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锦 | 韩非政治传播观念析论
点击上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订阅哦！
摘要
韩非的政治传播观念以其人性好利论和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从控制论角度来看，他关于政体运行的政治传播观念包含中央决策沟通、中央与地方信息传递和言论环境等内容，核心取向在加强君主对政治信息的掌控。从劝服论角度来看，他的教化观念包含教化旨趣、教化媒介和教化主体等内容，核心取向在愚民和确立法家政治文化的垄断地位。韩非的观念在现代仍有反思价值，即政治传播活动要以受众为中心，政治传播内容构建要兼顾理想和现实；要推动政治传播途径多元化。
关键词
韩非；政治传播；传播观念
一、引言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有机整合了商鞅的法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和慎到的势治理论，创立出一套法术势并用的政治理论，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因而其政治思想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受学科视域的影响，这种研究和关注多依托于传统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和思路，还鲜见以政治传播的视角来系统考察其相关理念的研究。以传统的学科视域来看，韩非的思想固然是政治本位的。然而根据施拉姆“传播生成社会”的观点，韩非在规范层面构想的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也是一种以政治为轴心的传播过程，他在经验层面所提出的种种政治改革主张，也不得不考虑到具体的传播环境。实际上，这些传播的具体过程、形式都属于政治传播，因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1]由此，虽然“对于中国古代而言……是否可以说存在政治传播思想，还需要严格论证”，[2]然而比较清楚的是，韩非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政治传播观念，这些观念因其强烈的君本位取向和极端的现实主义立场等特质，也与同时期其他学派的相应观念形成了基本分野。
虽然非常有限，但学界事实已经对韩非的政治传播观念有所探讨。如陈谦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贾兵的《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和姜姝姝的《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传播观念的比较》等都涉及相关内容。[3]是有关韩非政治传播观念重要的前驱性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侧重于对传播策略和技巧、传播效果等传播学传统议题的探讨，而对政治传播观念中的“政治”成分缺乏足够的关注，尚未全面、深刻揭示韩非政治思想与政治传播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使对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研究尚存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选取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的研究视角，以韩非的人性论和历史观为逻辑起点，以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过程中的功能为逻辑线索来从总体上考察其在规范层面所构建的政治传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韩非的相关观念进行现代反思，从而尝试进一步推进对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研究。而至于对韩非的传播技巧或艺术等方面的探讨，由于已有上述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二、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前提：其人性论与历史观
韩非对人性的判断及以这种判断为标准所形成的对历史演化的基本看法共同构成了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而对于和政治学说存在共生关系的政治传播观念而言，自然也以二者为前提。关于人性研究的意义，休谟曾指出，“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4] 因而对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研究应以其人性论和历史观为起点。
韩非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和商鞅的人性理论具有继承关系，即都认为人性好利。而人的好利本性则源于其根本的生理需求，韩非指出，“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因此“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 解老》）[5]由此，在这种好利本性的驱使下，无论是在私域或公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利益关系。而在看待人的这种好利本性的态度上，韩非不同于其师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强调借助外在力量对人性进行人为矫正，以达致善的境界，而是对人性抱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反对从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来对人们的逐利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对此，他指出，“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韩非子· 备内》）[6]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人是否会将好利心理转化为行动，均以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与其道德素质无关。就此，他举例说，“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县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韩非子· 六反》）[7]而正由于人们的好利本性存在外部操纵的可能性，因此牵引民众实现统治者个人利益就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这在政治传播方面涉及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统治者实现对社会上各种利益信息的有效掌控，二是代表统治者利益和意志的法在社会信息流动中能够达致良好的传播效果。而如何实现这两个要求，也就成了韩非在该领域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于人性好利的观念，韩非也与商鞅相似，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观。在他看来，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时代。而每个时代的政治总体形态是不同的，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演化的方向做出了发展的判断。这种历史进化观对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主要在于，他据此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 五蠹》）[8]的观点，这意味着儒家的法古主张遭到了彻底否定，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政治观主导下那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式，具有浓厚民本色彩的政治传播模式的现世合理性。另一方面，因为新的时代需要与其相适的新政治传播体系，由此， 韩非所设计的君本位的新传播模式自然也就从中谋取到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因而总的来看，其历史观不失为一件在传播观念正当性建构和博弈方面的有力武器。
三、韩非关于政体运行的政治传播观念
有效控制政治信息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伊斯顿认为，在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断的影响和信息流，这一事实终将表明一个政治系统在一个甚至是剧烈动荡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的能力”。[9]就处于战乱之中的战国时期而言，各国统治者更加重视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而韩非为强化君主的专制统治，也提出了诸多关于政治信息控制的观念。对这些观念的梳理，则要按照一定的范式进行。目前，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但仍提供了一些分析路径。一种是仿照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论（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来分析，但拉斯韦尔的传播功能论“是基于特定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提出的，所以并没有完全准确地揭示政治传播的功能”，[10]因而按照此范式对政治传播观念的分析在逻辑的周延性上是值得商榷的。白文刚则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思路，他依据政治系统理论，从中央决策层的沟通、地方官员与中央的信息沟通、国家与社会间的信息沟通和言论环境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王朝政治运行中的政治传播。这个分析路径是立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提出的，用于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更为适合，所以在这里借用后一范式对韩非关于政体运行的政治传播观念作以简单梳理。
中央决策层的政治沟通是指“重要决策过程中大臣与帝王之间的信息沟通”，它属于一种人际传播。韩非从加强君主对信息掌控，提高决策效率的意图出发，围绕沟通双方，即君主与大臣之间阐述其传播观念。首先针对君臣在决策沟通中的相对主客地位，由于他主张君主应“虚静无事，以闇观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韩非子· 主道》）[11]认为君主在决策沟通中不宜急于公开表明自己态度，而应先让大臣充分表明意见。因而君主虽然掌握最终决策权，但在决策沟通中主要处于传播客体的地位，大臣则充当主体。从君主的客体身份出发，韩非强调君主在接受政治信息时要提高识别筛选信息的能力。为做到这一点，君主应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听取大臣意见时，必须避免偏听偏信。否则“ 听有门户则臣壅塞”，（《韩非子 · 内储说上七术》）[12]最终会造成政治信息的失真；另一方面，必须做到循名责实，对于大臣，要“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韩非子· 六反》）[13] 其意图在促成臣属言行一致，从而提高政治信息的真诚性。从大臣的主体身份出发，韩非强调为确保传播效果的有效性，臣下应改进其政治话语的运用。他首先指出，“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而“以智说愚必不听”，（《韩非子· 难言》）[14] 因此要成功进说君主实际上十分困难。这种困难的根本之处在于“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子· 说难》）[15] 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君主的政治心理来调整其政治话语。如果做不到，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他进而列举了种种情境下的话语运用方式，并提出一些具体原则和技巧，如避免“语及所匿之事”等，其精髓则在于“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韩非子· 说难》）[16] 做到了这点，就会达致“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韩非子· 说难》）[17]的理想效果。
政治信息的流动不止局限于中央决策层内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同样存在信息流动。根据流动方向不同，分为地方信息输入中央和中央信息输出地方两类。在中央的信息输入模式中，政治信息的总体输入路径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流动过程。而输入主体分为两种，即地方官员与社会。韩非以加强君主对政治信息的掌控为中心，围绕两类主体提出了相应的传播观念。在地方官员的输入中，韩非主要着眼于监察官员的信息输入。在战国时期，专门的地方监察官员已经出现，并对其监察对象产生了一定制约，“卜皮为县令，其御史污秽而有爱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情”，（《韩非子· 内储说上七术》）[18]这位县令刺探御史信息的意图，自然是摆脱这种监控。韩非为维持君主专制统治计，要求强化既有的监察体制，并扩展向上输入的监察信息范围。对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卫嗣君时，有人于令之左右。县令有发蓐而席弊甚，嗣公还令人遗之席，曰：‘吾闻汝今者发蓐而席弊甚，赐汝席。’”（《韩非子· 内储说下六微》）[19] 可见其要求输入信息的细致程度。在社会的输入方面，韩非从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主张采取一些激励手段，推动社会上的民众相互揭发，检举奸邪行为。这种输入实际属于一种自发，主动的输入模式。至于实行鼓励告奸的实际效果，他指出，在秦孝公颁布法令奖励告奸那段时期，“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莫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韩非子· 奸劫弑臣》）[20] 总而言之，这两种输入就是要使君主“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韩非子· 奸劫弑臣》）[21] 实现对政治信息全面、深入的掌控。
在中央的信息输出模式中，政治信息的输出路径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流动过程。对韩非而言，所输出政治信息的主要内容是法。而关于法的传播，他提出了一些主张：第一，所传播的法律应当是成文法。韩非对法律的形式尤为重视，其对法的界定即为“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强调法律的传播要以文字媒介为形式，而非习惯法那种非文字的传播模式；第二，所传播的法律应当是公开的。他认为，为了使民众守法，则必须预先使他们了解法律，这就要求法律要“布之于百姓”，因此“法莫如显”。而“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是他所预期的传播效果；第三，所传播的法律应当是统一的。对此，韩非强调，“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 五蠹》）[22]就作为政治信息的法律而言，减少不确定性是其信息属性的内生性要求。而法律的离散状态显然会增加不确定性，从而损害民众的接受、认同和内化过程；第四，所传播的法律在条款设置上应当具体细密。韩非认为，“法省而民讼简”，因此“明主之法必详尽事”。（《韩非子· 八说》）[23]这实际上是以受众为本位，从传播效果出发而得出的论断，从中也折射出他的功利主义态度。
政治信息的流动总要在特定环境中进行，这种环境即政治言论环境。韩非维护君主专制的立场决定了其建构的言论环境具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色彩。从根本上看，发表不同意见的言论自由权利在韩非的“法治”国家中遭到原则性否定。他提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 问辩》）[24] 这一法治原则貌似公正，然而在实际上，制定法律的权力为君主所垄断，因此法的本质不过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其代表的也无非是君主的个体利益，而非公益。因而所谓“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的实质在于禁绝违背君主意图，损害君主利益的政治言论。从这一原则出发，基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韩非侧重于对士大夫群体政治言论的压制。他强调，“有道之士，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于法”，而与法相悖的言论则都被认定是奸邪的。针对这些言论，他提出了“禁奸之法”，即“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韩非子· 说疑》）[25]这也是主张对不同政治言论进行压制的最为直接清楚的表述。在这些不同于法家的言论之中，韩非尤其强调对儒家言论的压制。他认为儒家学者“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由于儒家在当时是显学，儒生众多，因此“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庭，为政不免于乱”，（《韩非子· 五蠹》）[26]将国家政治失序的责任归于儒家，并进而要求君主对其实施打压。
四、韩非的教化观念
教化属于劝服论视野的政治传播活动。就概念而言，中国古代的教化与西方的政治社会化相对应，主要指的是特定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因此与西方的界定相比，它“更明确地表明这一传播活动的主客体关系”。[27]作为传播内容，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反映，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28]它对于统治主体政治合法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福柯所言：“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29]作为专制君主制的维护者，韩非自然也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一整套教化观念，而专制主义和一元化趋向则是观念各部分内容的基调。在教化旨趣方面，它针对官员与民众两类主要的教化对象，分别提出了规范标准。对于官员，他强调，“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30]这内在包含两层标准：第一，官员自身应当服从法律、遵守法律；第二，官员应当公正执法，不得偏私。对于普通民众，韩非认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将他们看作群氓。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了一种规范状态，即“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韩非子· 五蠹》）[31]在他看来，将民众驯化成毫无个体意识的工具，无疑最符合专制君主的利益。
韩非强调，“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 五蠹》）[32]可见法令是教化的唯一内容。在教化媒介方面，则主要分为行为和文字两类。所谓行为媒介，指的是现实中各种司法和执法实践。这些政治行为构成了特定的符号、价值和意义体系，从而对行为主客体都产生教化作用，使其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认同、内化这种以法令为表现形式的法家政治文化。具体而言，他认为执法应“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 五蠹》）[33]通过强制性权力对个人行为形成有效规训，使人们自觉守法，进而实现“刑罚必于民心”的教化效果。所谓文字媒介，是指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法令。为了实现教化效果的最大化，取缔、去除其他思想流派及其文字媒介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韩非将非法家思想学说的言行统统看作“愚诬之学，杂反之行”，将其成员归为“五蠹之民”当中，并要求国家对其进行清除，秦代的“焚书坑儒”正是这一观念下沉的结果。
在教化主体方面，主要分为君主和官员两类。在韩非的相关论述中，君主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上，由于政治录用与政治社会化存在密切关系，因此特定的录用标准客观上会对教化对象在接受政治文化方面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基于此，他提出的人才标准是“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韩非子· 忠孝》）[34]在录用原则上，他反对儒家贤能政治，认为“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而“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所以应当“上法不上贤”。作为另一种主体的官员则被韩非看作教化的主要实施者，对此，他提出了“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这意味着“基本上除了文吏以外，整个社会没有有文字能力的人，所有的人，包括文吏在内，要学只能学习朝廷的法令”，而“对于文吏而言，掌握熟悉法令也是他们的最大政治资源”。[35]
五、韩非政治传播观念的现代反思
从经验层面看，现代政治传播活动在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客体、传播形态等方面与古代政治传播活动有着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韩非的政治传播观念在规范层面上已经过时，相反，他的观念在现代仍不乏值得反思之处。
第一，政治传播活动要以受众为中心。针对传播效果的实然状态，西方传播学形成了两种相对的理论，即传者中心论和受众中心论。而“魔弹论”可看作是传者中心论的代表，这一理论认为，“在手腕高明的宣传家手里，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颇像射击场里所见：瞄准射击，靶子应声倒下”。[36]在“魔弹论”之后，麦奎尔和温德尔提出了受众中心论，该理论认为，“在传播系统的诸要素中，媒介的一切传播活动均以受众为中心，受众是传播系统的主体，传播系统的其他要素均围绕受众展开”。[37]如前所述，韩非的政治传播效果观念就属于受众中心论。在《难言》中，他提出“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礼虽全，未必用也”，也就是说，受众对政治信息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相反，他们拥有自主选择权。此外，他还列举了大量关于贤臣向君主进言不被采纳反而获罪的历史事例。因此对于“魔弹论”，他的早先论述就足以证明其荒谬性了。而以韩非的受众中心眼光审视当前国内的政治传播，就会发现很多官方传播效果不佳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者受众中心观的缺位：他们往往注重传播内容的正确性与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规范性，却忽视了这种传播是否真正反映人民利益，为人民喜闻乐见并能引起其共鸣。
第二，政治传播内容构建要兼顾理想和现实。政治传播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因此政治信息对于政治传播总体而言至关重要。而韩非所要传播的政治信息，主要就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这些理论的特点在于具有激进的现实主义色彩，而这由此也意味着对一种强调伦理规范的理想主义的排斥和抗拒。客观来看，虽然韩非的政治理论相对贴近实际，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这并不内在决定以此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在维持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秩序上的有效性。相反，这种教化“不仅将人行为中的善因子扫除干净，而且刺激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对治理的危害更大”。[38]如果说韩非的问题在于偏重现实而轻视理想，那么当今国内的问题则在于注重理想而看轻现实。这体现为“议题设置追求宏大的历史目标或高远的政治战略，并将其在政治上神圣化、在道德上至善化，进而转化为一种在政治运行中无所不在的抽象的政治象征”。[39]这种传播给民众造成“假大空”的主观印象，民众对其的态度也是不听不信。所谓兼顾理想和现实，就是在内容构建上要将价值观教育和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两方面有机结合，以提升其吸引力。
第三，要推动政治传播途径多元化。根据之前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在韩非所构想的极端君主专制体制下，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是其政治传播系统中两种主要的传播途径。一方面，这反映出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流动是其侧重，而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流动则较为次要。虽然在他的体系中也存在一定的来自社会的信息输入，但是输入的主要内容并非要求或支持，而是检举揭发。因此对于政治系统的各种决策，他们实际只能选择无条件服从，而在这种消极接受中往往伴随着对政治体系认同感的下降。另一方面，在政治系统内部信息流动中，由于组织传播具有以自上而下传播、纵向传播和不对等传播为主的特性，因而在实际传播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信息的遗漏和扭曲。可以说，传播途径的单一性既是专制体制与国家统合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导致后者崩溃瓦解的重要原因。到了现在这个大众媒介时代，由于拥有了相应的传播途径，社会在传播体系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但目前的政治传播途径仍以组织和人际传播为主，因而传播途径多元化意味着推动大众媒介承载信息扩充和自主性扩大，并以此来促进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信息流动。
注释
[1]荆学民.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第25 页。
[2]白文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第22 页。
[3]具体参见：陈谦.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贾兵.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D]. 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姜姝姝.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传播观念的比较[J]. 新学术论文选，2006(1).
[4]（英）大卫·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第7 页。
[5]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206 页。
[6]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61 页。
[7]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58 页。
[8]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98 页。
[9]（美）戴维· 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第36 页。
[10]白文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第20 页。
[11]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36 页。
[12]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318 页。
[13]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65 页。
[14]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26 页。
[15]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15 页。
[16]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18 页。
[17]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19 页。
[18]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352 页。
[19]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390 页。
[20]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33 页。
[21]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133 页。
[22]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07 页。
[23]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77 页。
[24]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12 页。
[25]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627 页。
[26]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14 页。
[27]白文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第107 页。
[28]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240 页。
[29]（法）米歇尔· 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杨远缨、刘北成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 第113 页。
[30]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435 页。
[31]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14 页。
[32]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14 页。
[33]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07 页。
[34]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第740 页。
[35]张鸣. 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42 页。
[36]荆学民.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第193 页。
[37]马池珠. 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基础与时代特色[J]. 理论学刊，2009(10).
[38]张鸣. 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41 页。
[39]荆学民. 探索中国政治传播的新境界[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4).
作者简介
王鹤瑾，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本所副所长白文刚副教授在《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二辑）主持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论文之一。（详细请参见：白文刚 |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主持词）
文章推荐
近期文章推荐：张殿元 | 技术·权力·结构：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嬗变李里峰 | 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佟德志 | 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
相关文章推荐：白文刚 | 简论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经验启示历史考察 | 陈谦：中国古代王朝图书事业中的若干政治心态管窥
潘祥辉 |“歌以咏政”: 作为舆论机制的先秦歌谣及其政治传播功能（上）
编辑：孙晓萌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