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 | 网络时代“ 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

点击上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订阅哦！

摘要

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媒体垄断催生的恶性竞争,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转型与社交平台导致的认知偏见,以及公民政治信任危机等因素,是“后真相“政治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后真相”政治强调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的秩序逻辑,在催生传统政治传播格局解体和新兴社交媒体生态成熟的同时,也加速了精英群体的溃退和“后政治心理”的初具雏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异化、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和“第三种现实”滋生等政治危机。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逻辑,可能需要建设共享、发展的利益格局,打造开放、有序的媒体环境,营造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保持谦逊、开放的政治心态,建构权威、共识的舆论话语,来应对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挑战,破解其消极影响。

关键词

“后真相”；政治传播；政治心理；新媒体；共识

进入21 世纪,全球政坛变幻莫测、乱象环生,诸多自启蒙时代便具有不证自明之合法性的现代精神和政治价值(如理性、科学、自由、平等、权利等)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传统政治理论和分析范式遭遇空前危机。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国际政局呈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让人目不暇接。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保守主义的迅猛抬头,逆全球化浪潮的波涛汹涌,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潜滋蔓长,政治信任与政党政治危机的蔓延,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的频发,尤其是网络(互联网)的全球性普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升级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都在助推“后现代政治“[1]趋势的演进。这就是“后真相”政治相关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后真相“与民粹情绪、保守情怀、激进立场和反全球化主张等彼此纠缠、相互裹挟又互为因果,既反映了欧美社会的当前困境,也透射着全球当代政治的未来走向。爬梳“后真相”政治的源流与起因,透析“后真相“政治的逻辑与危机,对积极应对和防范“后真相”政治的负向影响、合理诠解和定位当代政治的可能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真相”的前世今生

情感先于事实、立场决定真相的现象自古有之,但从未像处于网络时代的今天这样显著,这样有影响力。“后真相"(post-truth)不否认事实和真相的存在,只是承认事实和真相容易被情感遮蔽,被观点掩盖,被立场漠视。这一非常规现象的出现,是现代互联网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1.“后真相”的语义学分析

2016 年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中,“后真相“一词的全球使用率飙升了2000%,从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外围概念迅速跻身于政治评论的热门术语,开始被主流出版物普遍接受和使用。因此,“后真相”被《牛津词典》列为2016 年度词汇,意指关乎或代表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相较客观陈述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形成的情况。《牛津词典》负责人格拉斯沃(CasperGrathwohl)解释说:“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随之人们开始质疑传统媒体的报道,民众忽略事实,以自己的立场来判断是非或者支持政见及政客,使‘后真相’一词开始具有代表性。”[2] 《经济学人》对“后真相“的解读是“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而是变得次要了”[3] 。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普及和流行表示困惑和质疑。凯思琳·希金斯(Kathleen Higgins)评论道:“我们已经到了能够全面知晓情理之后的真实时代,而‘后真相’却认为赤裸裸的谎言在社会上是行得通的,这意味着政客们可以撒谎而不受谴责。”[4] 安得鲁·卡尔库特(Andrew Calcutt)则认为:“后真相“是民粹主义的产物,是某些一窍不通的自诩行家里手的人生造出来的,公然漠视真实的事实。”[5]

“后真相”由于拥有一个“post“前缀,往往使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但实际上,诉诸情绪、情感而达到说服效果的“后真相”现象,自古有之。早在古希腊就有靠修辞学、诡辩术谋生敛财的智者派。“苏格拉底之死”更雄辩地证明,再伟大的声望、再高尚的品格都无力抗衡被煽动的情绪、被点燃的怒火以及背后那汹涌的民意。为了对抗这种不良倾向,亚里士多德曾专门写作《修辞学》,试图帮助正义的人们掌握演说、修辞的技能,拥有雄辩、说服的本领,用事实、真相阻击诡辩、辞令横行天下。城邦被帝国取代后,西方文明进入希腊化时期。三大思想流派中除相对冷静、理性的斯多葛派以外,追求享乐、向往醉生梦死的伊壁鸠鲁学派和玩世不恭、视世俗为粪土的犬儒学派,都将情绪、情感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随后的罗马时代以及紧接着横亘千年的中世纪,政教合一,基督教教义一统天下。宗教信仰的至上地位,事实与真相被遮掩在上帝名义的巨大光圈之下。而所谓的文艺复兴,其实质莫过于将事实与真相的评判主体从上帝转向“人“,评判标准由信仰转向理性,评判依据由神圣意志转向公民意愿。换言之,崇尚情感与信仰的非理性政治与崇尚理性与逻辑的理性政治一直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两条并行路线。

在“后真相“的语境下,人们对传统政治组织的信任开始动摇,对传统政治机构提供的信息开始质疑。早在1992 年,史蒂夫·特西齐(Steve Tesich)在《国家》杂志上就发文批评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故意操纵媒体进行有选择性的报道,让民众只能了解部分事实,从而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6] 。2004 年,拉尔夫·凯伊斯(Ralph·Keyes)提出“后真相时代”概念,认为当代世界虚假的谎言和客观的事实并存,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后真相时代”[7] 。2010 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提出“后真相政治”的概念,认为当代政客们借助媒体力量左右事实真相,使得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完全偏离正义精神与公共利益[8] 。帕玛尔(Inderjeet Parmar)在评论2012 年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总统竞选时也指出,两大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时绝口不提美国真正要害的问题,因此,他将“严肃地讨论任何话题而无视其与现实的关联”的现象称为“后真相政治”[9] ,借此喻讽两党政客们出于利益考虑而顾左右而言它的丑态。遗憾的是,这两个概念在当时未能引起学界重视,直至2016 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

现代词汇中一系列以“后”(post-)为开头的概念大多具有反思、解构、批判的意味。它们试图描述、刻画某些新现象却又无法摆脱、斩断其与旧现象的关联,最终不得不借用“前”与“后”笼统而粗略地进行二元划分。这就直接导致这类概念往往表现为词义模糊、界限不清、歧义重重。从目前来看,“后真相”意指一系列有意或无意遮蔽事实、掩盖真相的社会现象,如虚假新闻、信息泛滥、政客说谎、媒体有选择地发布信息、个人有选择地接受事实等等。“后真相”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情感大于事实。在个人私利和情感至上的鼓噪声中,真相要么被无情漠视,要么被有意遗忘。在海量信息、各异观点和各色情绪围攻下,真相显得不再那么重要[10]。二是消解事实是常态。在“后真相”时代,观点有时比事实本身更重要,真理更是常常陷入各种言论的遮蔽之中,“事实胜于雄辩”渐行渐远,“雄辩胜于事实”始占上风。

2.“后真相”的现实动因

尽管事实较之情感、价值较之观点退居其次的情形早已有之,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趋势愈加明显。那么,作为一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的“后真相”何以会出现呢?

首先,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日趋恶化。基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分化是“后真相”问题的现实土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爆发、信息技术颠覆性变革的多重冲击下,全球各国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下层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极端情绪泛滥成灾。这就直接激发了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分裂和解体,造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以美国为例,在选举政治的格局下,民主与共和两党政治斗争造成的社会裂痕日益加深。以往的传统媒体尚能在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信条下保持观点适度平衡以维护“客观性”,但在2016 年大选中,主流媒体纷纷公开站队、明示立场。网络空间俨然已成为美国社会阶层间的新战场,民众观点在媒体的催化下呈现戏剧性的两极分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率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捞得第一桶金的富人群体部分人挥金如土、做事张狂,引起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极大不满,社会裂痕自此生长,阶层冲突与政治不信任感增强。

其次,媒体垄断催生的恶性竞争愈加严重。20 世纪90 年代后,欧美各国政府相继放松对媒体经营的管制权。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媒体机构的盈利倾向、垄断趋势不断强化。逐利与垄断不仅未能增强媒体报道的水平与层次,反而为深入准确和客观公正的报道造成了阻力。在竞争格局下,作为企业的媒体为了追求经营效益,为了追求时效性,满足受众趣味的广泛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和事实获取的客观性,大量裁减驻外记者,严重依赖廉价的网络信息资源,“以顺应技术发展的理由裁人调岗,以适应社交媒体发展趋势为名简化内容审核流程”[11] ,从而丧失了新闻真实性的保障。由媒体向广大民众提供并确保信息的真实而畅通,是现代民主生活的必要保障,“只有社会广泛获得当权者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信息后,社会才能获得权力”[12]。然而,当前一些网络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刻意营造一种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第三种现实”,以调侃戏谑、玩弄真相的话语方式曲意迎合受众的情绪,目的只有一个:提高点击率,拉高浏览量。在利润追逐下,虚假信息泛滥成灾,假信息的传播者也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相信:真相无利可图,虚构消息却能赚得钵满盆满。

再次,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政治传播的迅猛转型。进入21 世纪,传统的媒体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网站到博客、微博、微信、APP 等形形色色的社交平台,信息技术巨变的背后,是社交传播途径的变革,是信息分发机制的变革。借助自媒体,传统的“关系”开始复归,“来自亲朋好友的信息,与来自机构、媒体的信息,平等地出现在信息流中,形成了虚拟社区中新的‘口耳相传’”[13] 。面对海量的信息和便捷的传输,传统的人工编辑已无法满足用户需要,不得不依赖以时刻存储的用户记录和形形色色的主题标签为基础的“智能分发”,这种新型的分发方式能够源源不断地向用户推送极具个性化的信息,实现面对大量小众的垂直而针对个人的“有效送达”[14] 。社交传播途径的更新,信息分发机制的变革,直接形成“新媒体赋权”的新格局。由于网络内含的开放、互动、扁平化与共享性等特征,公民个体与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获取信息、参与表达直至付诸行动。相较世界发达国家,较晚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人却较早一步迈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内,所论议题范围、发言人资质均没有任何限制,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舆论局面正在形成。然而,随着传统知识和媒体的权威渐失,包容开放和理性反思的政治文化却未能形成。“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15] 首批熟练使用微博的中国网民,早已习惯一种“广场氛围”,即对借助微博发酵形成的公共议题和热门事件开展平等、公开、透明的开放式讨论,对高度强调私密性、同质化的微信社交规则一时难以适应。

最后,社交平台导致的认知偏见的无限扩大。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民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信息的真假、各种观点的优劣,反而更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里散播的情绪、偏见和立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和迅猛发展,新闻信息逐渐碎片化、情绪化和立场化,虚假新闻、小道消息、八卦传闻、流言蜚语、奇闻异事等呈病毒式传播。一方面是虚拟网络的无限扩展,另一方面却是交往圈子的日趋紧缩。相较于高高在上、脸孔冰冷的传统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极具部落化、私人化色彩的“圈子文化”,由于圈内人原本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每天接触的讯息经过“立场的过滤”,与他们相左的观点逐渐消弭于无形。社交媒体的同质化倾向,信息呈现的简缩性、直观性,反向促成了现代政治的极化趋势。与此同时,每个现代人都身处一个由种种社交平台叠构起来的关系网络中,这个网络被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观点充塞着、包围着。高效的搜索引擎,精准的推送技术,使受众基于个人偏好自主选择信息。由于确认偏见的存在,同质信息会被重点推介,异质信息则被自动过滤。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不知不觉陷入一个由自己亲手打造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完成的极具刻板印象、类似“回音室”和“过滤气泡”的信息结构中[16] 

由此可见,“后真相”政治是对“后真相”时代一系列新兴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粗略统称。它代表着当代政治的综合症候,是诸多政治元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虽然它的庐山面目还未完全显露,却已为现代人营造了极为吊诡的政治场景:人人貌似生活在一个不限边界、无比开放的互联网络中,实际上却被封闭在一个充满认知偏见的密室里;人人都渴望真相,且可轻松获取海量信息,却往往陷在个人情感、立场的重重漩涡中难以自拔。

二、后真相政治的逻辑与危机

现代政治观念以理性主义为轴心,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和法治为制度保障,构建起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而在“后真相”政治的权力框架中,事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精英和大众的力量对比戏剧性扭转,媒体和民众的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迁,政治秩序的供给结构、政治传播的运作方式、新闻媒体的角色定位以及新情境下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都发生了微妙但不容忽略的变化。

1.“后真相“政治的秩序逻辑

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的网络信息及其扁平化、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传播方式,是“后真相”时代的显著特征。它改变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基础底色。于是,“后真相”时代的政治秩序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框架在建构,以一种崭新的规则在运行。

首先,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真相是由“信仰和事实相一致的一些形式组成的”[17]。在“后真相”时代,事实与价值并非完全等价,甚至价值先于事实并指引事实。在事实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民众对事实充满敬畏;而当海量信息充塞网络时,观点、意见、看法和信念的重要性开始强势攀升。“社交媒体的流行使事实来源多元化,每个用户都可以就任何问题对整个世界发声,不管他是否了解真相,是否愿意透露真相。不同的渠道有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诉求有着不同的利益,事实或真相往往在众声喧哗中隐而不显。”[18] 在“前真相”时代,谁拥有真相,谁就掌控民众;在“后真相”时代,谁更有热情,谁更富创见,谁更具感召力,谁就拥有更多民众。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编排与阐释甚至故意扭曲和篡改,其自身已面目全非,真实难再,且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也或者,事实还是事实,真相还是真相,从没被质疑,也未被篡改,但人们已不再相信,或者宁愿选择不相信。相较于事实与真相,人们更倾向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情感和立场。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发生后,网络一边倒式的喊杀声淹没了事件主角的真实身份和事件发展的真实过程。简言之,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其次,传统政治传播格局解体,新兴社交媒体生态日臻成熟。纵观中西方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史,这样的情景十分常见:一些启蒙思想家借助报纸、杂志甚至街头传单和小报,传播先进知识,开启民众智慧,宣扬自由平等。人们从不怀疑这样的道理:广大民众可能在精英们的引导下走向繁荣和富强。进入21 世纪,事情发生了变化。自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的政治传播格局。政治传播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登高一呼的不再只是精英群体,普遍民众开始和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共同携手参与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渠道由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一手掌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普通民众开始在网络舆论中占据更广阔的空间,拥有更雄厚的群众基础,营造更广泛的民意氛围。他们随时随地对任一话题展开任何角度的分析和评判。传统主流媒体的“一言堂”开始让位,新闻传播进入新兴自媒体的“草根时代”。对此,《纽约时报》曾不无哀怨地评论:“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19]

再次,大众政治引发精英群体溃退。20 世纪中后期,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广大民众可以借助互联网直接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政治精英来间接介入政治生活,大众政治从而走上前台。所谓大众政治,简单地说,就是大众阶层打破由精英阶层垄断权力、资源和信息的格局,自由发表政见,自主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并实质影响政治运行。与由精英掌控政治传播基调的传统时代相比,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更为通畅、更为便利、更为高效,但也更为随意、更为任性,真实性、客观性和规范性较差,这就容易出现价值先于事实、观点重于真相、情感掩盖理性、立场压制一切的现象。而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曾被视为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精英色彩被大众元素无限稀释、消解的“后现代”进程。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建制派”精英或者失语,或者制造议题的能力下降,结果出人意料地兵败滑铁卢,而在共和党大佬眼中本应扮演陪跑角色的特朗普却强势上位。特朗普竞选团队充分利用底层民众对现行政治的不满和对奥巴马的失望,成功祭出“反精英”“反体制”等法宝,既表达了民众的不满,也道出了民众一直想说而不得说的心里话。特朗普触及了主流精英自恃的“政治正确”的底线,本丢了精英的脸,却得了民众的心。在当代中国的网络世界,“公知”污名化,专家被贬称“砖家”,都是精英溃退的显著表现。

最后,“后真相”导致“后政治心理”出现。“后真相”时代最容易激发的是怀疑心理。社交平台开创了大众公共讨论的新时代。最初步入网络时代的民众,以个体批判和质疑为主,在社交平台的加持功能和“回音壁”效应下,个体质疑升级为集体质疑,“在集体力量的影响下,很多网民会强化、放大质疑的心理,甚至可能会形成质疑一切的偏执”[20] 。在“后真相”时代,偏执成为一种常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理,直接造就了人们对真相和事实的虚无主义态度。“在网络社会,许多网民沉醉于自我享受,对公共生活和集体活动漠不关心,对‘他者’缺乏应有的信任”[21] 。与怀疑心理相伴而生的是从众心理。由于害怕被边缘,害怕被遗忘,人们更倾向选择服从主流价值和正统观念,自愿或被迫表现出与群体一致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这种从众心理久而久之便会成为民众认知和理解客观世界的视角和态度。“后真相”时代也容易引发投射心理。由于信息超载,有效事实相对匮乏,民众在理解和认识自身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时,往往不自觉地将个人情绪、态度和愿望转移到他人身上,或者将他人的境遇、危机投射到自己身上。这种投射心理,成为传言、谣言和虚假新闻的原动力。人们对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只要看到与官民矛盾、医患矛盾、警民矛盾、师生矛盾等相关的报道和信息,社交媒体上的声讨之声就会一触即发,山呼海啸。对于这些报道的真伪,多数网民往往并不知情,甚至都不甚关注,他们只是基于日常的生活体验,移情于此,把以前的直观感受“代入”或“投射”进来。

2.“后真相”政治的现实危机

“后真相”政治是一种诉诸情感的政治,“前真相”政治是一种诉诸理性的政治。“后真相”时代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是立场、情感和舆论导向,“前真相”政治最有杀伤力的则是谣言、谎言和信息控制。毋庸置疑,“后真相”政治为传统政治设定了全新的议题,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更引发了全方位的危机。

一是理性坍塌。“后真相”政治暗含政治泛娱乐化,必然带来科学精神的陷落和理性主义的坍塌。“后真相”的重要支柱是情绪、情感、成见等非理性的、隐匿的、飘忽不定的非客观因素。美国大选前主流媒体对希拉里的普遍看好,与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对长期以来基于科学精神、理性判断和经验积累等形成的、已相当成熟的民意调查造成致命打击。在那一刻,规范的科学精神与严谨的理性思维完败给隐藏不露、捉摸不定的情感暗流。特朗普的上台,从某种程度上讲,表明政治的确再也不是古板、严肃的精英游戏,而是一种娱乐活动,选民用脚投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公共政策的酝酿与出台,不再那么神秘莫测,不再那么高贵神圣,不再那么高不可攀。面对国内外一些公共事件,部分网民表现出来的反主流、反精英、仇官、仇富,既是极端民粹情绪的激化表达,也是虚拟世界集体非理性的自然显现。

二是信任异化。“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水平下降,媒体职业道德丧失,使得媒体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不断削弱。结果是:面对无关痛痒的媒体报告,民众渐渐失去对媒体的信任;而脱离了民众的媒体,也只能接受被民众抛弃的结局。美国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如此评价美国主流媒体在大选中的表现:“如此多民众放弃参与政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政治话语中或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生活现实。”[22]今天之中国社会,从食品安全到空气安全,再到医疗安全,人们面临着全方位的风险与挑战。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对风险的高度关注与极端敏感。在一个信息爆炸、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人们每天从早晨清醒的一刹那就被浸泡在信息的汪洋中,但由于无法一一判定信息的真假,信息越多,人们越焦虑、越怀疑、越不信任,从而极容易导致信任异化的出现。当信任异化、信任功能缺失的时候,政治信任便处于真空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填补,就会导致这些替代现象的出现。首先,谣言认同。谣言的现实根源是真相的缺乏,心理根源是个体的自我保护。当人们在负面情绪积压又无法有效疏解的情况下,就会采取一种接纳谣言甚至传播谣言的消极行为。其次,犬儒主义流行。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一方面是信息泛滥,观点漫溢,另一方面却是事实与真相渐行渐远。人们越远离真相,越渴望真相,就越焦虑不安,越倾向于怀疑一切。这种非理性的、普遍的怀疑态度,会逐渐形成一种深层的心理焦虑与迷茫,继而造就目空一切、拒绝权威、疏离道德的政治文化,最终滑向犬儒主义的边缘状态。再次,民粹情绪泛滥。在情绪主导理性的“后真相”时代,来自底层的民意宣泄、非理性的舆论氛围、激化的利益表达,营造了一种不由分说、不容置疑的民粹化大背景。质疑理性、批判体制、抵制精英成为一种新型“政治正确”,结果“民粹化的信任不再导向利他主义,而是走向话语独断、集体无意识和消解民主化的深渊”[23] 。

三是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结构的扁平化,使部分民众产生道德相对主义的错觉。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新闻报道并不在意,更乐于浏览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新闻信息,即便报道内容已被确认与真相不符,他们仍倾向坚持自己的既定观点与道德评判。在道德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民众越来越注重个人感受和自我欲望,推崇私利优先和娱乐至上,甚至走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现代歧路。

四是“第三种现实”滋生。现代互联网技术使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高效,却无法保证信息内容的真实、客观,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现象即“第三种现实”[24] 。“第三种现实”基于事实又偏离事实,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既有理性化的推衍也有情绪化的表达。如特朗普有意将中国对美国的5000 亿美元贸易顺差解读为中国对美国不够公平,将美国的全球窘境归结为中国的强势崛起,以此撩拨美国民众的保守情结和民粹情绪。

目前看来,“第三种现实”具有相对性、情绪性和即时性等三大显著特征:信息内容既有真相成份,也有谎言内容;为迎合受众情绪,传播者玩弄真相于股掌之间,谈笑戏谑,刻意引导,受众则为情感左右,被情绪牵制,无视事实真假;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快捷、高速,受众面对海量信息兼顾无暇,看后则忘。正如有学者概括的:“第三种现实具有强占话语、轻视真相、崇拜戏谑、放大碎片信息等特征,它将新闻信息的传者和受众,卷入借助事实建构情绪和解读情绪的场域之中。”[25] 这一另类现实的存在,极大加剧了当代政治的碎片性、浮动性和不确实性。

三、“后真相”政治的应对策略

“后真相”是现代政治的普遍性困境,并非欧美发达国家所专属。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改革开放不到40 年即一步迈入“后现代政治时代”,所受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明显。如何正视这一变化的潜在影响,控制可能引发的风险,是新时代政治理论必须解决的课题。

第一,建构共享、发展的利益格局。“后真相”现象之所以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极化发展趋势严重。当主流文化、体制和机制无法反映和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时,就会产生疏离于体制之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新时代建设机会均等、包容开放、共赢共享、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为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为更多的人提供共享的空间,对应对“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要想消解“后真相”问题,关键在于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的实现,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程序控制,保证公民在分享基本利益、实现自身权利时人人平等。要让广大民众更有幸福感,更有尊严感。只有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真实诉求,缓解他们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和猜忌。这是有效抑制、合理消解“后真相”的根本之道。

第二,打造开放、有序的媒体环境。当代新媒体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26]。这是催生“后真相”问题的重要基础,是生成“后真相”问题的技术条件。对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革新,技术既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如何评估、预判、适应、规范当代媒体技术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后果,具体用什么方式推进与规范新媒体的发展,人们有不同的意见”[27] ,但营建开放与规范、发展与约束、自由与责任相统一的舆论格局,对于减轻“后真相”的负面效应,引导新媒体向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向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真相”时代,由于信息主体多元,信息发布权泛滥,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的同时,反而激发了人们对素以客观中立著称的传统媒体的热切期望,和对真实可靠的事实和真相的刚性需求。这意味着,“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体不仅不会走向穷途末路,反倒可能强势反弹。传统主流媒体要主动出动,尽早扭转当下被新兴自媒体强力碾压的被动局面,以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为动力和契机,逐步争夺更多的话语主动权,加强舆论引导作用。

第三,营造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开放、成熟、有序的公共领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元素。公共领域若参与度不够,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会失去吸引力、公信力和合法性。这是“后真相”时代产生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借助宣传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需要借助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公民行为,约束并防止过激言论和极端行为。另外,将道德理性与民主观念的提升有机结合,培养多元宽容、文明理性的网络行为,引导网民理性表达,促进网络舆论的理性化,提升公民对网络规则与民主程序的尊重和理解,强化责任意识与规范意识。

第四,保持谦逊、开放的政治心态。“后真相”让现代人对新闻资讯和社交媒体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识。从数量的角度,网络时代的信息接近海量无穷;从受众的角度,信息时代的人们身兼信息接收者和发布者的双重角色;从理性的角度,即便是再严肃的媒体也只能保证信息无限接近而无法代表客观和真实。这就需要民众克服自己的偏见和局限性,以谦虚的心态看待各类信息,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多彩世界。

第五,建构权威、共识的舆论话语。自媒体盛行的年代,话语权被高度分散,权威性也被严重稀释,媒体再也无法以暗箱操作的方式来维持客观的形象,只能借助透明度来提高公信力。事实与真相,永远是赢得大众信任的最有效方式。无论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网络空间中,但凡事实不清、真相匮乏之日,便是传言四起、谣言广布之时。因此,当虚假消息和不实报道初现时,权威信源不能缺位。只有政府能够提供及时、权威、客观和可靠的消息,从而降低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与速度。一句话,只要事实与真相现身,传言与谣言必定无所遁形、灰飞烟灭。社交自媒体的高效、便捷会使它的报道领先于传统媒体,在传统媒体发声之前,受众早已形成初步印象和认知框架。传统媒体的滞后报道,不得不以这一舆论背景和受众心理为前提。传统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的特殊资源,一直承担着积极的社会责任,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如果能够正确发挥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合理运用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丰富渠道,完全能够起到引领舆论导向的作用,并成为自媒体的权威性与共识性的话语基础。

四、结语

“后真相”对当代政治发展来说,解构和建构并存,危机与契机俱在。它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最新变化,也为传统政治增加了新元素,设定了新议题。它虽然未能从实质上撼动传统政治的根基,但也确实松动甚至颠覆了部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观念。它是当代政治重重困境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侧面,不是主流,却破坏力十足。“后真相”时代,真相依旧重要,只不过,真相不再是事实的披露、权威的宣示,而是一个共识的凝聚。真相不会因为表演的加入而退居后台。摆脱“后真相”政治的囿限,克服其对中国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必须正视并努力化解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全体国民的文明素养,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M].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7.

[2]Flood Alison. “Post-truth”Named Word of the Year by Oxford Dictionaries[J]. The Guardian,2016(3):5-16.

[3]Jefferson Nogueira. Post-truth Politics:Art of the Lie[J]. The Economist,2016(9):5-10.

[4]Kathleen Higgins. Post-truth: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J]. Nature,2016(6):1-9.

[5]Andrew Calcutt. The surprising Origins of “post-truth”and How It Was Spawned by the Liberal-left[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7(4):593-599.

[6]Tesich Steve. A Government of Lies[J]. The Nation,1992(2):42-46.

[7]Konrad Niklewicz.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e EU:European Political Advertising in the Post-truth Era[J]. European View,2017(1):177-179.

[8]Jane Suiter. Post-truth Politics[J]. Political Insight,2016(3):25-27.

[9]Inderjeet Parmar.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012:Post-truth Politics[J]. Political Insight,2012(2):4-7.

[10] Richard Ohman. Selling Culture:Magazines,Markets,and Clas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M]. London:Verso,1996.

[11] 刘扬. 趋势或问题:围绕“后真相”一词的思考[J]. 青年记者,2017(6):20-22.

[12]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3] 王舒怀. 后真相时代:谁动了我的“事实”———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技术特征的分析[J]. 青年记者,2017(6):9-11.

[14] Sheila Jasanoff,Hilton Simmet. No Funeral Bells:Public Reason in a“post-truth”ag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7 (5):751-770.

[15] 刘擎. 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J]. 探索与争鸣,2017(4):24-26.

[16] Constance Saint-Laurent.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t-truth Era[J]. Culture & Psychology,2017(1): 147-155.

[17] B. Russell. Truth and Falsehood:Problems of Philosophy[M]. New York:Henry Holt,1912.

[18] 王金林. 后真相政治探幽[J]. 探索与争鸣,2017(4):21-23.

[19] Kenan Mail,All the Fake News That Was Fit to Print[N]. New York Times,2016-12-04

[20] 彭兰. 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48-56.

[21] 蒋建国. 网络媒体的价值冲突与文化反思[J]. 南京社会科学,2016(4):98-105.

[22] Bernie Sanders. Our Revolution:A Future to Believe in[M]. 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2016.

[23] 全燕. “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 南京社会学,2017(7):112-119.

[24] Sergio Sismondo. Post-truth?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7(1):3-6.

[25] 江作苏,黄欣欣. 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冶的媒介伦理悖论[J]. 当代传播,2017(4):52-53.

[26] 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M]. 李菁,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27] 陈忠. 从后真相到新秩序: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J]. 探索与争鸣郾2017(4):29-32.

作者简介：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本文原刊于《探索》2018 年第3 期。感谢“探索杂志”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文章推荐：

近期文章：

外文橱窗 | 政治传播研究前沿
相关文章：

编     辑：王梦媛

校     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