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徐亦舒 | 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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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体改写中国传播格局，为应对政治传播失灵，中国政治沟通体系在多个维度展开制度调适。本文重点考量了“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以及“上海网信办”所展示的政治沟通体系制度调适的“上海经验”。研究发现，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党媒”在“媒体融合”战略指导下完成新媒体转型，在传播形态、话语模式等方面进行传播调适，创造出政府与公众间新型政治沟通关系；以“上海发布”为代表的政务微信，展示了政府机构直接接入社交媒体的创新尝试，形成公共服务的媒体矩阵，重新配置政治时间与工作模式，推进了可沟通政府的建构；以“上海网信办”为代表的互联网治理机构的制度创新，对原有政府组织协作关系进行重组，推进新型治理逻辑的调适。以上实践展示新传播格局下政治沟通体系的制度调适，有效回应了公众关心，增进了政治认同，以及政权合法性。

关键词

政治沟通；制度调适；新型主流媒体

近些年，高速发展的新媒体颠覆了大众媒体对表达渠道的垄断，拓宽了公众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成为新的舆论博弈与意识形态交锋场所。面对井喷的民意，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日渐捉襟见肘，进而引发舆论引导失效与“传播失灵”[1]。对于社会治理来说，自由的信息流动与良好的意见沟通是实现“善治”的前提与保障。如何改革、调整以及创新政治沟通的渠道、形态以及体制是推进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2014年8月18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从国家层面推行“媒体融合”战略；2016年４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理念，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释疑惑。这些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指导性讲话表明，面对网络舆论对官方话语权的冲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当前面临的挑战，新一轮的政治沟通调适（创新与改革并举）已经开始。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试图从制度调适的视角来考察当前我国政治沟通系统转型实践当中的制度设计经验，并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

一、传播格局转型与政治沟通系统困境

政治沟通现象自古存在，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政治沟通研究与传播学对接，形成政治传播研究。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政治沟通研究步入网络政治沟通阶段[2]。

政治沟通主要聚焦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如何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使得政治系统运作更为有效。有效的政治沟通能够推动公众对多样化的观点更好地接纳与思考，进而产生更高水平与更广范围的政治认同[3]。同时，作为一种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的工具，政治沟通能够有效解释体制性、结构化政治行为在有序社会与稳定政治局面形成过程中的作用[4]。

中国共产党借助“党管媒体”体制，将政治沟通渠道———大众媒体纳入到党和政府双轨管理的体制之内，形成了一种以宣传管理为中心、行政管理为主要手段的新闻管理体系[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沟通基本维持着一种自上而下、“指令式”的政治宣传为主要沟通形态，执政党掌控沟通渠道和核心媒体资源（包括出版、报刊、广播、电视等），同时意味着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沟通上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政治沟通系统得以维持并有效运行，盖因执政党主导的多次传媒改革与媒体转型是比较成功的，使得“党管媒体”的体制得以巩固并不断完善和强化。

政治宣传是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形态。政治结构、传播环境以及公众心理等这些关联变量都会造成宣传过程中传受关系的复杂化，也会导致政治宣传效果的不确定性加剧。当下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正是引发这种“不确定”的重要因素，它冲击了已有的传播格局，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具体来说，新媒体技术激活了个人，公众表达渠道整体拓宽，网络舆论开始掌握话语权，形成新的传播权力结构。新生的传播权力结构发展迅速，并且外生于政治权力结构，传播权力不再完全掌控于政党—国家手中，原本相对封闭的、科层制的政治沟通系统也随之出现“失灵”。面对此种状况，政治沟通已经不能再仅仅依靠传统媒体的上传下达，改革和创新政治沟通系统显得尤为必要。从近年的现状来看，政治组织已经度过了初期的震撼阶段，开始主动调适自身来应对危机。

二、“制度调适”作为分析视角

“制度调适”概念提出的背景可追溯到政党调适。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ion)，也可以称之为政党调适，一般指的是政党组织在政治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来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6]。塞缪尔·亨廷顿最早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任何政治体系制度化的程度可以用其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限定。他提出，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制度化程度越高；适应性是为应对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后天习得的一种组织特性[7]。后续的政治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政党适应性概念。布鲁斯·迪克森认为，政党调适不是政党去扭转其所处环境，而是通过自身变革去主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8]。值得强调的是，政党对环境变化的调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依据调适的程度、范围不同，可将政党适应性分为三种：调适性变迁、边缘性变迁和整体性变迁。调适性变迁指：政党在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在既有体制内进行变革；边缘性变迁指：政党基层组织对既有体制作出相应调整，但在权力中心———中央层面并未做出反应；整体性变迁则是指政党完全改变现有体制而进行新的制度、规范的创制[9]。依据这样的划分，从中国当前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长期的政治稳定需求来看，政党调适进行整体性变迁的可能性较小，也不利于政治稳定；相比之下，边缘性变迁与调适性变迁显然是中国进行政治沟通系统进行调适的主要选择。

当下对于中国政党调适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学领域讨论政党组织、系统建设等问题，但从政党调适理论视角关注政党与媒体关系的研究较少。中国特殊的媒体体制即党媒合一体制，若能从政党调适的角度予以观照，应是一个颇具理论启发性的视角。“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逻辑中的刚性要求，这种刚性约束并不意味着：媒体体制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在执政党主导下，媒体体制因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做适度的调整，而且，媒体转型也是政党适应性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看，政党调适这一理论概念对于我们考量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沟通系统的变革有启示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政治沟通，无论在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建立新政权之后的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有一整套的政治沟通理念、战略和制度安排，而且始终把政治沟通作为政治的生命线，作为革命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在社会转型和媒体转型的双重逻辑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推动社会转型和媒体改革的核心力量，并努力调适自身，通过自我变革，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由于近四十年的中国社会和传媒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执政党的政治沟通时常面临传播“失灵”的压力，为此，执政党须不断进行制度调适，在政治系统和媒体系统两个系统层面，进行渐进式的制度调适，逐步找到变革的平衡点。从广义的层面上理解，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因为中国传媒体制具有鲜明的政治他律性，即传媒体制是内嵌于政治体制，并接受政治意志安排的，传媒体制变革是严格服从政治律令的。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形成闭合的嵌套关系。即便媒体的市场化改革时常伴生“脱嵌”的冲动，部分媒体有挣脱控制的“出轨”冲动，但总体而言，传媒改革还是在执政党掌控的范围内行动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及至互联网的崛起就被打破了。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飞速发展，当前政治沟通所遭遇的困境已经不单纯是处理好“国家—市场”之间的张力就能解决，新媒介技术的活力激活了个人，政治权力需要直面具备传播能力的公众。新媒体造成了大众传播权力的分化与“去中心化”，传统媒体在社会话语权的争夺中逐渐边缘化，传统政治沟通体系统亟需更新和调适。

政治沟通的目标主要是赢得公众的认同，需要政府在价值观念、政策方针等多方面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可沟通性是现代政府必备的功能，政治传播失灵正是政府可沟通性能力下降的表现。面对政治沟通能力的系统危机，从地方到中央采取了种种举措，大到提出“媒体融合”战略，小到一个地方台进行栏目调整，不一而足。如何理解这些举措？政党适应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同时基于中国政治沟通调适的基本状况———主要以边缘性变迁与调适性变迁为主，应重点聚焦微观层面的组织再造与中观层面的制度调适。微观层面上，政治沟通系统调试内化为组织内部的生产流程再造与生产观念更新等；中观层面上，政治沟通系统调适以制度调适为主，既包括了政治政策的调整、创新与推行过程，也包括系统内的组织网络的重新编织。本文拟选择中观的制度调适视角作为考量的维度，将政治沟通系统的调适放到政党适应性的分析框架内进行解释与反思。

同时，制度视角对本文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第一，政治沟通系统牵涉政治组织、媒体、个人等多个社会领域间关系调整。政治沟通不单纯是媒介使用的问题，它涉及政治组织、个人以及公众组织之间多重社会沟通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制度化。第二，制度视角立足社会变迁的中观层面，有效避免了陷入宏观层面上政治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包的理论建构，同时也跳脱出微观层面对政治传播中无穷尽的细琐变量的分析。制度视角可以为我们搭建一个勾连宏观与微观的中层分析框架，对个案经验有一个合理的总结与反思。第三，制度是稳定性与动态调适性的统一。制度是一种“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10]的实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保持相对稳定，超越时间，为研究提供了可供预期的东西。同时，制度也是一种动态结构，它在不同的环境下为社会组织与个人提供物质与象征资源，推动对实践的反思，最终实现自身的创新。

本文以“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为例，考量执政党在新媒体冲击的现实背景下如何进行制度调适，由此催动政治沟通系统转变，进而扭转政党政治传播失灵困境。

三、政治沟通制度调适之“上海经验”

(一)“澎湃新闻”：“新型主流媒体”沟通新型社会关系

政治沟通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支撑。借助“党管媒体”体制，将媒体内嵌于政治结构之中，这种内嵌机制有效地将大众传播控制在政治逻辑中。但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政治沟通的闭环，冲击了主流媒体在中国传播格局中地位与权威性。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党媒”生存状况上。订阅率、收视率的下降，表明主流媒体对公众的吸引力式微。“两个舆论场”[11]的竞争表明了“党媒”无法垄断中国舆论场。在主流舆论场之外，日益扩张的民间舆论场稀释了主流舆论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为此，执政党必须应对新媒体崛起带来的政治沟通困境，打通“两大舆论场”，弥合二者鸿沟，尤其是提升主流舆论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已成为执政党的燃眉之急。其解决路径就是推动主流媒体适应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政治传播环境，推动主流媒体适应新环境，其着力点不止于媒体环节，而是着眼于政治沟通系统的整体联动，即是说，以政治沟通系统转型应对新媒体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推进主流媒体转型，这是中央决策者提出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目的所在。

“澎湃新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崛起的，自2014年7月22日正式上线，目前已成为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的典范。“澎湃新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转型，而非仅仅建一个新闻网站、开发一个新闻客户端、开通一个微信公号，而是立足移动互联传播思维，将“媒体融合”战略思维渗透到组织构造、内容生产以及媒介形态等多维层面。

组织构造上，“澎湃新闻”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组织构造，适应互联网传播需求重新设计组织结构。“澎湃新闻”创立之初就整合了原《东方早报》的媒体团队资源，实现传统记者整体“新媒体化”。此外，“澎湃新闻”依据栏目设置来组织运营团队，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选题策划与专题报道，打破了传统媒体组织科层化、封闭化的组织架构，引入互联网式的团队合作，各个小组独立运营，组织结构扁平化、开放化，适应移动互联时代信息快速反应的要求[12]。

传播内容上，“澎湃新闻”除了专业记者采编的新闻报道之外，向社会开放媒体平台，政府机构、专业组织等可以申请开通澎湃政务号或媒体团，提供内容生产与传播渠道。“问吧”“上直播”等栏目为受众提供与新闻当事人、专家、官员以及记者等进行沟通的渠道。同时，“澎湃新闻”每一条新闻都可以转发、评论以及订阅，还提供相关议题新闻的追踪。开放传播渠道一方面以专业生产内容(PGC)和用户生产内容(UGC)补充了媒体自身的采编人员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平台给受众以表达空间，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传统政治沟通体系下科层化的、单向度的、不平等的传播关系，构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传播权力关系。这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可沟通、可对话的政治权力关系的逐步转变。

媒介形态上，“澎湃新闻”采用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形态，将自身纳入到公众移动生活的传播网络当中。新传播格局下实现有效地政治沟通需要将媒体融入到公众信息获取与沟通交流的传播关系网络当中，并作为一个可沟通、可信任的节点发挥政治沟通作用，促进党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信息交换效率[13]。政治沟通不单纯是一种信息交换的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与维护过程。移动新闻客户端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政治沟通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受众想要了解新闻只需打开智能手机上的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接入到“澎湃新闻”所编织的全国乃至全球时政新闻与思想文化的信息网络。“澎湃新闻”主打的反腐打虎报道、社会舆论争锋、以及思想文化讲堂等内容以文字、声音和影像的形态相互交织，共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沟通空间，同时这个虚拟空间又与公众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地理空间相互并置，公众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和社会关系之间来回切换，政治沟通内容由此与公众日常生活相互交融。

“澎湃新闻”以移动新闻客户端的传播形态出现，同时为适应新传播语境需求重新建构组织结构，开放媒体平台，转变封闭的内容生产模式。这些是对传统党报、“党媒”从组织结构到内容生产方式，再到传播形态的全面颠覆，实现了政治沟通体系的传播调适，打造了新型主流媒体，满足了移动互联时代政治沟通信息传播和关系维护的需要。

(二)“上海发布”：推进可沟通型政府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14]。在国家层面强调了信息化与发展电子政务的战略性意义。“电子政务”(e-government)从最初的概念提出，发展到如今世界各国开始不断尝试将社交媒体整合进他们的政治沟通体系。自2010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开通“政务微博”（新浪微博账号），再到近两年的“政务微信”，“信息化政府”的政治实践在中国一直未曾中断。

2013年6月8日，“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其前身是“＠上海发布”政务微博，隶属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截至2015年4月底，上海发布已有粉丝超过100万，位列全国省级政务类微信公号第一，上海本地用户超过７成都是其订阅用户[15]。而最近的数据统计（2018年1月23日数据）显示，“上海发布”的微信阅读数位列全国省级政务微信总阅读数榜首[16]，统计数据反映了“上海发布”在传播效力上的成功。如果要归纳上海发布取得成功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融公共服务与政治沟通于一体。具体来说包括：第一，信息覆盖面广，贴近公众生活；第二，提供政府与公众间双向互动；第三，提供公共生活类服务。

信息覆盖上，“上海发布”推送的信息丰富而全面，涉及上海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重要的时政信息与政策宣传，也有日常的生活服务信息，诸如天气、教育、住房、交通、医疗、就业等等，对社会舆情也能保证迅速回应。同时，从数量上来看以民生信息为主。政治沟通上，“上海发布”的“微信矩阵”板块直接链接了上海16个区县、上海各委办局等行政单位（33个）以及上海地区一些重要机构（29个）的政务微信入口，方便公众直接获取特需信息以及与关涉的行政机构互动。传播方式上，“上海发布”打通市政服务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壁垒，“时政大厅”板块目前提供了18项市政服务功能，涵盖了城市交通、义务教育、天气信息、社区事务、出入境管理、餐饮监管、个人税务等方面，这些功能或提供服务信息或直接进行受理，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以及公众公共服务的近用权。

“上海发布”为上海市政府提供平台向公众直接传播信息，同时围绕“上海发布”组建的各级政府机构的政务微信矩阵更是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互动的政治沟通场域。政府机构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与公众的联系，克服了空间与时间上的诸多界限，从而创造了全新的空间。电子政务会重新建构“官僚经验”吗？[17]这是电子政务研究中一直的张力与困惑。所谓“官僚经验”主要是指传统政治管理所具有的科层制结构，权力自上而下确立权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模式往往是此种科层制的权力结构的映射。传统的政治沟通的话语形态以“灌输式”“父权式教育”“俯视”为主，这就是传统政治沟通的“官僚经验”，也是传统的政治沟通逻辑。

从“上海发布”的个案经验来看，随着政府接入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必须在政治沟通逻辑与新媒体传播逻辑之间进行调适。“上海发布”是政府机构直接运营，表面上看是政治机构在操纵新媒体，但本质上与传统的政治权力直接管制大众传播进而以政治权力同化传播权力的模式完全不同。政治组织的新媒体实践，一方面是政治权力再次对传播权力进行治理的过程，这一点在“上海网信办”的案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是政治沟通逻辑直接与新媒体传播逻辑的对接与相互调适的过程，最明显的是社交媒体传播对政府组织工作节奏、线性工作时间的破坏。“上海发布”一般相对固定会在中午12点、下午6点左右发布公号内容，这些时间段是午休或下班高峰时间，受众有相对充足的时间来阅读推送的内容。此外针对突发性事件，如天气变化警报、重大舆论事件等还会同步发布公告，及时跟进信息。这明显与传统政治组织行政严格按照规划的时间表的政治逻辑相背离，以一种错位的、碎片化的时间取代了原本秩序的、线性的政治时间规划。这种政治时间的破坏与再配置最终形成新的工作流程，并以制度规范的形式得到确认与保留。

时间的调适只是电子政务对“官僚经验”改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多方面的调适值得进一步探索。政务微信的运营不同于一般的公共管理或行政治理，也非一般的新媒体组织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而是容纳政治逻辑与传播逻辑于一体的制度调适。

(三)“上海网信办”：编织互联网治理协同网络

当下中国，互联网和互联网治理正在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挑战[18]。尽管，互联网架构设计的根本特征在于“去中心化”，但是最近20多年互联网治理的进程却逐渐呈现出国家“归来”的趋势，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19]。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得益于“先发展，后管理”的宏观政策红利，互联网的社会功能在近20年被迅猛地释放出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网络舆情、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状况日益复杂化，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并且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承担具体职责。国家网信办的成立标志着互联网发展成为国家最高发展战略。此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地方网络信息办公室，且均由当地的“一把手”任组长。国家及地方网信办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治理进入新阶段，完善了中国互联网治理“九龙治水”模式①。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也从过去“先发展，后管理”的宽松模式走向“边发展，边管理”的趋严模式[20]。

在国家网信办成立之前，上海市网信办就已经建立。“上海网信办”承担的工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②：其一，搜集网络舆情信息，进行舆情研判并制作“舆情专报”上报上级机构；其二，进行互联信息管理，对容易造成社会恐慌的谣言信息进行及时辟谣与删除；其三，联络互联网企业、新媒体单位推送互联网正面信息，对社会热点事件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并对回应及时组织传播；其四，制定地方性互联网发展与规范的政策法规；最后，保障网络安全，与多部门协作打击网络诈骗、扫黄打非以及保障个人隐私等等。从以上工作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网信办”的工作不单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删帖”，它既有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也有对网络政策法规的制定与落实，更为重要的是由它主导的多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上海网信办”与上海市几乎所有行政单位都会有协作需要，诸如，与卫计委合作打击网络虚假整容广告、网上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网络非法代孕等等；与林业局共同打击网上买卖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等等。

“上海网信办”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央网信办及地方网信办在中国的互联网政治沟通体系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不可或缺性表现在由它编织起了一张多部门或机构协作的互联网协同治理网络。同时，这张互联网治理网络从多方面展示了它作为网络政治沟通的制度创新意义：其一，“上海网信办”促进政府协调机制发挥作用。互联网治理与网络政治沟通关涉政府多个部门，非任何单个部门就能完成，协同机制能有效激活政府机构活力，形成合力；其二， “上海网信办”推动网络政治沟通效率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网络舆论往往发酵快，并且通常发生在社会专业领域，如医疗、教育、金融等，一方面需要快速应对，另一方面也需要专业化应对， “上海网信办”能及时与市属各专业机构形成联动加速舆论回应，并保障回应专业化。

“网信办”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它不单单是一个全新的专司互联网治理的政府机构，同时它主导并编织了一张“中国式”互联网协同治理与网络政治沟通网络。一方面是对已有行政资源的激活，同时也是对网络治理模式与政治沟通关系的重新梳理与确认。

四、结语与反思

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政治沟通的活性和互动性不强，刚性有余，弹性不足。事实上，中国政治在面对外部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弹性是充分的，表现在政治沟通方面，执政党会因应外部变化和内部条件的改变，因时而变，顺势而动，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制度供给的规模、力度和节奏。面对互联网冲击， “强政府”并非一味施加管控，而是展示“强政府”在制度调适层面上的弹性与活性。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多能在外部性发生深刻变化的语境下做出相应改变，利用自身资源（行政、媒体、资金等）推进制度创新与调适，从而保障政治沟通的有效落地。

本文通过“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三个案例，考量上海如何从不同方位进行制度创新，有效应对互联网崛起对政治沟通的挑战。“澎湃新闻”主要从媒体维度进行制度创新，改变了传统媒体在开放语境下的被动处境，有效回应多元化受众的政治沟通需要。“上海发布”让政府直接走向政治沟通的前台，扮演积极的沟通者角色，在公共信息供给以及突发事件应对中减少中间环节，以议题和事件为节点，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信息调度和把关，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及时、有效地进行政治沟通；上海网信办则是上海地方政府专司互联网舆论监测和调控的机构。随着这一机构功能建设和制度配置的渐趋完善，提升了地方政府对互联网的有效控制，互联网的属地化管理变得更加有力、有效了。

然而，需要考虑的是：上海地区的制度创新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若可复制，其复制的范围有多大，复制的条件是什么？当下有效的制度设计，随着技术的迭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压力？另外，地方性的制度安排如何与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对接起来？从而编织出一张脉络贯通的制度网络。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求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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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方兴东．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创新———兼论“九龙治水”模式作为互联网治理制度的重要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6).

①所谓“九龙治水”模式，最初由１９９６年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奠定了制度起点，随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逐步形成工信部、国新办、教育部、中宣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多部门的联合协作的互联网治理模式。

②依据上海市网信办工作人员介绍与笔者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到上海市网信办参观的访谈与提问内容整理。

张涛甫，长江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亦舒，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刊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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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王梦媛

校   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