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 |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2018届毕业生学位论文精彩集锦

点击上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订阅哦！

2018·生机·盛夏

三年磨剑琢玉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

又一批青年学子毕业了

他们是18届“段局”和“七个葫芦娃”

团结、幽默、热情、责任

八位毕业生，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

本期公众号集结

他们的毕业论文摘要部分

一展青年学人的学术风采

祝愿他们

在未来展翅高飞

开拓精彩明天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

2018届毕业生学位论文精彩集锦

一

段锐-政治传播博士

国家政治仪式传播研究

摘要：国家政治仪式传播是一种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的目的化活动。国家政治仪式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政治性，即国家利用媒介化的呈现来传播自己倡导的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并塑造自身的合法性，而受众通过参与仪式、协同表演，最终达到一定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政治仪式也是传播性的，并非像一般传播活动那样单纯依靠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完成信息的传达，而是综合了仪式景观、符号系统、话语生产和呈现与政治叙事于一身的复杂传播结构；政治仪式还是文化性的，它以塑造社会整体的政治认同为目的，又因为政治认同是一种经由不断接受认同信息、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状态，所以政治仪式的传播效果是短期说服效应和长期认同效应的结合，甚至更偏向于后者。一言概之，国家政治仪式传播的过程往往是政治层、传播层和文化层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国家政治仪式的传播研究，必须把那些能够涵盖、影响、阐释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提炼出来进行还原并优化，最终整合为一个理论上充分、实践上具有指导力的政治仪式传播体系。

具体来讲，“国家政治仪式传播”是以权力、秩序、合法性为基础的“仪式编码”和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仪式解码”之间的交互过程。尽管这一概念包纳了政治仪式传播中“政治层”、“传播层”和“文化层”三方面的内涵，但具体表现形式仍过于理性、严肃或神圣，难以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在传播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引起受众的共鸣。国家政治仪式传播效果的最佳化，意味着“仪式”内涵最大限度的社会化而非政治化。这就需要对政治仪式的传播策略进行调整，包括：第一，进一步拓展政治仪式中“合法性”的内涵以及相应的展现形式，在权威震慑和情感说服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博得受众对当今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理性认同，形成“特定支持”，另一方面也赢得受众在意志、态度、信仰上的感性认同，形成“散布型支持”。第二，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上，政治仪式即要用程序化的行为彰显当局所规定的特定政治理念，也要用更多元的艺术化手段照顾到社会上流行的、有益的意识形式和特殊价值，让政治仪式成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这一核心理念的有效传播途径之一。第三，在仪式的传播渠道上，即要想办法把仪式多元化、艺术化，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诠释仪式的话语权让位给社会，这也将有效地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同时也能为仪式传播的发展提供交流、对话、共建、共创的可能。第四，在仪式传播的受众上，进一步拓展受众参与仪式活动的现代化方式。当代政治仪式传播应该继续把握受众“观景”、“体验”和“行动”的参与规律，实现参与目的从“政治动员”向“政治营销”转向，避免僵化、呆板、被动的参与使受众与仪式本身出现隔离。第五，在仪式传播的效果上，清醒地认识从“仪式”到“认同”的文化过程性。一方面要从更多的从本土传统文化、政治文化中挖掘政治认同的要素并嵌入仪式之中，另一方面也要从“短期说服”的效果导向中升华出来，努力寻找长久的、可持续的、渐进性的仪式传播策略，最终在时间积淀过程中实现国家政治仪式传播的认同目标。

二

赵洁-政治学理论硕士

从“学生”到“旗手”

——中国对苏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定位塑造

摘要：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一阶段中国对苏展开了官方和民间联动、多手段、全方位的传播活动，具体包括官方外交、民间交流和大众传媒三种渠道。其中，对苏传播的控制结构呈现出金字塔的样态，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掌握着总方向。

1949年至1953年，为了获取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和信任，中国将国家形象定位于苏联之学生。学生形象的内涵不仅包含着中国向苏联学习的谦虚态度，还内在包含了亲密友爱的兄弟情感、以及中国同志般的责任意识。在传播中，中国主要利用政治语言和政治行为两大媒介来建构学生形象。中苏关系和学生形象塑造呈互动关系：一方面，学生形象的成功塑造为中苏关系步入蜜月时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学生形象的定位与塑造是基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苏关系的审视。其中，二者的互动中介是外交活动以及大众传媒。

1954年至1958年，中国表面上以学生形象与苏联携手步入蜜月时期，但是实质上中苏两国的国际地位逐渐趋于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对于学生形象的构筑一如既往，而附着有特定涵义的外交行为所表达的内涵却与学生形象的定位背道而驰。在两种不同传播路径的张力中，学生形象的塑造发生了乖离。而学生形象的乖离加速了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分裂的进程。

1959年至1964年，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意识形态以及边境纠纷等方面分歧逐渐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对苏传播中致力于塑造的国家形象转变为反帝反修的旗手形象。其旨趣主要包含两点：一获得苏联对中国自主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关注和肯定；二证明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的继承者。在传播中，中国依然使用了政治语言和政治行为两大传播媒介。但是，中国建构反帝反修旗手形象是以失败告终的，这种形象塑造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分歧。

从上述动态的历史变化中，可以看出以下三点：一国家形象传播的关键并不在于传播手段和传播策略，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契合度是国家形象塑造的根本前提；二附有特定涵义的外交行为也具有形象建构的功能，外交行为和大众传媒的完美配合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不二法门；三国家形象的定位与传播既要考虑传播国与对象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同时，也要基于对本国的实力和发展阶段的清醒认知，从而使得形象与实力真正相匹配。

关键词：对苏传播 国家形象 学生形象 旗手形象

三

张三娇-政治学理论硕士

17-19世纪欧洲人的中国想象演变及其

内在因素分析

摘要：文明传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形式和动力来源，只有从文明的层级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整体历史的发展。新形势下要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应该要首先回到历史中去认识历史、审视得失。17-19世纪中西方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是近现代文明传播的典型案例。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中由文明伟大到野蛮落后的转变时期，也是中西文明各自剧烈发展、变革和互相冲撞的时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形象的历史基础。

17-19世纪欧洲人的中国想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7-18世纪初的欧洲人仰慕赞美中国，他们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当时的中国在其眼里繁荣富庶、文明强大，与战乱不断、压迫专制的欧洲封建社会形成鲜明对比。18世纪中期由于宗教派系间的利益斗争，中西礼仪之争在欧洲爆发，加上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浪潮，欧洲人完美的中国想象被打破，批判中国的观点兴起，出现“颂华派”和“贬华派”两大阵营。“颂华派”持续了完美的中国想象并不断神化，他们眼中的中国是理想的乌托邦；“贬华派”则截然相反，中国是黑暗落后的专制帝国。直到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欧洲人的中国想象被彻底逆转，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不再闪耀着文明伟大的光环，该时期的中国在他们看来落后专制、停滞腐朽。至此，欧洲人的中国想象沉入谷底。

不论是歌颂仰慕还是丑化憎恶，其实都是欧洲人基于其自身因素建构出来的想象，而非中国社会的真实反映。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中国的资料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欧洲人只是改变了解释的概念体系和角度，其结果便发生了巨大反转。在该时期的中西文明传播的过程中，欧洲人中国想象发生重大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综合实力对比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导致了其思维方式、政治价值观以及自身主体因素和认识动机等的改变，即改变解释的概念体系和角度。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便是欧洲社会建构中国想象的过程，在这些因素组合作用的滤镜下，欧洲社会的中国想象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关键词：文明传播 17-19世纪 中国想象 建构 受众

四

赵铭琪-政治学理论硕士

卡尔·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研究

摘要：基于国内与国外文献的分析研究可知，政治传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三论”阶段、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传播阶段。卡尔·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就处于“三论”阶段。传统“三论”历史阶段是政治传播的理论奠基阶段，而多伊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对政治沟通等内容进行深度剖析，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之上加以透彻的研究。

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是将控制论应用于政治系统的分析中。不同于仅仅关注均衡——社会自动平衡的系统理论，他的理论是希望能经受住政治变动的动态性的政治系统理论，因此引入控制论分析的政治意义重大。控制论模型将“引导”看作是政治发展阶段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对于多方面多层次活动的引导的分析，能够让我们对于政治活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知，同时也丰富了政治传播的功能。

系统的运动过程可以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所有的政府，如同所有的沟通系统一样，有赖于信息流动。控制论强调的是反馈控制，而其中的反馈也是在信息的层面上展开的。每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必须从环境接受重要的信息并据此改革自己的行为。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变的反馈，来达到系统的动态平衡。多伊奇强调了信息和反馈的重要性，因此，为了改善政治系统的生存能力，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高效的信息沟通体系。

作为政治传播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多伊奇用信息的流通运转来分析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过程。在多伊奇的理念当中，政治系统等同于决策系统，整个政治活动的进行就是将其政治信息对外传播的一个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相关的决策人员要用何种方式来对外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群体进行信息输出，而这些群体又是通过何种方法来将自己的要求完整的反馈给决策人员。这个过程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多伊奇当时所讲的政治沟通即政治传播。而多伊奇政治沟通理论的理论渊源与分析视角同后来的政治传播又存在着差异性。

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声称它所关注的不是政治体的“骨骼”和“肌肉”，而是它的神经——沟通与决策渠道。并且提出，在一定层面上从操纵的角度来看待政府要比从权力的角度更加有利。在这本书中着重阐明了一个观点就是交流沟通决定控制。通过对多伊奇政治沟通理论的系统研究也能更好地分析它对政治传播研究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卡尔·多伊奇 政治沟通理论 控制论 政治系统 政治传播

五

仪修稷-政治学理论硕士

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探析

摘要：随着以伊斯兰名义进行或与伊斯兰有关的恐怖行为的增加，美国出现了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特别是美国 “9·11”事件发生后，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愈发凸显。伊斯兰恐惧症通常被认为是对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敌视、反对、仇恨及非理性的恐惧及种族偏见。

基于多种原因导致，美国国家和民众陷入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集体恐慌和恐惧之中，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恐惧体验被称为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的出现，一方面影响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制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美国针对穆斯林的犯罪案件急剧增加。美国伊斯兰恐惧症主要是在政治、宗教及媒体的相关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在政治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来自伊斯兰极端组织发起的恐怖主义是导致美国上下对于伊斯兰恐惧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原因。第二，国际局势的变化，影响着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调整，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会有意识的去塑造一个野蛮的伊斯兰世界。第三，美国国内的政治操作也是导致伊斯兰恐惧症出现的一个政治原因。在宗教原因上，由来已久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冲突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媒体原因上，基于媒体自身的利益需要以及国家利益的诉求，美国媒体在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过程中，会刻意的去丑化伊斯兰世界，将伊斯兰世界描述成一个野蛮的、无知的群体，媒体的报道严重影响到了美国民众对于穆斯林群体的看法，进而导致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出现。

面对不断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美国从根本上并不想树立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敌人。因此，美国的政界、学术界等都提出了一些缓解这一症状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伊斯兰恐惧症，但是，从根本上消除它还任重道远。本文对美国针对伊斯兰恐惧症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描述并评价，旨在探讨美国采取的政策对于缓解伊斯兰恐惧症的效果如何。最终希望能够从文中看到缓解甚至是消除伊斯兰恐惧症的方法，消除宗教极端主义，校正对伊斯兰教的误解。

关键词：伊斯兰恐惧症 政治 媒体 宗教

六

王亚涛-政治学理论硕士

新中国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研究

（1962-1966年）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树立了大量的政治典型人物，这其中有工业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农业战线上的陈永贵、军事领域的雷锋等。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典型人物塑造的历史中，雷锋无疑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最为持久的一位政治典型人物。对于政治典型人物雷锋的塑造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的政治典型这一现象。想要了解雷锋是如何幻化成为一种政治道德符号的，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中一探究竟。本文以现有的政治传播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雷锋的相关历史文献，通过政治典型人物塑造为切入点，以雷锋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这一时期政治典型人物雷锋是怎样塑造和传播的，最后对这一时期政治典型人物雷锋的塑造机制进行了总结分析。

本文主要聚焦于1962-1966年新中国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研究。首先，对于政治典型人物进行概念界定，认为政治典型是在政治过程中，一定时期内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具有特定代表性且易于被民众学习和模仿的人。政治典型的传统主要来源于中国的政治道德化传统和苏联的典型宣传思想和实践。其次，政治典型人物雷锋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当时新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和紧张的国际环境之下，是客观现实环境与主观政治需要的产物。再次，本文借鉴政治话语和政治动员理论从官方话语建构、政治组织保障实施和民众动员反馈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的过程。最后，本文对1962-1966年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了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过程中官方政治权威与“平民政治权威”的“双向强化”机制、革命话语中道德的政治化话语策略和多层次的政治传播网络相互配合。结论部分对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政治典型人物雷锋塑造进行归纳总结，并对新时期雷锋形象塑造变迁原因进行了引申思考。

关键词：新中国  政治典型  雷锋  塑造

七

蔡凯-政治学理论硕士

《人民日报》涉台政治传播研究

摘要：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统一问题。《人民日报》是我国官方主流媒体之一，在涉台政治传播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从创刊到2015年《人民日报》在长达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脉络里，台湾问题贯穿其中。首先将《人民日报》数据总体进行数据统计，根据总体数据的变化趋势和结合历史背景，在总体范围内抽取样本，将样本划分为创刊至1977年以及1978年至2015年两个阶段。之后制作样本的图表，以图表的形式直观进行了解。从得到的图表、数据中，分析两个阶段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影响，一个是台湾“大陆”政策的反作用，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通过进一步研究样本和结合事实分析，讨论《人民日报》涉台政治传播的主要功能，既包括释放对台政治信号，也包括增进两岸沟通了解，除此之外还有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困境与问题，《人民日报》涉台政治传播也不例外，主要认为《人民日报》涉台政治传播受众缺乏认同感，新媒体网络的冲击，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纷纷崛起，向《人民日报》提出了挑战，以及《人民日报》涉台政治传播缺乏话语权。针对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第一是增强监测台海局势作用，第二是提升协调两岸的作用，第三是与时俱进，主动融入“互联网+”模式，第四是丰富涉台政治传播的形式。

关键词：《人民日报》 涉台政治传播 影响 功能

八

王焕宇-政治学理论硕士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

演变与创新研究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这必然带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变和创新。通过对十八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党的领导”“人民”“现代化”等是稳定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然而这些稳定话语的内涵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党的领导范围的拓展、民主话语的价值导向向实践的转化、发展话语内涵的重新阐释都体现出话语随时代的演变。“复兴”“新时代”和“美好生活”等新生话语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创新。新生话语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创新是与原有话语的彻底决裂。实际上，很多新生话语和原有话语都具有某些关联或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承接原有话语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突破和拓展，在原有话语基础上进行新的添加是话语创新的重要方式。通过对这些话语的演变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创新是坚持渐进原则，以循序渐进、稳妥为重为主要方针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对原有话语内涵的延伸和重新阐释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话语表述，增强政治话语在时代中的生命力和解释力。这启发我们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逐步增强政治话语的解释力；其次要与时俱进坚持创新政治话语体系以提升政治话语的适应性；最后要重视新生政治话语和原有政治话语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 政治话语 党代会报告

更多学子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