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燕大元照
我们都有沉默权，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法律上。但一旦某人选择作为证人，他必须原原本本地讲出实情，全部的事实，别无其他，仅在少数情况下保有例外，比如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或夫妻之间。托克维尔两百多年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观察，即许多重大问题都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今天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我的自传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记录，出自一位有幸参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思、最重要案件和争议的律师之手。同样，这本自传也是在世界、美国以及犹太历史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对我个人认知和意识形态发展过程的记录。我的个人生活和我遭遇的各色人等的趣事及幕后秘闻，让这一记录充满趣味。法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仅是这些变化的亲历者，也是记录者，而且我还有幸通过参与诉讼、著书立说及教学，亲自促成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本书就是这些变化，以及我亲自参与的导致这些变化的若干真实案例的忠实记录。我将承诺毫无保留地全部披露，这要求我彻底抛却伪谦逊筑起的扭曲戒备——精心算计，压制批评——这会使读者无法获知作者对真实事件形成影响的准确信息。我也不会为了迎合现在的政治正确改写我的经历。相反，我会尽力如实展示我在法律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好还是坏。我希望借由本书探究我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的交集，以及我早年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对我的人格塑造。因此，如果你认为通过传播渠道对我早已熟识，可能你会大跌眼镜。这本自传是我首次尝试全面记录我的生活，当然，我先前出版的一些书籍已对我的公共生活有所述及。《最好的辩护》（The Best Defense）讲的是我代理的第一个案件。《命运的逆转》和《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s）各涉及一个具体案件［冯·布劳案和辛普森案］。《厚颜无耻》（Chutzpah）讲述我的犹太背景。我将尽量避免在本书中重复上述书籍的内容。本书力图将我整个职业生涯置于过去五十年法律变迁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并讲述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如何使我能在这一宏大变迁中发挥微薄之力。我试图赋予这一意图由我个人经历塑造的强烈生动的世界观。回溯过往，我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指引我行为的意识形态烙印。我坚信，意识形态就是最真实的传记。我们之所以有所代表（哪些人我们不能代表，哪些事我们不支持）取决于我们身处何处，与谁携手同行，以及如何面对我们的过往。我认为反之亦然。我出生在一个对宗教、道德、政治和社区活动极为看重的家庭。我们生活的社区邻里关系相当紧密。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地位很重要，家族脉络也是。尽管现实中仍随处可见对犹太人的歧视——大学入学、就业、生活区和社交场合——但是我们这一辈坚信我们会无往不胜。既然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能在布鲁克林道奇队担任二垒手，就没什么我们做不成的事。可能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鲁克林走出这么多成功人士的原因。（1971年，我获选成为四十位优秀年轻学者之一。当我们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聚在一起时，发现近一半人与布鲁克林有渊源！）我们是冲出藩篱的一代，站立在5我们移民祖辈和工人阶层父母的肩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辈更聪慧，只是有幸生在了一个受教育机会更多、职业选择机会更广、经济蓬勃发展的好时代而已。就像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附近看到的一个汽车贴纸所言：牛市不用动脑筋。我父母成长时正值大萧条，而我却赶上了牛市。不讲清楚我站在谁的肩上，我不可能说清楚我的世界观。因此，我将从头开始讲起，让我最早的记忆登场。当然，塑造品行的个人经历不会在儿童期或青春期结束。学习永不停歇，至少对那些拥有开放心态和胸怀的人而言。“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的保守派，我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缺心眼的人。给我介绍一个年老的开明人士，我就可以给你找到一个没头脑的人。”一些年轻的自由派随着年龄增长、经济安稳和家庭重负变得愈发保守，的确是事实。同样，一些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在和他们的子女寻找共同点时，也会变得愈发开明。另一些人会坚守他们早期形成的世界观，这取决于他们选择何种生活道路。尽管我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看法早已成形，我的根本价值取向仍保持开明不变，原因可能是我的成长历程，也可能是由于我常年和学生在一起，他们将年轻人的想法带到了课堂。如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我有幸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虽然生活也时常充斥着矛盾和冲突。成年后，我参与了为罗森堡夫妇呼吁正义、废除死刑和终结麦卡锡主义等活动。在大学本科和法学院学习期间，我对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法官助理后，我有幸在美国司法史上最动荡的时代，参与了沃伦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期一些最重要的宪法案件。我亲耳聆听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亲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参与了肯尼迪遇刺后的若干重要事件。作为一位年轻律师，我介入了五角大楼文件案、尼克松下野风波，以及斯波克博士反战案、芝加哥七君子案、左翼组织“地下气象员”案，以及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案。我代理了瑞典电影《我好奇（黄）》［I Am Curious (Yellow)］审查起诉案、《深喉》（Deep Throat）案和《头发》（Hair）案。我在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查帕奎迪克事件”调查、驱逐约翰·列侬（John Lennon）事件，以及“拳王”阿里（Muhammad Ali）拒服兵役案中提供了咨询意见。我协助设计了旨在确认死刑违宪的策略。我代理了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扩大表达自由和涉及第六修正案导致狂热辩护权利的各类案件。在职业生涯后期，我是克林顿弹劾案及布什诉戈尔案的律师，并为曼德拉、纳坦·夏兰斯基及其他政治犯重获自由献计献策。我参与了参议院对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的审查、弗兰克·斯奈普（Frank Snepp）的中情局审查案、在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指控、为以色列免遭国际战争罪的指控辩护、“维基解密”和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调查。我还参与了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上诉，作为观察员参与了对纳粹战犯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审判，后来又就该案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导演约翰·兰迪斯和O.J.辛普森进行了辩护，并参与了巴基（Bakke）的“平权法案”诉讼。我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参与诉讼或提供咨询意见，包括苏联、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意大利、以色列、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波兰、梵蒂冈、法国、利比亚、挪威、瑞典、瑞士、德国、南非、巴基斯坦和马其顿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我赢得了一百多个案件的胜诉，因此被人们称为“史上胜诉最多的上诉刑事辩护律师”，可能稍显夸张。在我参与的三十多起谋杀和蓄意谋杀案中，只有屈指可数的案件败诉。我所代理的被判死刑的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执行死刑。我将在本书描述这些案件并加以分析，进而透露这些年来帮助我在这些案件中胜诉的“不二法门”。我还为下面这些人提供过法律、政治及其他事务的咨询意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联合国副秘书长露易丝·玛利亚·戈麦斯（Luis Maria Gomez）、参议员泰德·肯尼迪、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娜塔丽·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Jr.）、几个亿万富翁［比如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和马克·里奇（Mark Rich）］、几位作家［比如索尔·贝娄（Saul Bellow）、戴维·马梅特（David Mamet）和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以及一些法官、国会议员、州长和其他政府官员。最近，我就中东问题给特朗普总统提供了咨询意见。此外，我还参与了一些虽未涉及知名人士，但案件离奇、引人入胜的诉讼，诸如：是否能以企图谋杀起诉一个向尸体开枪的人，此人认为人没死；是否能以蓄奴罪起诉一个对妻子被控虐待家政服务人员不闻不问的丈夫；丈夫能否被迫收养孩子；律师事务所是否能以种族因素为由在决定提拔合伙人时进行区别对待；以及一位已获终身教职的精神病理学教授出版专著讲述其病人可能真的曾被外星人绑架，他是否会因此而接受调查。一家意大利杂志在研究了我参与的案件后，以夸张的言辞将我的法律职业生涯描述为“地球上最有意思的事情”，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一个传记作者在被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问及“当代是否有律师最像丹诺”时，提及了我的名字，认为我办理的案件“可以媲美丹诺曾参加的一些审判”。我办理的案件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我将法学院的课堂搬进了法庭；同理，我的课堂之所以受人欢迎，也是因为我把法庭搬进了教室。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他们也和我有同感。我对我经手的案件和涉及的争议保留了相当完整的记录。我的档案存放在布鲁克林学院图书馆。我的职业生涯无所隐晦，我的个人档案——各类书信、文稿和其他未出版的材料更是任由感兴趣的人查阅。但这些书面记录背后潜藏的是五味杂陈的记忆、灵光一现的思想、梦想、与各色人等的对话、作为、不作为、激情、欢愉和情感的宝藏。幸运的是，我记忆力极佳，而且我准备在本书中与你们分享我的记忆宝库，因为我坚信促使我形成现有意识形态和作出人生选择的记录不应仅限于我的职业外表。必须深挖促使我作出各种行为、不作出某种行为和进行人生选择的思想过程。我不知道我能挖掘多少，但我会尽力。我也不能确保我的所有记忆都绝对准确、分毫不差，因为我的孩子们总取笑我——故事每讲一次，都变得“更好”。我所实践和讲授的法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发生了许多改变。如果过去是未来的最好预言，那么法律在后五十年将会出现更大的变化。我将斗胆作出些许预测。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曾对他的年轻同事训斥道：“即使冒着不被人们相信的风险，也要将你所处时代的激情和行为记录下来。”我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现在，我想要和我的读者们分享我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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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李泽鹏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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