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 | 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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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向导》周报为主要阵地，对《辛丑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等国耻事件进行了系统报道、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敌人与朋友的谱系。在国民革命兴起和展开的过程中，中共“国耻”论述呈现出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长的特征。通过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中共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国耻”；中国共产党；《向导》；民族；阶级

一、引言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近代以来各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之一。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乃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尤其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所激发的国族想象。[1] 这种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既要通过“被发明的传统”投射到渺远的过去，[2]又与当下情境中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反思性的自我”密不可分。[3]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之下被动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因而，在建构自己历史记忆的同时，还须直面列强侵略所带来的集体创伤和认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和“国耻”（national humiliation）意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它既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催化剂，也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历史想象和记忆重构，来为国族建构提供一套坚实的“历史基础”的。其中，沈松侨藉由“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广泛流传及其与传统黄帝传说的断裂，考察了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蕴涵的矛盾与冲突。[4]他还通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之关系。[5]杨瑞松探讨了“四万万人”如何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配合所谓“同胞”的血缘亲属想象符号，型塑出具有高度同质性意涵的国族认同。[6]和这些正面考察国族建构的学者不同，费约翰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唤醒政治”的隐喻在帝制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中的根源，及其在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流变。[7]瓦格纳进一步深化这一主题，生动地描述了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中以文字和图像出现的“身体”隐喻，是如何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国族认同的。[8]

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外国侵略、国耻意识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之关系，但因研究旨趣和视角有别，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叙述与纪念国耻，并藉此进行革命宣传与动员，学界尚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中心，对此问题略作探讨。《向导》1922年9月创办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并长期为其撰稿。因遭当局查禁，报社随中央机关一度迁往北京、广州，1926年底迁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先后发生，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向导》于7月18日被迫停刊。5年间，共计出版201期。周报创刊时的印数不足3千份，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增至7000余份，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已达5万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9]透过《向导》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进而实现革命动员之目标。

二、国耻之纪念：从“九七”到“五卅”

近代中国领土主权被破坏，始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但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国耻”意识始在朝野上下广泛蔓延。1897年，清宗室寿富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梁启超为其撰《知耻学会叙》，称外患日亟，贵在知耻，而中国相较于日本，知耻者尚少，故“奋然耻之，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10]寿富所撰《后叙》，历数鸦片战争以至甲午战争，列强环伺，蚕食鲸吞，中国丧师失地之奇耻大辱，声言国人不可不知耻，知耻“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强则大国亲我，小国畏我；不学则愚，愚则弱，弱则大国鄙我，小国犯我”。[11]

与此同时，种种“国耻”言说开始在报刊上出现和流行。1898年，《蜀学报》刊载《明国耻以激公愤议》一文，开篇即用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意向，表达了对国势危亡的极度焦虑：“呜呼！戎祸亟矣，大局裂矣！抵我之瑕，剔我之隙，饵我之馁，蹴我之躄，而钤挟我，而缚縶我，而剜臠我，迨其卒也，则将波兰、印度我。”[12]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表的政治漫画《时局全图》，则以最直观醒目的方式，将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呈现在国人面前，进一步推动了国耻意识之发展与传播。[13]

辛亥革命终结帝制，造就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在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主权状况并未好转，反而更见沉沦，一次次外交失败和屠杀事件不断刺激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两天后，中国总统袁世凯被迫表示接受。消息传出，立刻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五七”“五九”两个日期被称作“国耻日”广为纪念。青年毛泽东深受刺激，于当年夏天写下十六字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4] 事件发生不久，各种以国耻为题的小册子开始出现。以“知耻社”名义编印的《国耻》上下册，介绍了国耻的起源、“五九”之后全国各地之舆论、政府所持态度与各省官厅之举止、日本对此事之论调、世界各国之公论等。[15]又有孙鑫源所撰《国耻鉴》，对割地、国疆被侵、领事裁判权、利权丧失、租借地、划定势力范围及利益均沾等各种耻辱，一一加以讨论。[16]此后，种种以“国耻”为题材的著作、地图等出版物不绝如缕。[17]将发生丧权辱国事件的特定日期称作“国耻日”自此成为一种惯例，每逢其时，社会各界都会以通电、撰文、集会、游行等方式进行纪念。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全年“国耻纪念日”已达26个之多。[18]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同时也担负“批评传播国内外时事”之责，其政治宣传总是融于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之中。除篇幅较长的评论文章外，《向导》还先后开设“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寸铁”等栏目，随时报道国内、国际大事。从其主题和观点来看，《向导》的报道、评论、宣传几乎总是或显或隐地以“国耻”意识为底色。该报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军事与外交失败，均有较详细和深入的论述，尤其关注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次年《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和1925年的“五卅”事件，相应的“国耻日”（9月7日、5月7日或9日、5月30日），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革命宣传的重要契机。

义和团事件是一次中外瞩目的排外运动，却导致大英帝国、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八国对中国的联合侵略。1901年9月7日，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历程至此臻于顶点，条约签订之日，遂被国人视为重要的国耻象征加以纪念。

1924年，《向导》周报于《辛丑条约》签订23周年前夕出版“九七特刊”，发表陈独秀等人的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中国“民族革命史”或“民族运动史”的悲壮序幕。文中，陈独秀极力驳斥所谓“排外论”，指出义和团的批评者只看到其“野蛮排外”，却看不到排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19]彭述之对义和团发生和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指出义和团之发生乃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必然结果，而义和团之失败，是由于他们不知道革命的组织和策略，并被反动阶级所利用。[20]蔡和森称颂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恰恰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指出义和团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则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只有将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与义和团的排外精神结合起来，国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21]1925年9月，《向导》再次推出“九七特刊”，瞿秋白撰写长文《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以阶级分析方法对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缺陷进行反思，并指出五卅运动既是义和团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又在无产阶级的指导、阶级斗争的意识、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超越了义和团运动。[22]

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是促使“国耻”意识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关键导因。每年5月7日或9日，《申报》《益世报》等报刊都会刊发大幅政治广告，登载事件经过及二十一条内容，报道各界人士的纪念活动等，以唤起民众的国耻记忆。[23]

1924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于5月7日、5月9日开会纪念国耻，《向导》立刻予以抨击，称之为“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24] 5月7日，《向导》发表《国耻纪念日檄告全国同胞》，历数近年来日、英等国在华掠夺利权、打杀民众之恶性事件，发出“我们抬起头来罢！或者是死！”的呐喊。[25] 1925年“二十一条”事件十周年之际，《向导》刊文介绍“五七”国耻之由来，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从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步步加深对中国之侵略，呼吁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的北洋政府。[26] 5月7日，北京数千名学生纪念“五七”国耻受阻，愤而围攻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向导》随即发文介绍事件经过，称此次为纪念“五七”国耻而起的怒潮为“反帝国主义的觉醒”和“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号召民众联合起来，奋起抗争。[27]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将近代中国的国耻纪念和反帝宣传推向了高峰。5月15日，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职员枪杀，上海工人愤而罢工。中共中央反应迅速，于次日发布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社会团体，以各种形式援助上海罢工斗争。[28] 17日，《向导》刊文报道枪杀事件，呼吁民众“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亲日派政府”。[29] 19日，中共中央再发通告，号召发起一场“反对日本的大运动”。[30] 2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并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在30日的反帝游行和演讲中，学生与租界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北洋时期，列强在中国制造的屠杀事件时有发生，但从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来看，其他事件都无法跟“五卅惨案”同日而语。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向导》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开篇即触目惊心地写道：“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随即指出，惨案是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所造成的，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31]同时刊登郑超麟的文章，详细介绍从5月30日到6月4日上海屠杀及民众抗争之经过。[32]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期周报都有对屠杀及抗争情形的跟踪报道和详细评论。其要点包括：“五卅”屠杀是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役以来列强奴役、屠杀中国人民的继续；“五卅”运动也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五卅”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中国人民的抗争不能满足于惩罚凶手或补偿受害者，相反，这场运动应该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目标。[33]

事实上，从此时开始直到两年后停刊，几乎每一期《向导》都有关于“五卅”事件直接或间接的评论，“五卅”已成为贯彻国民革命始终的一个象征符号。1926年“五卅”周年、1927年“五卅”两周年之际，《向导》都推出纪念特刊，回顾事件经过并号召国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抗争。[34]

“五卅”惨案本是在纪念“五七”国耻的背景下发生的，两大国耻交叠累积，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国主义热潮。中国共产党利用“五卅”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义愤，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帝运动，又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形象。所以不难想象，中共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促使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迅速扩大、各阶级的反帝联合战线迅速巩固，造成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普遍全国，而且是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运动”，[35]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国民革命——的开端。[36]

“九七”“五七”/“五九”“五卅”纪念之外，《向导》周刊还不定期开设“外患日志”专栏，介绍近期列强侵凌、侮辱中国之事件。[37]每有列强屠杀中国民众等情形发生，周刊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并以“国耻”之名号召民众奋起抗争。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在四川万县江岸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炮轰县城人口稠密地区，致使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38]惨案发生后，中共迅速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组织大规模的抗英示威游行。同时在《向导》发表《告民众书》，严厉谴责北伐以来英军的多次暴力挑衅，号召民众动员起来“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英的五卅运动”，这样“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39]

1926年，瞿秋白撰文回顾过去十年间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发现五月是国耻和革命纪念日最集中的月份，称之为“革命的五月”：“五一”是“国际总同盟罢工以检阅世界无产阶级军力而（向）世界资产阶级示威”的纪念日，“五四”是“中国革命的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五五”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五七”和“五九”是日本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的国耻纪念日，“五卅”则是列强暴行促成“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纪念日。[40]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国耻话语对于革命动员的重要意义。

三、国耻之根源：“敌”与“友”的谱系

甲午战争和“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朝野的国耻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逐渐高涨。不过中共建党之初，并未提出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共一大通过的政治纲领称，“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而没有提及收回主权、民族独立之类的主张。[41]但是没过多久，党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对于民众动员的重要性。1922年6月，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把国内“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作为主要讨伐对象，但论述的出发点已经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42]随后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明确将“打倒军阀”以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现民族独立，列为最重要的两项奋斗目标。[43]一年后召开中共三大，再次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口号。[44]自此，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形象被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甚至逐渐超过了反对军阀。1923年11月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以“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为依据指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压倒军阀。”[45]

《向导》创刊于1922年9月，时距中共二大召开不过两月。创刊号“本报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乃是“统一与和平”，然而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压迫，致使“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唯有“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方有望实现统一与和平。[46] 在每周一期的世界大势之观察、时政要闻之评论中，《向导》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敌人与朋友的谱系，揭示出国耻的根源之所在，进而为洗雪国耻指明了方向。

从“九七”“五七”到“五卅”，历次国耻无不来源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屠杀，这些国家无疑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和国民革命的敌人。敌国的名单和等级，既与它们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程度直接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在阶级框架中对国际秩序的想象。

考察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一般都把英、日、美、法等国视为中国革命主要的外部敌人，尤其把英国和日本当作“头号敌人”，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主权破坏尤甚，对国人情感的刺激也最为强烈。据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辞典》，在被国人纪念的26个“国耻日”中，有15个与英国有关，7个与日本有关。[47]对中国人“国耻”意识之形成和传播至关重要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二十一条”事件和“五卅”惨案，也正是由日、英两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和法国也是欺压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还因压迫国内的工人罢工而被称作“反革命的国家”，[48]但美、法两国很少直接制造屠杀事件而激起国人义愤，所以通常被视为次要的敌对国家。

日本是中国近邻，对中国侵略之深、危害之巨在其他各国之上，也是“二十一条”事件的始作俑者。《向导》刊文指出，作为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着凶暴的形态而以军阀主义为后盾”，因为它刚刚发生便遇到了欧美列强经济势力的竞争，加之国土很小，资源匮乏，便不得不向外侵略，其矛头所指首先就是中国。[49] 中国是“日本货物的惟一销场，煤铁的来源地，战时的后路粮台”，停止侵略中国无异于“宣告日本资本主义的死刑”，所以它对中国“非继续侵略不可”。[50]英国是资历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隐然为列强之首，侵略中国的历史最久，也是“五卅”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被陈独秀称为“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51]美国在欧战后渐成世界经济的霸主，要寻找商品销售场所和资本经营地，但是殖民地早已被英、日、法等国瓜分，只剩下中国是“可以供他们自由发展和自由争夺的地盘”，所以美国“非出全力争得中国市场不可”。[52]法国曾多次和英国一道侵略中国，20年代又在金佛朗案（要求中国以金佛朗偿付对法庚子赔款）、拒绝如期归还胶州湾、拒绝召开关税会议和提高关税、干涉中俄交涉等问题上损害了中国权益。[53]

这些国家屡屡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是中国国耻的直接根源，也是民族解放必须要打倒的外部敌人。1924年“五七”国耻九周年之际，《向导》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所声讨的对象首推日本，其次为英、美、法三国。文中称，自华盛顿会议以来，已由日本“单独压迫我们”变成了四国“公同压迫我们的新局面”。[54] “五卅”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称英国为“帝国主义之王”，日本追随英国以“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是中国国民运动“眼前的死敌”。美国虽不完全赞成英国的政策，但为了维持帝国主义在华的整体利益及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也“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55]

相比之下，德国、奥地利、俄国等虽也曾是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对“九七”国耻负有直接责任，但它们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打败，变成了“非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之策略也已变为“和平通商”，跟“剥削践踏”中国人的英美法日等国完全不同。因此，中国不应该再视它们为敌人。[56]

《向导》创办不久，蔡和森对国际局势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和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长期“陷于帝国主义四面掠夺宰割的重围中”，但是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国际情形发生了“绝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为根本取消掠夺制度的工农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德意志变成为协约国的被征服者”，使被压迫民族有了“超脱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大民族以图独立自决之可能”。对中国来说，就是要“一致拥护中德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57]在这里，昔日的敌人德意志和俄罗斯，已被归入“非帝国主义”甚至“反帝国主义”的阵营，成了中国革命可能的朋友。《向导》上的国际时事评论，往往对一战中的战败国持同情态度，认为它们和中国一样遭到英、美、法等国的蹂躏，[58]甚至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分裂德意志的阴谋”加以谴责。[59]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苏俄是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付诸实践的成功先驱，是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十月革命爆发不久，苏维埃政府即宣布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之特权，并在一系列秘密磋商之后，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及相关外交文书。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旧俄在华特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与列强顽固维持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60]不难想见，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情感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把苏俄视为中国革命最真实、最强大的朋友。中共二大称，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并号召中国工人和被压迫群众“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61]《向导》刊载的评论文章，总是把苏俄与昔日侵略中国的旧俄区别开来，强调苏俄对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扶持、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62]陈独秀写道：“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正是国内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解放良性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国革命必须效法的榜样。[63]

至于土耳其、印度、朝鲜等“东方弱小民族”，和中国一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理当与之同仇敌忾，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共同战斗。一篇文章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时，便列举“业已发生激急的革命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包括爱尔兰、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宾、朝鲜、安南等。[64]

值得注意的是，最为中共领导人津津乐道并引为同道的国家，是在一战失败和帝国瓦解后取得革命成功而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在1922年击败英国和希腊军队，恢复了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也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苏丹制，成立了共和国。《向导》高度称赞这一成就，称土耳其的胜利“不是回教徒打败基督教徒的胜利，也不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胜利，更不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胜利”，而是“被压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宰割的胜利”。[65]在分析国内政局时，也时常以土耳其为参照和榜样，期待中国国民党能像土耳其国民党一样真正代表国民的利益而奋斗，中国革命家能像基玛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一样率领国人取得革命的胜利。[66]在号召国人反抗外国侵略、打倒北洋军阀时，仍以土耳其为例证：“土耳其国民党若不先反抗英国与希腊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如中国北京政府），怎能管理土耳其？”[67]《向导》也时常关注印度、蒙古、朝鲜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多次发表评论或译文介绍相关情形，并讨论其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革命的启示。[68]

国际层面的敌友关系，又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阶级结构一一对应。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在中国肆意侵略、掠夺甚至屠杀，是因为国内的北洋军阀对他们俯首听命。陈独秀把国耻区分为外部之耻与内部之耻，“欧美日本人杀伤华人侮辱华人”固然是国耻，北洋政府“懦弱昏聩”更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他看来，“无耻下流媚外”才是真正的国耻，“比别的一切国耻都厉害”。[69]北洋军阀既是“邪恶的专制余孽”，是中国政府之上的“超级政府”，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70]因此，将“列强”与“军阀”并列为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成为国民革命中民众动员的基调。1924年6月，《向导》为纪念“六三”罢工而发表宣言，特意用大号字体标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71]欲求得革命之成功、民族之解放，必须同时向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敌人开战，“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乃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内、外敌人如此强大，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方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提出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要求。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又有一定的组织力量和理论指导，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先锋队。“五卅”事件发生后，广大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等，也在列强侵略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和国耻意识之下成为“革命群众”，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72]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可是生性软弱，容易动摇。陈独秀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军阀和帝国主义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而赞成革命；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列强和军阀的恩惠而获得了畸形的商业资本，自然要依附于后者而反对革命；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经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因而没有政治上的需要，对于民主革命采取消极中立的态度。[73]

毛泽东于1925年底撰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各阶级与革命之关系做了最经典的论断：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74]

这样，中国共产党将阶级分析与国际时事观察相结合，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确立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朋友与敌人的谱系，对国耻何以发生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进而为如何洗雪国耻提供了顺理成章的方案。

四、国耻之洗雪：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

《礼记》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国耻意识和国耻话语的兴起与传播，往往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当民族耻辱感与尊严感升华为洗雪屈辱的决心，就会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工具。20世纪初叶，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在国人心中形成。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就曾这样写道：“自古道，物耻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若使我国自今以后，上下一心，发愤为强，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呢？”[75]1905年，《东方杂志》又云：“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赔款之耻，于时人人言自强；庚子以后，欲弥赔款失权之憾，于时人人言自立。”[76]

进入2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国民革命的兴起，革命精英逐步认识到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洗雪国耻之道无他，唯有发动国民革命，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团结、强大的现代国家。

从唤醒国耻、纪念国耻走向洗雪国耻的逻辑和决心，在《向导》周报的宣传和评论中表露无遗。1924年5月，一篇纪念“五九”国耻的文章指出，纪念不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耻辱，而是为了“终想雪耻”，5月9日这一特定日期“已不是纪念着民国四年的国耻，而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列强的一种定期警告，同时也是鼓励国人前进的日子”。[77]同年的“九七特刊”强调，“国耻之日”也正是“全国反帝国主义潮流最高之时”，国人当“激励奋起，以涤此奇耻大辱”。[78]甲午战后以“知耻”为名的社团，此时已经变成了形形色色的“雪耻会”。《向导》周刊即曾提到“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等名目。[79]据称，在“五卅”事件发生之后，“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80]1926年万县惨案发生，《向导》刊发各地通电，亦以“抵死力争，戢彼凶焰，伸我国权，雪此奇耻大辱”为旨归。[81]

陈独秀于“五卅”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一篇短文，将纪念与动员、国耻与雪耻之间的关系讲得最为透彻：

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求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82]

总之，要通过国人的努力奋斗，把国耻纪念日“变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纪念日”。[83]事实确实如此，每一次国耻纪念都不仅是对国耻本身的纪念，而总会形成唤醒民众奋起抗争的运动，“惨案”“国耻”等名词，总是和“反抗”“革命”“打倒”“推翻”等动词联系在一起，最终指向的目标始终是耻辱之洗雪、民族之独立。

为雪耻而抗争，是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基本逻辑，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怎样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赢得民族独立，两党的方案又有实质性差异。国民党奉行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其所谓“民”者，都是指全体国民而言，除了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北洋军阀之外，各色人等皆在国民之列。而北洋军阀之所以被列为革命的敌人，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中共国耻叙述的独特性在于深深地打上了阶级分析的烙印，外部敌人与内部敌人、国家之耻与阶级之耻、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都是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话语框架中被整合起来的。北洋军阀成为革命的内部敌人，既因为他们为帝国主义帮凶，也因其代表了国内反动阶级的利益。因此，国民革命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也不仅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民主革命（政治革命），而且是底层工农民众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

《向导》创刊三周年之际，陈独秀撰文回顾，提到中共革命口号从“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他说道，中共最初采用“民主革命”的口号，乃是继承了辛亥革命的观念，强调用民主革命去推翻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一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向导》第二期《造国论》一文中，改用“国民革命”一词取而代之，后来被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84]

其实，国民革命的概念并非中共所发明，至迟在20世纪初已见于中国报刊。1903年出版的《国民日日报汇编》提到，“俄国之专制实足为其国民革命之原动力”。[85]1913年《民德报》在巴黎创刊，汪精卫在发刊词中写道：“是故言民族革命者，以种族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言国民革命者，以贵贱贫富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86]1916年，有人将革命分为武力革命与平和革命、对外革命与对内革命、朝代革命与国民革命等不同类型。[87]但是这些地方所讲的国民革命，都是指本国民众为了经济权利和政治平等而斗争，属于“对内革命”。把国民革命与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联系起来，确系国共两党所为。而将其阐释为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阶级革命于一体的复合性概念，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中共阶级话语对国耻叙述和民族主义叙述的楔入，在国际、国内层面都有显著体现。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视为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近代中国国耻的根源当然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但列强与弱小民族之关系并非纯粹的国际关系，而毋宁是阶级关系在国际上的反映。从世界范围来看，列强是资产阶级国家，苏俄和中国则是无产阶级国家，因此，国家之耻也是阶级之耻，反帝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样一来，中国革命就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之解放，而且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将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而为帝国主义主要挖坟者”。[88]

另一方面，在国内革命运动中，民族斗争亦与阶级斗争密切交织、不可分割。阶级斗争不仅是本国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抗外部敌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民革命的直接对象固然是国内的军阀统治，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推翻列强压迫、求得民族解放。陈独秀指出，“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89]在国民革命中，“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90]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因排外而忽略了内部的敌人。瞿秋白曾将阶级斗争区分为“对内的”和“对外的”两种，前者是平民阶级反抗满清贵族的斗争，后者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被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所蒙蔽”，缺乏明确的阶级意识，从而被本国的贵族阶级所利用。[91]

根据中共的阶级理论，不同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分别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领导力量”“民族利益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要实现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必须借助阶级革命的途径。

《向导》周报刊行期间，恰好经历了国民革命从兴起到发展、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决裂的全过程。该报5年间刊载的时事评论和政治宣传，清晰地展现了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的此消彼长。随着国共关系日益恶化，中共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国耻叙述的焦点也从民族解放之中介，逐渐演变为阶级革命之手段。

1922年9月《向导》创刊之际，中共对国民党评价极高。陈独秀在一篇题为《国民党是什么》的文章中断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其党员主要由知识者（代表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组成，二者都是国民革命的支持力量。作者并坦承，“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92]他强调军阀政治之存在是因为“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93]各阶级“眼前的社会利益”，则应该“继续服从更长远的民族利益”。[94]反过来，也呼吁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95]即便对国民党偶有批评，也不过是“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之类。[96]到1924年夏，仍盛赞国民党“为民族民权民生奋斗”，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始终不能妥协的唯一敌人”。[97]

但是从1925年初开始，尤其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领导人开始公开谈论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国民党在《向导》周报中的形象日益负面化，最终被归入革命敌人的行列。

1925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中共领袖陈独秀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争论。戴季陶在题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中，围绕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方向问题，对陈独秀的阶级斗争观念展开猛烈攻击。作为回应，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一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信中称，戴季陶等人“排除共产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而且会使民族争斗遭受极大的损失。信中以广东商团叛乱、“五卅”运动、沙面惨案等事件为例，指出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支持力量，而大商人、大地主阶级则是革命的破坏力量，“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也就不会有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国民革命只能依靠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的主要力量。[98]这封信对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关系作了透彻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共工作重心从民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1926年相继发生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右翼对共产党的猜疑和排挤越来越严重，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向导》一面为本党理念进行辩护，一面对国民党的排共举动进行谴责。陈独秀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不仅由中山舰事件声讨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而且从理论上批评国民党右派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上都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99]

及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的形象进一步逆转。陈独秀明确宣称：“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长久合作。”[100]昔日“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此时已堕落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走狗、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

五、结语：从“国耻”到“唤醒”

1895年战败于日本，是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力刺激，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世界想象，将中国推向政治上的变革时代和思想上的转型时代。[101]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在此急剧变革和转型的背景下，经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断想象与建构而逐渐形成。一方面，在“身体”“医病”等隐喻象征和“强与弱”“睡与醒”等对比叙述之下，近代知识分子构筑了一个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病体中国”形象，以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102]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彻底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起源神话（如黄帝）和英雄谱系（如岳飞）为中心的国族主义化的“新史学”，以激发国人的国族认同。[103]辉煌的过去与病弱的现在形成巨大反差，这正是近代中国“国耻”论述的根源所在。

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从“二十一条”到“五卅”惨案，30年间，国耻事件屡屡发生，国耻观念也不断累积和扩散，为知识精英和革命政党进行民众动员提供了无穷的动力。进入20世纪20年代，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党精英都是浸润着浓厚“国耻”意识的民族主义者，因国耻事件而觉醒，以国耻论述为手段，又把洗雪国耻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

将国耻论述与国民革命连接起来的，是一种以“代表”和“唤醒”为特征的列宁式政治构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在组织形态上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104]两党都有一个特定的“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无论孙中山对“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群的区分，[105]还是中共关于先锋队与人民群众之关系的论述，[106]都体现了精英应该且必须代表民众、唤醒民众的政治理念。正是经由革命精英持之不懈的唤醒与动员，国耻意识、国耻纪念方一步步转化为以洗雪国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皆以代表民众、唤醒民众为己任，其代表和唤醒的政治意涵却大不相同。国民党宣称自己可以代表整个民族，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民”，所指向的都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阶级。在此意义上，的确可以恰当地把这个党称作“NationalistParty”（民族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政治”则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基础，首先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利益“真正的”和“惟一的”代表，又借助“联合战线”获得了“唤醒”其他民众的资格。在中共的阶级框架中，国民党失去了代表整个民族的权利，成为易于动摇和妥协的资产阶级之代表，条件具备的时候，就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道，堕落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民族主义思想，使二者在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汇聚到了一起。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格尔纳曾经这样嘲笑马克思主义者：觉醒的消息本来是要递送给阶级的，却被邮递员错误地交给了民族。[107]费约翰则指出，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阶级觉醒的消息和民族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址。[10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共为19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大潮所谱写的新篇章。

注释：

[1]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2]Eric Hobsbawrm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3]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第1－77页。

[5]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谱系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第77－158页。

[6]杨瑞松：《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东亚观念史集刊》第2期，2012年6月，第283－336页。

[7]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1 (1), 4-139.

[9]马福龙：《〈向导〉：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9月号，第36－37页。

[10]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时务报》第40期，1897年，第3－4页。

[11]寿富：《知耻学会后叙》，《时务报》第40期，1897年，第3－4页。

[12]邓榕：《明国耻以激公愤议》，《蜀学报》，1898年，第12期，第26页。

[13]《时局全图》的版本及意义之演变，参见Rudolf G. Wagner, “China‘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1 (1), 4-139.

[14]毛泽东：《〈明耻篇〉题志》，1915年，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5]知耻社编：《国耻》，知耻社（上海）1915年。

[16]孙鑫源：《国耻鉴》，文明书局（上海）1915年。

[17]如公民救国团编：《国耻痛史》， 1919年；河南省政府编印：《中华国耻地图》，1922年；沈文濬：《增订国耻小史》，中国图书公司（上海）1925年。

[18]参见《社会科学辞典》，世界出版书局1929年版，第497－498页。

[19]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45－646页。

[20]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46－652页。

[21]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2－654页。

[22]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67－72页。

[23]参见彭南生：《屈辱的记忆：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08－15页。

[24]独秀：《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第538页。

[25]《向导》第64期，1924年5月7日，第509－510页。

[26]双林：《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向导》第114期，1925年5月10日，第1051－52页。

[27]和森：《五七纪念北京学生奋斗的意义》，《向导》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第1059－60页；罗敬：《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向导》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第1071－72页。

[28]《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192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416页。

[29]超麟：《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向导》第115期，1925年5月17日，第1060页。

[30]《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1925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418页。

[31]《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5页。

[32]超麟：《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向导》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82－84页。

[33]独秀：《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第120期，1925年7月2日，第1104－5页。

[34]例如，见《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55期，第1488－89页；秋白：《五卅二周纪念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向导》第196期，第2135－39页。

[35]心诚：《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向导》第127期，1925年8月31日，第1172页。

[36]秋白：《五卅后凡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向导》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第1146－47页。

[37]例如该刊第64、68、72、79等期，都设有此栏目。

[38]记者：《惨无人道之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向导》第173、174期合刊，第1774页。

[39]《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向导》第173、174期合刊，第1771页。

[40]秋白：《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1期，第1426－28页。

[4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42]《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6页。

[4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4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45]《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46]《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

[47]《社会科学辞典》，世界出版书局1929年版，第497－498页。

[48]《法国底政治经济状况》，《向导》第65期，1924年5月14日，第523页。

[49]双林：《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向导》第114期，1925年5月10日，第1051页。

[50]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第6期，1923年10月18日，第48页。

[51]独秀：《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向导》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7页。

[52]国焘：《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向导》第6期，1923年10月18日，第47页。

[53]仁静：《法国之新政局与对华外交》，《向导》第69期，1924年6月11日，第550－51页。

[54]《国耻纪念日檄告全国同胞》，《向导》第64期，1924年5月7日，第509页。

[55]独秀：《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向导》第124期，1925年8月15日，第1135－36页。

[56]独秀：《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向导》第117期，1925年6月6日，第1078页。

[57]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向导》第4期，1923年10月4日，第25－26页。

[58]和森：《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第144－145页。

[59]和森：《德国的分立运动》，《向导》第44期，1923年10月27日，第340页。

[60]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61]《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0页。

[62]太雷：《列宁与义和团》，《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4－655页。

[63]独秀：《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178期，第1849页。

[64]和森：《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第17－18页。

[65]君宇：《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向导》第3期，第22－23页。

[66]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3页。

[67]和森：《国民党应号召国民反对国民的侵略》，《向导》第39期，1923年9月8日，第293页。

[68]如永钊译《一九二二印度国民运动的分析》，《向导》第19期，第153－56页；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运动》，《向导》第5期，1922年10月11日，第43－44页。

[69]独秀：《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向导》第25期，1923年5月16日，第182页。

[70]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1923年5月16日，第152页。

[71]《“六三”纪念与最近军阀列强之联合进攻》，《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第541页。

[72]秋白：《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向导》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第1145－48页。

[73]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2－164页。

[7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第12－13页。

[75]《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第106页。

[76]《自存篇》，《东方杂志》第2卷第5期，第100页。

[77]正厂：《我们底出路》，《向导》第65期，1923年5月16日，第519页。

[78]慰：《辱国殃民之丑亥和约》，《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第656页。

[79]《向导》第116期，第1068页；第122期，第1124页；第173、174期合刊，第1776页；

[80]独秀：《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第1153页。

[81]《各法团电》，《向导》第173、174期合刊，第1787页。

[82]独秀：《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向导》第156期，第1504页。

[83]龙池：《废约运动与九七纪念》，《向导》第170期，第1726页。

[84]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第1173页。

[85]《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1903年8月7日，第3页。

[86]汪精卫：《民德报发刊词》，《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5月1日，第16页。

[87]张嘉森：《英法美革命后建国事业之比较》，1916年1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3卷第11号，第14页。

[88]超麟：《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向导》第128期，第1180页。

[89]《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向导》第74期，1924年7月16日，第594页。

[90]文恭：《国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向导》第80期，1924年8月27日，第641页。

[91]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1168页。

[92]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6页。

[93]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第152页。

[94]独秀：《国民党与安福交通》，《向导》第25期，1923年5月16日，第182页。

[95]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4页。

[96]春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第213页。

[97]《“六三”纪念与最近军阀列强之联合进攻》，《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第541页。

[98]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第1186－90页。

[99]独秀：《国民党右派大会》，《向导》第150期，第5－8页。

[100]独秀：《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向导》第200期，第2198页。

[101]参见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2]参见颜健富：《“病体中国”的时局隐喻与治疗淬炼——论晚清小说的身体/国体想像》，台湾《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2013年11月，第83－118页。

[103]参见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第77－158页。

[104]章开沅：“序”，载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0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106]参见李里峰：《“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载王奇生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57页。

[107]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9.

[108]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nclusion”.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政治思想史、概念史等。

本文刊于《福建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文章转载自“党史国史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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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书龄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