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巍 , 于佳鑫 | 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本期精彩回顾

编者按

2018年11月26日，北京大学依据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颁发了《北京大学关于完善现代学术支撑保障体系加强学术辅助人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加强学术辅助人员队伍建设，是完善现代学术支撑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特发此文，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哈巍 1, 于佳鑫 2

1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进程中，提高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生产力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目前，国内外关于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科研人员自身特点，鲜少有研究关注辅助人员（指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下同）的配置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统计年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辅助人员对科研产出（国际和国内发表论文数）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边际效益递减；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增加辅助人员数量，对科研生产力有正向促进作用。

关键词：科研生产力；辅助人员；中国科学院

作者简介：哈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百人计划”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研究"（2017ZD003）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9年第1 期

一、引言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在科技创新能力上的赶超，使得欧美国家开始反思并加大科技投入，调整更新科技政策，促进产学研结合，在80年代中后期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也陆续出台一系列科技支撑计划，鼓励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科技进步的重要地位，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我国“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并在党的十六大后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科技创新发展在我国的地位日益提升。

伴随着我国多项科技支撑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数量飞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额为34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7%；2004年，R&D经费增长到1966亿元，占GDP的1.23%，十年之中我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增长了一倍多。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R&D经费支出已增长至15677亿元，占GDP的2.11%。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创建，我国科研投入不断增加，目前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科技论文数量也由90年代的第13位提升至世界第二。同时，我国科技产出的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弗里曼等人(Freeman & Huang, 2015)在研究中指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步从科技弱国发展至科技强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经费投入国和高水平科技论文生产国(p. 3)。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国高水平论文的相对贡献率由2002年的0.1上升到了2012年的0.4，但仍远低于美国、英国、欧盟国家，与日本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科技投入大幅增加，产出质量却不尽如人意，二者不成正比的原因值得深思。近年来，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科研人员的时间和效率被行政事务所扰(中新网、腾讯网、科学网、人民政协网)。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注意到辅助人员对于科研人员的帮助作用，史静寰(2018)提出专业职员队伍的建设对一流大学维持正常运转至关重要，李猛力等人(2011)通过对中科院的数据分析发现科技支撑人员数量少是限制科研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布兰德等人(Bland & Schmitz, 1986; Bland & Ruffin IV, 1992; Bland et al, 2005; Bland et al, 2006)和布莱克本等人(Blackburn & Lawrence, 1995)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影响科研人员生产力有个人能力、环境和领导三大类因素。国外学者伊克巴尔(Iqbal, 2011)和麦吉尔(McGill, 2012)在各自的研究中通过数据分析和访谈的形式证明了科研人员希望所在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辅助支持来分担行政事务，以便他们集中精力提高科研效率。结合以上研究，纵观我国科研现状，可以发现制约我国科研产出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科研一直存在重物轻人、不注重人的价值现象。

因此，如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提高科研产出成为我国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要加快改革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砍掉繁文缛节，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上”。次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又进一步指出今后科技工作的方向是“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可见，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的贡献不容忽视，肩负着除教学与科研外，所在组织机构的一切事务性工作，是整个研究机构的后勤保障人员，可以将科研人员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提高所在机构的运行效率，对科研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利用1993-2004年《中国科学院统计年鉴》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选取62个未发生过合并或拆分的院所，实证检验了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旨在为我国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及研究问题

(一) 模型构建

关于科研生产力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情报学家洛特卡提出的洛特卡定律，科研生产力主要是指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一般通过论文发表数和被引次数来测量。Bland在1986年的研究中指出，除了在研究领域中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外，一个成功的研究者还应该有来源于社会的支持。2002年和2005年，Bland进一步在研究中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提出影响科研生产力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领导因素(如图 1)。Blackburn的研究与Bland的研究得到相似结论，即科研产出的决定因素主要为：研究者个体属性、环境要素、制度要素以及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检验科研人员个体特点及科研机构的环境资源(财、物)，环境因素中包含充分的资源和大量不间断的研究时间，辅助人员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这些保障。在辅助人员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Iqbal和McGill两位学者，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行政支持对于科研产出无显著性影响(Ju, 2010)。以上说明国外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辅助人员的重要性。

国内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科研人员自身的特点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素质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性别结构方面(金光远，1992；杨大槐等，2005；刘永林，2012)。通过阐释每一结构的内涵与重要性，学者们认为科研人员本身是决定教学、科研质量的主导因素。而科研队伍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整体效能的发挥。相比之下，我国对于环境因素尤其是辅助人员这一因素对科研生产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仅有少数几位学者提出假设，但并未通过实证方法来证明。

国立研究机构是中国科研体系的国家队和中坚力量，其地位和规模在整个科研体系中举足轻重。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定位于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产出大量开创性科技成果。

本研究前期我们与部分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受访的科研人员普遍认为工作中遇到的行政事务繁多，如果能有人协助他们处理，将会节省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从而更好地进行科研工作。他们也指出论文发表是目前的主要努力方向与重心，虽然论文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科研实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为客观、快捷地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同时国际发表也能够代表科研产出质量。在岗的辅助人员们则认为由于目前人手不足，导致他们的工作任务繁重，无法提升服务质量。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结合我们的访谈结果，本研究构建了人、财、物三个维度的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 2所示。

(二) 研究问题

通过常规经验判断，辅助人员越多，科研人员得到的帮助越多，花费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多，科研产出也会随之增加。结合访谈内容和研究数据得知，中科院的职工队伍分为专业技术人员与辅助人员，辅助人员又可以分为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但是经验并不能精确地告诉我们辅助人员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本研究在Bland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的框架下，结合中科院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假设，并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假设：辅助人员(工人和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之比对科研产出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呈倒“U”型曲线。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中国科学院统计年鉴》中院直属事业单位的统计数据，利用stata13.0进行分析。院直属单位是指经国家正式批准的院直属独立核算单位。独立核算单位的条件是：行政上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财务上独立核算盈亏，独立编制资金平衡表或财务预算、决算表；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通过翻阅每个研究所的历史，确定其更名、合并、改制、撤销过程。由于有的院所经历过拆分或合并，人员有所变动，人员的任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测量误差。故本研究采用在1993-2004年间没有发生过变动的62个院所的数据进行分析(更名除外，因其没有发生过实际人员变动)。

(二) 变量测度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科研生产力，其测量指标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和发表质量两方面。其中发表数量包括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国际发表论文数量较高，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发表质量。国际发表论文数指被当年《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和《科学技术会议论文》收录的论文数。国内论文数指当年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需要说明的是，科研生产力的体现形式绝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列的两个方面，还有许多深入的含义，如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整个系所的研究氛围、发表专著和专利等。但作为一项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必须将指标量化，因此我们采取国际上最为常用的论文发表数量作为本研究的评价指标。

自变量是中科院各研究所当年辅助人员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的比例、行政管理干部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的比例、工人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的比例，每年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指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见习期内的人员，辅助人员包括事业单位在职的行政管理干部及工人。

本研究还控制了3类8个协变量，分别是人、财、物三类资源，“人”包括当年专业技术人员数、在学学生总数(硕士生数和博士生数)、当年百人计划累计招聘人数、全体员工中女性的比例、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初级职称人员比例。同时，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没有使用专业技术人员中中级职称人员比例。“财”指事业单位总收入，包括财政补助收入、拨入专款、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物”是科研仪器设备原值总额，指在当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实际完成额中购置的科研仪器设备总值。本研究将各类价值根据CPI指数(1978年=100)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均以2004年的价格表示，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展示了本研究的数据整体情况，共包含744个样本。测量科研生产力的两项主要指标最小值均为0，表示有的院所在某一年没有任何公开的论文发表。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论文发表数的最大值分别为1014和340篇，均值则分别为72.95和85.17篇，可以看出均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同时各指标的标准差差异很大，因此各院所在不同年度的科研生产力存在着一定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寻找差异原因。

辅助人员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的比例在0.0349至1.352之间变化，这就是说条件好的院所在某一年每名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得到1.352名辅助人员的辅助，而有的院所在某一年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仅能得到0.0349名辅助人员的辅助。辅助人员又分为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其中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0.00872至0.319之间变化，工人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0.0200至1.146之间变化，可以发现对于大部分院所，工人配备的比例高于行政管理干部。

图 3展示的是1993-2004年中科院每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国内发表论文数和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的逐年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科院的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都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国际发表的增速高于国内发表，从2002年开始国际发表论文数超过了国内发表论文数。

图 4表示工人、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各类科研产出的变化趋势。总体上来看，工人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在2000年后开始出现下降，辅助人员的比例上升主要源于行政管理干部的比例稳中有升。工人、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的变化趋势与各类科研产出的变化趋势一致。

由图 3和图 4可以发现，各研究所辅助人员(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的平均发展趋势和变异程度与各研究所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的平均发展趋势和变异程度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直观上的相关关系并不能代表因果关系，虽然各研究所的人员聘用受国家编制调控相对公开公正，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所的研究实力、历史声望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某院所拥有的院士科研成果卓越，在某一专业领域便能得到更多资源。一个科研实力雄厚、资金充实的研究所更容易争取到招聘指标，这些对于本研究来讲都是不好测量的因素，它们既影响研究所的招聘指标，也会影响到一个研究所的最终学术产出。如果不能控制这些变量，会产生遗漏变量偏误，造成对研究结果的高估。以上现象会产生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变化的遗漏变量，即个体效应。

另一方面，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落实和1992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目共睹，在科技创新上的财政投入日益增加。随着我国的发展，科研人员不仅可以通过出国深造的方式获取国际最先进的学术信息及成果，还能凭借网络和各种学术会议的形式加深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些都为中国各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研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以上科技政策的发展和变化都是随时间而变不随研究所个体而异的时间效应。综上，本研究数据同时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三) 实证方法

有些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惯性或部分调整，个体的当前行为取决于过去行为(陈强，2014)，即解释变量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研究院所当年的科研生产力可能受过去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如某院所在1994年有很多的高质量论文产出势必会给其申请课题带来更多便利，也会提高该院所的声望并有助于其获得更多财政投入，那么自然会促进下一年的产出。我们加入因变量(科研生产力)的滞后项，将造成解释变量和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若继续用OLS回归来估计结果，将存在误差。为得到一致估计量，我们采用社会科学政策评估领域前沿的系统GMM估计法来进行估计。本研究方法充分考虑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因果推断，使得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相关分析层面。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因变量Y分别为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自变量分别为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工人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下标i表示中科院各研究所，下标t表示年份。

Z为控制变量，包括人、财、物三个方面：Prof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专业技术人员总数，Student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在学学生总数，Chund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专业技术人员中百人计划的累计人数，Female_all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女性员工比例，Senior_pro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Junior_pro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专业技术人员中初级职称人员比例，Fin_re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总收入的通货膨胀调整值，Equip_reit表示中科院第i个研究所第t年科研仪器设备原值总额的通货膨胀调整值(由当年总收入和科研设备原值根据CPI指数(1978年=100)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均以2004年的价格表示)。αi表示研究所的个体效应。λt表示时间效应，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β0表示截距项，βi(i=1，2，3，4)分别表示变量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论文变化的数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科研生产力影响的系统GMM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当年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均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根据回归结果拟合出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曲线如图 6和图 7所示。

由表 2、图 6和图 7可以看出，当年辅助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在1%水平上存在倒“U”型影响。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辅助人员数不足6名时，每增加1名辅助人员，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超过6名时，每增加1名辅助人员，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辅助人员数不足5名时，每增加1名辅助人员，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超过5名时，每增加1名辅助人员，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

(二) 工人与行政管理干部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 

我们再分不同类型的辅助人员来进行分析，工人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比例、行政管理干部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比例对科研生产力影响的系统GMM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当年工人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以及行政管理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

当年工人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在5%水平上存在倒“U”型影响。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工人数不足8名时，每增加1名工人，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超过8名时，每增加1名工人，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工人数不足6名时，每增加1名工人，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超过6名时，每增加1名工人，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现有数据显示，中科院近几年为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辅助人员平均数量不足3名，因此，建议适当增加辅助人员数量以促进科研产出。

当年行政管理干部数与专业技术人员数比例对下一年国际发表论文数和国内发表论文数分别在1%和10%水平上存在倒“U”型影响。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超过2名行政管理干部管理时，每增加1名行政管理干部，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超过2名时，每增加1名行政管理干部，将会对下一年的国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由不超过1名行政管理干部管理时，每增加1名行政管理干部，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由1名以上行政管理干部管理时，每增加1名工人，将会对下一年的国内发表论文数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现有数据显示，中科院近几年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行政管理干部平均仅为1名，应适当增加，从而使组织结构更加合理，组织运行更加顺畅，进而提高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Bland科研生产力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着眼于辅助人员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利用中科院1993-2004年62个院所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辅助人员(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对科研生产力(国际论文发表数和国内论文发表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平均而言，无论是对于国际发表还是国内发表，辅助人员整体(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边际效益递减。配备比例在0.6左右较为合适，即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6名辅助人员，能够实现科研成果产出数量的最大化。

第二，工人与行政管理干部分别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与辅助人员总体的影响趋势相似，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6名工人和1名行政管理干部可以最大程度的促进科研产出。由于工人和行政管理干部的职能不同，科研人员需要更多的协助而不是管理，因此对于工人的需求大于行政管理干部。

第三，部分院所聘任的辅助人员数量不足，应进一步调整人员结构。在1993-2004年间，平均而言，中科院为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的辅助人员不足4名，导致辅助人员工作量过大，工作负担重，不能很好的完成辅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研生产力的提高。建议中科院未来在设置岗位和招聘时，应该充分重视辅助人员的聘任工作，完善学术支撑保障体系。

第四，本研究的结果也可以为其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型企业的人员配置提供参考。但需要根据单位性质的不同而加以区别，如高等院校除了要承担国家的科研任务外，还兼具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科研人员对辅助人员的需求必然更大。还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科院各基层实体研究机构的人员比例，相当于各高等学校的院、系、所、中心等部门，其它单位在借鉴应用时应将机关等非研究部门考虑在内。

随着国家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科研生产力是提升我国科研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每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重要任务。中科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肩负着引领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职责。在知识创新工程推动下，中科院建立了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要求：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做到“四个率先”。同时启动研究所分类改革，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种类型，对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如此深入的改革和大量的投入，必然希望获得更多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配备一流的辅助团队才能帮助科研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和科研产出。

除了对中科院的发展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对未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有研究表明中国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投入国。与此同时，在基础科学及其进展的产业化方面，国家投入的效益尚有待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要求，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为了完成以上目标，国家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重视改善人才队伍结构，为科研人员营造宽松科研环境，让他们能潜心从事研究。如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2018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稳定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队伍，优化科研队伍结构。但是两个政策都只是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工种，建议未来政策从科研队伍辅助人员的总体数量与专职科研人员的比例和辅助人员内部的结构等多方面系统考虑、统筹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优化科研队伍的结构，助力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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