年时间来做后期,直到今年上映,整个跨度其实挺长的,持续了三四年。


最难的肯定是找钱,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好像有花不完的钱,用不完的人。我们在2018年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冬奥会还离得很远,很多资方对纪录片都没有什么信心,一听要拍好几年,资方都被吓跑了。最终是FIRST给了我们一点扶持,虽然钱也不多,但那无疑是雪中送炭;然后我们又通过FIRST找到了后来的资方,那是2019年,我们已经拍了一年。


还有一个是人员的问题,因为没有钱,就很难组织起来。我就只能找自己非常信任的,之前有过合作的朋友一块来做这个事情。他们都对我充满信任,我当然也不能辜负这份期望,我就说我肯定会给大家一个结果。尽管在拍摄期间,其实有过很多次都差点放弃。


导演与主创团队跟曲瑞晨合影


比如在拍了半年以后,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再拍点什么,虽然最初是被冰球运动所吸引,但他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并没有那么精彩。我经常说,我们是在跟时间对赌,是在跟日常搏斗。这种观察类、跟踪类的纪录片,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结果究竟会怎样。而且每天跟着他们拍摄,实在是很疲惫,孩子们的时间也都非常紧张,一会要学这个一会得学那个,安排得特别紧。我就突然感觉,这些孩子怎么都那么累。


陆支羽:而且,你们要同时记录三个家庭。


刘汉祥:对,我们人手非常少,最多的时候只有四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前几天,有个央视的媒体过来采访,问我你们是几个人拍的。我跟他说明情况后,他就说,你们这种体量的纪录片,居然只有四个人,这难度也太大了!而且还是运动题材,没几个机位可怎么拍?我说我们在拍比赛的时候,最多也就两个机位,还得打交叉,因为不能都只拍场上,还得拍教练,还得拍观众。而且,要想在国内要找个优秀的纪录片摄影师,真的太难找。



陆支羽:在很多观众看来,这是一部献礼今年北京冬奥会的纪录电影。相比其他冬奥题材的影片,《冰上时刻》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刘汉祥:我们在2018年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献礼冬奥。我当时只知道这个题材跟冬奥会有关,因为中国的冰场正是在2015年申奥成功后才逐渐增多。当时国家号召要有“三亿人上冰雪”,而我们拍摄的这三个家庭的三个孩子,只是这所有三亿人当中的三个而已。


我想看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三个城市家庭的孩子,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的家长是如何陪伴、教育他们的,他们的亲子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依然没有脱离最初的那个困惑与好奇,还是想去寻找关于教育的答案。所以,我拍摄《冰上时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是为宣传冬奥,我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还是试图从普通家庭的成长教育作为切入口。



陆支羽:影片中的三位冰球少年,翟子男、曲瑞晨、于力凡以及他们的家庭,有哪些地方吸引到您,最终决定选择他们作为影片中的主角?


刘汉祥:我并没有刻意选择,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希望他们是同个球队的。这三个孩子就是一个球队里的三个前锋,彼此都有联系,他们家庭的差异也都不大。因为我并不想做那种很刻意的差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虽然刚开始确实跟拍了五六个孩子,但最后还是出于不同孩子的性格差异,以及不同家庭教育理念的差异,而放弃了对其他孩子的跟拍。



陆支羽:我突然很好奇,影片中的三个主角都是男孩,有女孩学习冰球的吗?


刘汉祥:有,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男女是一个队的。但相对来说,女孩要少一些,整体上比男孩要少很多。其实我也特别想再选一个女孩,因为我见过有女孩打冰球打得特别好的。但是我们想拍的是一个队里面孩子之间的故事,而刚好这个队里没有女生,所以挺遗憾的。


因为毕竟是拍纪录片,我就很难从一个选择角色的角度去权衡考虑。如果真的要选择,我一开始可能就不会选他们,因为他们三个小时候的体型和样貌都太像,其实很容易脸盲,尤其是在他们戴上头盔后,你就更看不出谁是谁,只能认号。所以我更多考虑的不是冰球本身,而是他们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陆支羽:在你看来,冰球在孩子们眼里意味着什么?


刘汉祥:你这一问,让我想起一个之前从来没说过的场景。就是有一次曲瑞晨跟我闲聊,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冰球?我知道他很好动、很好玩,但他当时跟我说,在冰上,在快速滑行的过程中,你能听到风声。你知道吗?我心想,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居然跟我说出一句这么有诗意的话。我就开始对这男孩另眼相看,平时没心没肺、调皮捣蛋的孩子,竟然跟我说他在滑行过程中能听到风声,他特别享受。


再说说于力凡,他最初是父亲带着他打球,他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他是练着练着,逐渐发现自己一直在超越别人。他原本的性格比较柔和,正是通过打冰球慢慢建立起了自信。他打得比较晚,刚开始不如别人,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追赶上来,每当超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开心。当然,超越别人是孩子成长经历中的一个过程,放在体育上来说,最后你还得超越你自己。



陆支羽:所以,他们其实都是热爱冰球的。


刘汉祥:对,没有一个孩子跟我说他不喜欢冰球、是父母逼着他练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既问过家长,也问过孩子。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冰球,那练个一两年也就放弃了。他们能打到现在,绝对不是靠外力支撑,绝对是靠自己的内驱力。


陆支羽:您之前的那些作品,包括《马兰的歌声》《夏日流动影院》以及短片《捕虎记》《梁一的儿童节》等全都是聚焦于孩子,如今这部《冰上时刻》同样如此。您为何始终执着于拍摄儿童题材?


刘汉祥:最初开始拍孩子的时候,其实还是因为受到一些好电影的启发,比如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蜂蜜》这样的经典电影。但最早还是因为《雾中风景》,很残酷的一部电影,我看过不下20遍。我当时就特别想自己拍一部儿童电影,在我心目中,儿童题材真正吸引我的是,能够从孩子视角对这个世界进行不一样的观察。


我自己以前就是孩子,我的童年时光留给我很多东西。我小时候是在那种无忧无虑的、完全野生的环境里长大,它给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的视角。别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而言却充满好奇。我内心其实还是在延续自己童年时期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方式,还是源自曾经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这是我坚持拍儿童题材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2014《夏日流动影院》


陆支羽:相比你以往的作品,影片《冰上时刻》的创作过程会有何不同之处?


刘汉祥:你看我以前的作品,无论长片《马兰的歌声》《夏日流动影院》,还是短片《捕虎记》《梁一的儿童节》,它们都有个共同点,都是在乡村拍的,都是跟我的生命体验彼此相结合的。但《冰上时刻》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对城市生活向来很陌生,很难将我的生命体验跟城市相融合,所以对我而言有着非常大的困难与挑战。


所幸这部电影里有视角转化,因为我正好自己也当了爸爸,我的视角在变化,我不能再假装自己是一个孩子。我以前觉得童年的根还没有断,但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觉得离自己的童年很远了。我曾经特别看中自我的感受,但这一次我并没有那么看中,可能我真的长大了,尤其是在成为父亲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这部影片它自身所带的教育议题,关于这些家庭、这些孩子的成长,我都是很客观地去观察和呈现。但相比那种纯观察类的纪录片,《冰上时刻》还是会有很强烈的代入感。我有很多自己主观上的判断,我也不能说这是一种风格,但因为我自己跟这些人物有交集,从而使影片本身也产生很强的代入感。这也是跟很多纪录片不太一样的地方。



陆支羽:家庭亲子教育,无疑是这部电影的重要课题。作为旁观者,影片中三个家庭的亲子教育,带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刘汉祥:在观察这些家庭亲子相处方式的过程中,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我的女儿也喜欢上一个东西,很着迷,我会不会支持她?我该怎么支持她?如果她也要出国,离开我们,我会不会像这些家庭一样,陷入到特别纠结和焦虑的情绪里面?我觉得我也会,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如果她真的要出国,我可能很难做到像翟子男父亲那样让自己的儿子出国,然后两年都见不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梦想和亲情你到底选哪一个?很难兼得。影片中的三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如果你想追求梦想,就得舍弃亲情的一部分;如果想跟家人在一起,那梦想就遥不可及。



陆支羽:其实我们这一代,跟父母之间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有种宿命的感觉。


刘汉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看是枝裕和的电影我都特别能理解,那种家庭几代人之间的小小摩擦,没有很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却很动人。我就很想探讨这样的情感,因为我以前其实真的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在拍完《冰上时刻》之后,我才开始思考我和女儿的关系,以及我跟父母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当年我跟父母说自己要学电影、做导演的时候,他们表面上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吧,但私底下曾经面临过怎么样的纠结,我以前都不曾想过。


我突然感觉到,我要重新看待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重新看待我们这样的中国家庭。如果不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所谓国际视角的话,我是看不清我和父母、我和女儿的关系的。正是因为通过这部电影陌生化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我才开始看清。



陆支羽:影片中,曲瑞晨的母亲在谈到孩子的未来时,反思自身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穷尽一生,也在寻找我们的正确答案,也不见得已经找到了。”对这位母亲的说法您怎么看?家长应该如何参与孩子的未来?


刘汉祥:我特别认同她这句话。曲瑞晨的妈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她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对立,她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是非常认同的。我拍这部电影拍了这么多年,我也同样没有找到答案,我说的是事实。我后来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陪伴,在亲子教育里面,陪伴是一个过程。在教育和成长当中,过程永远是高于结果的,或者说过程就是结果。我们如果不这么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自己非常疲惫,就会纠结于我们到底该如何教育孩子。


当我总算放下这些东西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和女儿在一起便是一个过程,我只要全心全意地跟她在一起,就可以了。我觉得亲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互的,孩子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也同样能够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这是一个父母与孩子之间相互启发的过程。



就像我们说,你得忍受孩子超越你,这是一个注定的命运,你的孩子早晚都要超越你,并且离开你。我也能看到,像曲瑞晨的母亲这样的全职妈妈,其实是更细腻的。她们会说,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会有他自己的路,有他自己的人生;而你也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你不能一直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给孩子。


其实父子之间也是这样,当儿子跨越父亲这座山的时候,他就真的长大了。现实当中,有些人很早就跨越了父亲这座山,而有些人可能三十好几还没有跨越父亲这座山。当你跨过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才会发现,那座山丘原来那么小。那一刻,你可能真正成为了一个男人。但其实,成长是又让人欢心、又有些悲凉的东西,有一种告别的情绪在里面。



陆支羽:相比曲瑞晨和翟子男的父母,于力凡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最为严格。尤其是那场父子两人在冰球场上的对抗戏,让我印象至深。对于这位父亲的教育方法您怎么看?


刘汉祥:于力凡跟他父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很多男孩都有认同感。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大概也是这样的关系,我只是比于力凡更叛逆一些。拍这场戏的时候,父子对决,这是两个人情感的一个高潮点。我每次看都会流泪,有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感觉,就是父子之间好像注定都需要一场对决,正如我刚才说的儿子终究要跨越父亲那座山。只是在影片中,我们是通过冰场对决来呈现的,并且通过剪辑把情绪放大了。它并不是写实的,而是表意的。



这场父子对决,原本就在我的构想范围里,但并不是我安排他们非要这样做,是于力凡的父亲提出来的。他觉得他们父子俩很难沟通,彼此不理解,可能需要上冰陪儿子练一练,才能证明他说的是对的。然后,我们协调很长时间才拍成。


在视觉层面,或者在整个想象当中,我觉得这场对决戏有着极强的隐喻性,是对于父子关系的隐喻。有意思的是,原本这是父亲想给儿子上一堂课,最后却是儿子给父亲上了一堂课。可能有观众会觉得这里戏冲突太集中,认为演的成分太重,但其实是我们在剪辑上做了放大,就是为了展现我所说的表意,我们通过蒙太奇和剪辑,实现了我想呈现的那种更复杂的表达。



陆支羽:影片记录的是三个孩子9岁到12岁的时光,虽然影片已经拍完,但对孩子们而言,他们的冰球人生才刚刚开始。就你了解,三个孩子目前的状况如何?未来各自会怎么发展?


刘汉祥:于力凡现在已上初中,并通过了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队的选拔,已经达成他父亲的一个心愿。当然,他通过选拔,并不代表说他未来肯定会走职业,但他绝对不会放弃冰球,还会继续打下去。


翟子男在转完学之后,生活就安定下来了,已经进入到常态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他母亲跟我说,她现在在考加拿大的律师资格证,准备恢复她的律师工作。



而曲瑞晨的母亲前两天跟我说,你现在再问曲瑞晨还想不想打职业,他可能已经不想打了。因为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最后也能感觉到,他最后选择的是什么。虽然他是因为疫情没有顺利出国,看似很纠结,但其实从曲瑞晨后来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结果,在梦想和亲情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亲情。



虽然他未来可能还会去美国留学,也还会打球,但我觉得,他可能就不会打职业这条路了。从客观层面上来说,那时候去已经晚了,对职业发展来说已经晚了。但是冰球作为他的特长和爱好,我相信他未来去往美国,冰球肯定会成为他跟别人交流时的一个共通的语言。


曲瑞晨的父亲倒是特别开心,他觉得我的孩子终于暂时不用出国了。他父亲在外地工作,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如果曲瑞晨去了美国,他就真的离开父亲了。就像他父亲说的,那就真的像小鸟一样飞走了,我们还得天天既担心他这个、又担心他那个。所以,他父亲为什么会问出那句话说,我们养孩子到底是为啥?这真的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发问。



陆支羽:同名片尾曲《冰上时刻》,是您自己写的歌词。可以说说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吗?


刘汉祥:其实本来是没有片尾曲的,因为做片尾曲很贵,我们没有预算。但我们的配乐陈飚跟我说,汉祥,我们还是得需要创作一首片尾曲,因为要上院线,这样看起来更像电影,也更加正式一点。然后,他就给我听了一下《迁徙的鸟》的片尾曲,挺动人的;但当时,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始终是鲍勃·迪伦的那首《答案在风中飘扬》。


后来,我们在聊这首歌词的时候,我突然问陈飚说,你最想跟你女儿说什么?因为他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我们都是作为新手爸爸看着她们成长。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看似是在写冰球,但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想对孩子说的话,讲的都是成长过程中的生命体验。



陆支羽:您喜欢的导演和电影有哪些?对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汉祥:这十几年来我的观影量特别小,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感觉真正喜欢的电影好像依然还是那些。我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似乎想明白我为什么会喜欢它们?比如《雾中风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蜂蜜》,以及锡兰早期的一些电影。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共通。这些电影里传达出来的生命体验,总是让我一次次回到自己的童年。


我往往都是凭直觉去判断喜不喜欢一部电影,但这几年对我有冲击力的新片太少太少。我可能真的是完全凭直觉去判断,或许还是一种生命的链接吧。以前听祝凤鸣老师说过,“童年就像是一口纯洁的、存在的深井,我们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把水桶用绳子拉扯上来,最终才能品尝到一口甘甜。”


诗人祝凤鸣(1964-2020)


正如祝老师在《童年》那首诗里所写:“年华和井水/沉沉睡去 不管多久/水底总会传来秘密、刺耳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现在就站在井边,我也能经常听到,从童年那口深井里传来的秘密而刺耳的声音。其实这部电影我挺想让祝老师看看的,可惜他2020年大年初一因病去世了,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我那天看特朗斯特罗姆的书,有一段是他讲自己的童年。他在书中说,人的生命就像一颗慧星,前面最大最亮的那部分是你的童年,后面慢慢变弱的那部分是你以后的余生,我们就是要接受自己的人生从最亮慢慢地变得暗淡的过程。我现在的创作源头还是最大最亮的那部分,我觉得它一直在照耀我,可能照耀得比很多人的时间更长一些吧。


安哲《雾中风景》


陆支羽:在《冰上时刻》里,您觉得最具诗意的是哪个瞬间?


刘汉祥:我们这部电影的剪辑师是李博(《塑料王国》《孤注》),他在剪辑上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整个叙事上的构建特别厉害。有一次,李博觉得我有点沮丧,就问我,刘导,你想想在所有素材里面,有没有哪些如果不放进片子,你就会痛苦万分、活不下去的镜头?


我就跟他说了两个,一个是曲瑞晨爬树的镜头,另一个是于力凡在车上掉牙的镜头。这两场个镜头,是我认为非常有诗意的瞬间,就像日常生活中砰地一声闪出的火花。

 

陆支羽:您之前的几部长片作品都是纪录片,后续有没有拍摄故事长片的计划?还会继续以孩子为主角吗?


刘汉祥:我手头有一个儿童题材的故事长片,还有一个纪录片项目,同样也是儿童题材。我后面具体会拍什么,虽然还不是那么明确,但肯定都是儿童题材。我以前没有那么肯定,但是现在我真的非常肯定,我很想把儿童题材这条路走下去,看看能走多远、走多深。



采访| 陆支羽;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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