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句号将凶手绳之以法，这本书带你用文字追凶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23-02-1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京大学出版社 Author 小北

来源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初大火的电视剧《开端》，想必不少人都还有印象。男女主角一遍又一遍的穿越回案发现场，只为不断逼近真相，找出真凶。

当然，现实中的破案肯定不会如《开端》一般，有这样的超能力buff加成。在现实中，司法破案是一个需要调动大规模人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通过细致的逻辑推理，与严密的证据确认，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找出真凶的过程。若是遇到较为困难的悬案，花上三年五载仍然找不到凶手，也并不罕见。

在破案中，带有学科背景的专业知识也必不可少，司法破案系统远比我们常人想象中要复杂。例如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曾举办过“粤方言语音的同一认定方法”的声纹鉴定课题。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声音、语言表达等特征，去确定嫌犯和打电话勒索的罪犯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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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其实会‘暴露’一个人的很多信息”，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学陈宝贤老师曾说，“我们会去探讨，这句话是哪里的口音、语法语序有怎样的特点、有没有用到方言词等。方言研究就像一个解密的过程，很有乐趣、很有意义。”

今天，小北就将以带你重新走进久违的语言学，为你介绍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过的学科——司法语言学。“司法”和“语言”两个词看起来毫不相关，但其实，本学科自诞生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在司法界破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约翰·奥尔森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全职司法语言学家，在司法语言学领域拥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他在《文字追凶：运用司法语言学破案》讲述了如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破案的诸多精彩故事。

司法语言学的产生

1968年，伦敦大学的一位瑞典语言学家听说了许多年前的一个案件。在伦敦肯辛顿区的瑞灵顿街10号，几名妇女和一个婴儿被谋杀。

瑞灵顿街10号公寓一楼的房客是约翰·克里斯蒂，一个安静甚至有些害羞的男人，他的婚姻美满幸福。楼上住着提摩太·埃文斯和他的妻子贝丽尔还有他们的女儿。

埃文斯于1949年从瑞灵顿街失踪，同时人们开始询问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下落。同年的11月，埃文斯在南威尔士投案自首。因埃文斯已向警方作出了认罪的供词，司法语言学自此介入该案。

埃文斯被判有罪，部分是基于这些供词，部分是基于克里斯蒂提供的证据。埃文斯于1950年被绞死。

之后，随着克里斯蒂妻子的失踪，邻居们开始对克里斯蒂的古怪行为生疑。在克里斯蒂搬离公寓后，另一个租客住了进来。在他准备搭架子的时候，发现了可怕的一幕：一个半裸的女人的尸体。警察到达后，又发现了其他几起谋杀案的证据。

克里斯蒂后来被追捕、起诉、定罪，最终被处以绞刑。在克里斯蒂死前不久，他承认自己谋杀了埃文斯的妻子并“可能”谋杀了其孩子。尽管在克里斯蒂被处决之前有要求调查这些指控的紧急请求，但内政部长拒绝停止绞刑，克里斯蒂于1953年7月被处死。

在记者肯尼迪报道埃文斯这一案件之前，被处以绞刑的埃文斯所供认的罪行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其所为。记者的报道引起了伦敦大学的一位瑞典教授简·斯威特维克的关注。他对供词进行了审查，并得出结论：这些供词包含多种语言风格，其中大多数都是以“警察登记”编写而成。

斯威特维克的分析和记者肯尼迪的坚持迫使内政部长推翻了定罪，使埃文斯在死后被赦免。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起语言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谋杀上诉案。因斯威特维克在对证词的研究报告中使用了“司法语言学”这一术语，他被认为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

司法语言学解决了哪些问题？

1994年，约翰·奥尔森在英国建立了司法语言学研究所，该研究所随后成为世界上领先的语言学实验室之一。

他和他的同事一起检测了所有类型的文本，包括作者身份、真实性、语义的解释、有争议的语言以及其他取证过程。从那时起至今，约翰已经处理了近300起司法语言学调查。

这些调查包括检查自杀信件语言的真实性、评估敲诈勒索中的威胁性、评估警方问询记录中所谓的压迫性问询（这在当今很少见），以及在从谋杀到敲诈勒索到恐吓证人、性侵犯和网络儿童色情内容等众多调查中鉴定识别数百封信件、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作者身份。

约翰接受过警察机构、律师、国际公司和组织的委托，甚至也接受过收到恐吓信的私人客户的委托，发恐吓信的人可能就住在附近甚至隔壁。

在早期的一桩案件中，美国中西部一家名犬俱乐部的主席让约翰判断，该俱乐部收到的大量恐吓信是否来自他们自己的成员。

这些恐吓信的作者极有可能是一名上了年纪、举止温和的女士，多年来一直忠实专注地处理俱乐部的行政事务，但她的一只宠物未能在俱乐部的年度名犬展上获奖，令她倍感失望。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恐吓信也会出现在家庭内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心怀不满的女士对其弟弟在酒店生意上的成功感到愤怒，并给当地商会写了大量的匿名诽谤信，信中不仅否认了他的努力，而且侮辱了他的妻子，指控他的纳粹做派，并声称酒店经常周末举办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派对。

如果你收到了恐吓信，或者那些诋毁你朋友、亲戚或同事的诽谤信，你要知道的是：在处理过的恐吓信案件中，所有指控都被证明是纯粹的恶意——完全是捏造的。但这些捏造的东西却能毁灭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事情太过常见。

互联网的出现让恐吓信更加得以盛行：任何人都可以用假名申请免费的电子邮箱，然后在公共论坛上发表对他人最恶毒的诽谤，或通过电子邮件私下传播谣言。

然而，尽管有技术方面的便利，每天依然有成千上万封的诽谤信以传统纸质信函的方式通过皇家邮政及其他邮政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每一封信都意图破坏他人的幸福生活，摧毁别人的声望名誉，或者挑拨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写信人的动机也并不总是仇恨：通常是因为无聊，而且对那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缺乏预见性。

幸运的是，司法语言学涉及的案件并不全是恐吓信。每天都有独特的调查请求：父亲想知道女儿写给他的信是否真是她的风格，青少年的母亲担心自己孩子的写作风格受到“帮派腔调”的影响，保险公司想要从数名潜在客户中分辨出诈骗犯，警探想要解码囚犯写给同伙的加密信件，囚犯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律师想要帮助委托人上诉，员工想要证明老板污蔑他写了匿名邮件：各种各样的调查层出不穷。

一场被“句号”戳穿的谋杀案

司法语言学最初被视作纠正司法不公的工具，如今，它也在日常司法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07年1月的最后一天，在距离伦敦不远的贝德福德郡郊区，警督加里·韦德尔敲开了邻居的门，请求他们帮忙寻找自己的妻子桑德拉。他告诉邻居他的妻子前一天就失踪了。没过多久，他们在韦德尔家的车库里发现了桑德拉的尸体。显然，桑德拉死于窒息，她的颈部缠绕着一根尼龙扎带，尸体旁边放着一张A4打印纸，是她的遗书。

桑德拉·韦德尔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妈妈。她在当地社区里加入了许多志愿者组织，深受大家喜爱。因此，当社区的人发现她有可能自杀了，都感到十分震惊。

但是，她真的是自杀吗？

看看韦德尔太太的“遗书”，它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呢？

Garry.

I am typing this note, because I know that if I were to hand write it and leave it for you, then I know that you wouldn’t read it.

I am so sorry for all the hurt I have caused you ga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or to cause you so much pain.

I made a stupid mistake and I betrayed your trust, and I betrayed my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know what made me do what I did. I wish the whole thing had never happened. It all got out of hand. I have ended up with nothing.

You are kind to want to forgive me. I don’t deserve your forgiveness.

When you think of me, just try and think of the happier times.

　　Sandra Jane Weddell

【译文】

加里。

我选择打印这封信，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手写的话，你是不会看的。

我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多伤害加里。我从没想过伤害你，或是给你带来如此深的痛苦。

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辜负了你的信任，同时也背叛了我们的家庭。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做。我希望一切都不曾发生。事情却一发不可收拾。我注定一无所有。

你太善良了，想要原谅我。我不配你的原谅。

以后你想起我时，尽量只回忆那些快乐时光吧。

桑德拉·简·韦德尔

仔细研究过这封遗书的内容后，约翰·奥尔森认为可能性最高的候选作者是桑德拉·韦德尔和她的丈夫——警督加里·韦德尔。

韦德尔太太是附近一家医院的主任护士，同时在当地考试中心兼任监考员。2007年1月30日上午，她曾前往当地一所学校监考，然后回家吃了午饭，她本应于下午两点左右回到学校，然后在下午四点左右去另一所学校接孩子放学回家。

然而，韦德尔太太下午并没有返回学校监考，也没有去孩子的学校接孩子放学。学校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打了电话，然后韦德尔先生去接了孩子。直到第二天，韦德尔太太的尸体才被发现。

在许多司法案件中，候选作者的语言样例都很少。然而在本案中，关于两名候选作者的语言，约翰·奥尔森团队掌握了大量的样例。加里·韦德尔在他的妻子过世后不久写了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Please don’t send any more letters to any of my family members. They are all just as grief stricken as I am over this matter. We are meeting up regularly to allow me to get what I need to get off my chest. Family support is the best therapy at this time. I have that support in place.

【译文】

请不要再给我家人寄信。他们和我一样悲痛。我们会时常见面，这让我能舒缓郁结在心中的伤痛。现在这种时候，家人的支持就是我的良药。我需要他们。

一看到这封信，约翰立马就注意到了语言的简洁度。这封信中，每句话的平均长度不超过9个词，而“遗书”中的句子长度也并不是很长——没有超过12个词。

这种模式常见于韦德尔先生写的信中，而桑德拉则习惯于写很长的句子。有一次，桑德拉给孩子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学校在家长放学接孩子的安保方面存在的一次疏忽。

她在信中写道：“不过，就在1月18日星期三，这个日期值得注意，弗雷德被阿巴思诺特先生接走了，他可从来都没有接过弗雷德放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弗雷德交给了阿巴思诺特先生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这句话超过了40个词。韦德尔太太经常会写这么长的句子。实际上，她有一次写了一句超过130个词的句子。她的平均句长几乎是她丈夫的两倍。

此外，她还很喜欢用逗号、破折号和分号，她在信中大量使用了这些符号，而且比较随意，有时会出现一些语法错误。她习惯于把句子拼在一起，用一堆逗号来断句。

相反的，无论是给谁写信，加里·韦德尔的句子都是简短精练的短句。就这一点来说，他就像一名典型的公司经理或高管——单刀直入，直截了当，不瞎扯，不跑题。

这反映着大众媒体上时不时出现的“语言指纹”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每个人在使用语言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和可辨认性。

不过，在考虑这个概念时也需要十分谨慎。与“语言指纹”互补的是“个体差异”这个概念。不同的语言产生形式和环境也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用语风格发生变化。

但是在本案中，桑德拉和加里的文本具有一些从未改变过的基本特征。无论桑德拉·韦德尔给谁写信，她的句子结构总是杂乱无章地串联在一起，就像上文所示的那样。

在向警方报告这样的发现后，他们也找到了其他证据，在2007年6月逮捕了加里·韦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