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草根纪录片，能治好我们的精神内耗吗
当《义乌闯客》落幕那一刻，银幕上亮起“导演杨皓”的字样时，我瞬间有种魔幻的感觉，这位两年前跟我一同作为媒体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的年轻人，这次带着作品回来了。而本届“最佳纪录片”的荣誉，则进一步加强了这次重逢的戏码。
第16届FIRST最佳纪录片荣誉推介：杨皓《义乌闯客》
纵观今年入围FIRST影展的纪录片，可谓整体质量不俗。有人赞叹《灵与岛》对纪录片形式的探索，有人沉浸于《野球》的时代迷狂，有人为《废物故事》对个体的关照而动容。能够从这些野性而鲜活的纪录片当中脱颖而出，可见《义乌闯客》拿到这个奖的分量有多重。
五部入围本届FIRST的纪录片
《废物故事》《义乌闯客》《野球》《灵与岛》《黑漆》
影片《义乌闯客》主人公源头哥，是一位在义乌拍摄短视频带货的“草根导演”，怀揣着成为“抖音届周星驰”的梦想，立志通过短视频展现小人物的精神世界。杨皓导演说，每年来到FIRST都是一次打鸡血的体验，而他的经历也一定会让更多有志于创作的年轻人鸡血满满。
影片《义乌闯客》预告片及映后交流
从宣布获奖消息那一晚往前拨动表盘，停留在那个阳光炙热的上午，我和杨皓导演面对面，谈论这部影片的创作，回忆着这一路走来的各种点滴。获奖后，我问他什么感觉，他给到我这样几个词：难以置信，忐忑，震惊，我懵了……
独家专访《义乌闯客》导演杨皓
采访| 林夕
林夕：最初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决定创作这部纪录片？
杨皓：最初是因为毕设找题材。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转遍我所生活的城市的街道，或者通过一些新闻媒体、社交平台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就在那时，义乌“短视频带货村”出现在我视线中。差不多2020年6月开始就很火，相关报道特别多，像人民网和中青报都在转，“5000网红，白天开三轮，晚上开路虎”。这样的生态，我很有兴趣过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真实情况，是否确实像新闻报道中所渲染的那样。
林夕：你到义乌之后，是经过怎样的一个过程，最后选定源头哥这个人物？
杨皓：我一开始选择长期跟拍的是英姐。当时，英姐在抖音里把自己定义为“70后东北大姐还债闯义乌”，很吸引我。随后我就去找她聊，英姐也比较欣赏我或者说不反感我。英姐以前在吉林靠烤地瓜谋生，对智能设备不太熟，当她剪辑视频时碰到难题，我也会去帮她。
在整个跟拍过程中，我发现英姐的状态，或者说她所展现的直播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我最初通过新闻所了解到的那种模样。我就决定试着去寻找新的拍摄对象，寻找直播村中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的个体。
经过又一轮的寻找，很偶然地遇见了源头哥，就是影片中的夜晚桥头那个片段，当时他正在给别人指导拍摄。那天是我第一次遇见他，我当时带个机器蹲在桥对面偷偷拍他，然后就慢慢接触相识，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
林夕：拍摄前，有没有提前预设这部作品大概的表达方向？
杨皓：预定了一种风格或情境。首先，媒体报道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情绪代入感，非常强烈。我想通过影片呈现出真实的市场生态，深入了解他们在屏幕背后是否能够赚到钱，以及这种生态能够持续多久。当然，随着拍摄时间变长，最终的主题表达跟我的预计稍微会有些出入。
林夕：最后的差距很大吗？或者，你的想法有什么改变？
杨皓：我最初想要表达的核心是，他们是否能够成功。但最后我发现，哪怕他们在短时间内赚到了钱，也不一定能持续成功。可能真的只是短时间里的某段经历或尝试而已。
比如源头哥有段时间也赚到过钱，但在享受过小成功的喜悦后，他可能会越陷越深，赚的钱也都被吸走了。后来，我的想法就有所改变。在这里，真的没有确定的成功标准，他们生存在这个圈子里，算是一种被操控的状态。
我后面就一直把关注重心放在源头哥的身上，因为他的故事很有戏剧性、动态感，也能够折射出一定的时代样貌。后来源头哥被投资了一个店面，我觉得他马上要成功了，他真的很值得。当时我想，这部影片也暂时可以结束了，感觉自己终于看到了曙光。
但没过多久，他就跟资方老板谈崩了。我突然发现，在这行业里，这是一种反复无常。并不是说他拿到这些钱后，就能够一劳永逸，他会用这些钱去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但同时也被不断地消耗着。
林夕：在《义乌闯客》前，你用源头哥这部分素材剪过一部短片《野生导演》。从短片到长片，你的思考有何不同？
杨皓：短片改长片，是因为我受到的一个启发。当时，是在2021年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IDF-CNEX工作坊，我带着这部短片给很多老师看，吸引到了他们。首先，他们觉得主角很典型有弧光，同时选题也挺当下，这是一个闪光点。
我当时获得的建议是，尽量把时代的元素融入进去，通过源头哥来关联其他主播，进而关联到整个生态。源头哥只是很有表现力，是“八仙过海”的那种。我希望，能够借此让大家更为直观地了解一下市场里面的群像以及行业生态。短片主要就是讲好一个人的故事，而长片则尽量想要去映射或者说拔高到一个生态。
2021《野生导演》
林夕：英姐这条线加进来以后，你会不会担心破坏源头哥这部分故事的整体性？
杨皓：可能有点失衡。不过我觉得，源头哥这个故事的整体性没有被破坏。但是，可能英姐的这部分不太完整，或者说他们两个的比重有点失衡。
林夕：身处镜头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定的表演性，而你的拍摄对象本身就每天都在表演。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纪录片拍摄人物的表演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分别？以及当下的这个媒介时代，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具有的表演性？
杨皓：我在剪辑的时候其实特别困扰，包括最开始介入到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核心也是想去探一探，他们在镜头前后有什么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自媒体的广泛兴起，他们需要在镜头前去伪装人格，像剧情片一样去打造人设以博取同情。
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我就开始跟源头哥强硬地去接触。我起初觉得，他肯定会有一定的表演行为，或者说一种过于刻意的装扮和隐藏。因为从他自己拍的视频里能看出来，他就是活在他的短视频世界里，习惯于较为强烈地去扮演、去装饰自己，以此来博取流量。但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感受到，他开始逐渐想要主动跟我的镜头倾诉。
影片前半部分更多是一种纯观察式的视角，我记录着他“正在进行时”的事情。但后来，他变得很愿意跟我分享，主要也是我跟他的关系近了，很多事情就会跟我直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关系的逐渐亲近，他有时候也需要一个不希望被镜头记录的个人空间，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
源头哥与杨皓导演
林夕：你俩的关系从陌生到亲近的过程中，你的心态经历着怎样一个变化，或者说你做了那些努力去搭建这种关系？
杨皓：我觉得我当时做得很充分，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尊重他们。以往很多媒体去关注源头哥，大多时间比较短，三五天就感觉已经把故事讲完了。而在源头哥看来，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媒介的消费，让他成为一个产品。
相比之下我是长期拍摄，我跟他说，我肯定不会拍三五天就结束。我通过侧面的努力，一边拍他，一边通过市场的一些变动，去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会有自己的观点。
镜头外我也会跟他聊，他也由此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并没有很强烈地想从他嘴里得到太过急切的信息。我的拍摄可能带有一种研究性质，通过慢慢地发现，去攫取一些素材。他也发现我慢慢地懂市场了，发现我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他开始觉得我是在用心做。
林夕：这也是你自己创作心态变化的一个过程。
杨皓：对，而且有时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半专业出身、受过教育的创作者，而他是野路子出身，拿个手机拍，我会不会看不起他，觉得不专业。他可能最开始带着这样的包袱。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表露过如何看待他的短视频的想法。因为短视频比如抖音，它是去中心化的，迎合下沉市场的，本来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视频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制作规则。我或许可以把短片拍好，但我可能拍不好抖音，它有一种概念或技巧上的差距。
林夕：在这样一个生态中，相对而言，你选择的这两个人物可能还属于中上层，是这样吗？
杨皓：他们可能在当地有一些粉丝受众，有点名气，很多电视台导演也来采访过他们，这给当地人的一种感觉是，他现在有名气了，就一定能赚到钱。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即便有名气也变现不了，他有着双重的困境。困于名气，困于未变现。他们名气上是“中上层”，但变现上我觉得是“中层”，就是中间的力量。现在的短视频市场基本已经人去楼空，大家都逐渐走向“正规军”，可能是跟某公司签约，已经很少有人单干。
林夕：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他们制作的这些短视频的受众是哪些人群？
杨皓：我们当时分析过，比如源头哥卖的那个吸水纸巾，因为视频就在工地拍，可能会吸引到基层的劳动者。但他卖的这个产品是一次性的，工地上的人基本不会用，更为贴合的受众其实是稍富裕的人，他们旅行时能够方便使用，就可能会有一点不搭。但是他们整体的人设，包括他们的各种表达状态，其实是更偏向于基层人群的。
林夕：他们会做所谓的“用户画像”吗？
杨皓：源头哥其实分析得特别透彻，如果他的方向能够理性校正，他会是团队里成功的领导者。目前他也转向了策划和管理方面，已经很少通过短视频露脸来变现，他自己的账号现在主要发一些创业日常，跟以前不一样了。虽然说他们学历不高，财富力不足，但我很佩服他们这种钻研的能力和尝试的决心——屡战屡败，但仍要屡败屡战。
林夕：影片其实有一些戏剧化呈现，后期制作过程中，你在编排情节上是如何掌控的？
杨皓：首先都是基于真实时空里的素材，都是通过长时间跟拍获得的。我也没想到，我拍了他这大半年，他的经历能够有这么强的跌宕起伏，他自己也没想到。
后来我给他看做完的片子，他也说，没想到这一年会是他精神上陷入最深的一年，而这部片子可能会成为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财富，也确实值得被观众记忆或者谈及，有趣而生动。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这些戏剧化情节绝对是绝佳素材。但是站在源头哥的朋友角度，我觉得变化太大了，这未免是件好事，意味着他的漂泊与动荡。
林夕：在来FIRST之前，你也参加过其他电影节。这样一圈走下来，你大概是怎样的感受？对你接下来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杨皓：短片走了半年多，但这部长片第一次面向观众，我的心态也有些变化。首先在面对观众时还是有点忐忑的，无论是参加线上还是线下。我认为，纪录片最大的价值是被更多的观众看到，从而引发关注。特别是我拍的这个题材，它具有很强的当下性、时代性。
其次，我之前来FIRST影展是在2020年，以媒体的身份参加观影，当时看了很多电影，就是在那次参加完FIRST之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拍片了。
林夕：会不会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也有可能是 FIRST的这块土壤的魔力。
杨皓：2020年的时候是闯西宁！那时候我接触纪录片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去浙师大读研后才开始系统地接触理论和实践创作，然后开始尝试走节展。
在西宁，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跟不同的导演线下交流，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从线上看到一部佳作后，只能感受到影片传递的一些外部价值。但是线下参展，导演的在场让我能够学到整个创作思路。所以参加FIRST对我影响挺大，心里是充满野性的，尤其是它对青年创造者的扶持。
我回去马上开始拍，虽然也挺难，基本都是单兵作战。这次能够带着片子回来，我自己着实没想到，可以来FIRST跟各位导演和老朋友交流，分享这两年来的感悟，很激励我。
我前两天跟朋友说，来FIRST就是打鸡血，一针管一年，靠着鸡血撑过这一年。到第二年可能拍不动的时候，或者遇到瓶颈的时候，再来FIRST吸取一下能量。我们不能没有电影节。
林夕：你的经历也给我们打了鸡血。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
杨皓：刚毕业会比较焦虑，特别是这部片子刚做完，有个创作空窗期。之前还有毕业的紧迫感，现在总算松下来，可以最后再享受一下校园时光。等享受完之后，再去考虑怎么准备接下来的计划。
我肯定会继续拍，现在纪录片对于我，有一种像源头哥那样的执念。我甚至跟源头哥说，还想继续去义乌拍第二部，但可能就不再拍你了，我想映射到这样一个生态。他也很支持我，但同时给我提出了一个很直观、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变现。你做这个东西是否能够让你去生存，是否能否让你去坚持走这条路，等等。这也给我带来一些隐隐的焦虑感。
采访| 林夕；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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