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刚 | 美国的“衰落焦虑”与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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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形象”的概念在美国最早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其旨趣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判断其他国家敌友身份、形成刻板印象，以便迅速做出决策。这样的用法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于国家形象的理解。出于对其霸权地位的维系和大国竞争历史的记忆，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衰落焦虑”心态。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成为美国“衰落焦虑”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状况决定了美国把中国视为其利益和安全最主要的威胁者和敌人，并依照这一身份来刻画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在美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日趋负面化。中国对美传播由于在事实上与美国共享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而面临着话语困境。因此从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重构世界史叙事和记忆，成为中国创新对美传播话语、改善中国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国家形象关键的一步。
关键词
政治传播；衰落焦虑；国家形象；文明对话；新世界史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一直是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重点之一，改善中国在美形象也是中国对外传播一直努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其原因不言而喻——中国在美形象好坏对中美关系，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未来均有深刻的影响。
但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我们难免会感到有些失望和焦虑。因为学界最大的共识是当下中国在美国家形象不尽如人意，或者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负面的，而近10多年来，这种负面性在持续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在逐渐降低，恶感度在不断上升。[1]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学界关于中国在美国家形象的判断是准确的。
相对于对现状的准确把握，中国学界对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原因分析相对还比较薄弱。现有思路，往往或者泛泛地归因于当代中国对外传播能力不足，或者归因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国家利益、新闻理念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不论是归因于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还是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静态差异，都不能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曾经以正面为主这一事实，毕竟当时中国主动对美传播能力并不比今天的中国强，而两国的差异，同样和今天一样存在，甚至还要更大。
理解这样的矛盾，或者说分析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原因，寻求改善的可能性，既需要从中国方面找原因，又需要从美国方面找原因。就美国方面而言，我们只有准确理解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心态和知识结构，才有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在美国家形象日趋负面化的原因，并有可能对症下药、有所作为。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希望秉承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依据相关文献对美国面对当代中国的主要心态及其认识论根源做比较准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对美传播的根本困境及其破解思路。概括来说，本文提出如下主要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最近10多年来，美国的“衰落焦虑”是导致中国在美国家形象持续负面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焦虑心态是由于近30年来中美两国在全球实力的消长变化而引发的，而美国人对国家形象的概念理解及其背后基于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形成的大国兴衰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规律认知，更加剧了这种焦虑。中国由于在事实上与美国共享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和大国兴衰的历史记忆，无法从新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历史叙述中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不会谋求世界霸权地位，因而在对美传播中缺乏有效的话语创新和形象改善能力。基于世界历史事实，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重构世界史叙事和记忆，恐怕是中国改善对美传播话语、改善中国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国家形象关键的一步。
一、 美国语境中的“国家形象”
在具体讨论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原因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国家形象概念在美国或者说西方语境中的内涵和意旨做一探讨。因为从学术史来看，该概念在中美两国的语境中所指并不完全一致，而这种不同的意涵和用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和改善。
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最先起源于传播学界，其概念就主流观点而言，指的是基于对一个国家全面了解基础上形成的特定认知和态度。如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即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2]而开展国家形象研究的主要旨趣是为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美誉度和吸引力贡献理论智慧。因此国内学者常常把国家形象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考察国家形象时，主要关心中国国家形象的“好”与“坏”，研究的重点也是如何通过传播等手段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出现了“国家形象传播”这样的研究领域。
美国的国家形象研究则最先起源于国际关系学界。基于冷战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关系的学科视野，其内涵和研究旨趣其实和中国学者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概括来说，美国学者最初运用国家形象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寻找一条判断“敌”与“友”的捷径。
学界一般认为，国家形象（NationalImage）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博尔丁于1959年在《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一文中最早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博尔丁指出，一个国家是依靠对对象国的国家形象认知而非事实来制定政策和采取应对行为的。更进一步，他从三个维度勾勒了国家形象，即地理空间、敌友意识和实力强弱。[3]从他对形成国家形象的这三个维度分析，不难看出他对国家形象的界定是从政治层面着眼的，而且关注的核心是国家安全，事实上敌友意识是其国家形象构成部分中最核心的要素，文章为此做出了测量敌友意识相关关系的变量表。[4]
冷战后，为适应世界发展的需要，美国学者赫尔曼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修订和发展了博尔丁提出的国家形象的维度，将他国的国家形象划为七类，分别是敌人形象、野蛮人形象、帝国主义形象、殖民地形象、堕落者形象、无赖形象、联盟形象。[5]每类形象都是依靠对对象国的能力、文化、意图、决策制定者，以及是威胁还是机会的判断来建构的，见表1。
与博尔丁关于国家形象的认识相比，赫尔曼等学者有关国家形象的理论，除了国家形象的分类更为多样化外，也更多地引入了政治心理学的元素。[6]但是，虽然有上面所述存在的差异，我们却不难发现，他们在使用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时，还是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第一，政治因素是美国判断他国国家形象的基础，而这种政治因素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换言之，判断敌友身份是国家形象的首要意涵。第二，美国学界运用国家形象这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简化判断世界的程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刻意形成对某一国的“刻板印象”，以便迅速做出决策。
综上，国家形象这个概念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起源和用法。最关键的，如果说中国的国家形象概念是着眼于“好”“坏”，服务于提升国家的认可度和美誉度的话，美国的国家形象概念则首先着眼于“敌”“友”，服务于国际关系中利害相关国家身份的判断。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在讨论国家形象时不包含“好”“坏”的内容，但首要的，恐怕先是判断“敌”“友”身份。显然，“敌”“友”身份不同，国家“好”“坏”的内涵也就大相径庭。具体到中美两国而言，中国在美国的身份是由美国政府及其精英依据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来确定的。考虑到美国政府及其精英对美国民众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我国各类传媒对美国的影响，我们不难判断，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几乎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准确认识美国政府及其精英如何依据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判断中国，而不是盲目地去探索提升中国在美国家形象的传播技术或技巧。本文认为，从历史和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衰落焦虑”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和精英对中国形象的刻画。
二、 美国的“衰落焦虑”
衰落焦虑是现代西方文明一种独特的、具有传统的忧患意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Nye）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作家卢梭、孟德斯鸠、柏克和吉本的著作中就可以发现衰落之忧。”[7]而最早明确提出西方衰落概念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西方的没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8出版的这部著作，系统探讨了文明兴衰的内在机理，预言西方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其实也饱含着对西方衰落的忧虑和思考。[8]当然，他们这时关注的西方，主要还是欧洲。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明明还称霸世界的时刻，即具有强烈的衰落焦虑心态。
二战后成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从实力来看，美国无疑是战后到今天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同样具有非常强烈的衰落焦虑情绪，并且这种焦虑几乎从其真正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进入所谓“美国世纪”不久就开始了。[9]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衰落成为了美国学界一个持续的热点问题，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其中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引发了美国学界、政界和全社会对美国衰落问题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在书中，作者通过对1500年以来世界大国兴衰历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出美国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衰落的结局，而且对美国的相对衰落状况做了深刻描述。[10]本书在美国一时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依据约瑟夫˙奈的论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的结论迎合了当时美国公众对于美国衰落的忧虑情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许多书籍和文章都在描述国家的衰落，尤其是美国的衰落。到1989年，竟然有高达半数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处于衰落之中。[11]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取得了冷战胜利这样的背景下，刚刚才庆祝了“历史终结”的美国社会，很快又重新回到了对美国的衰落焦虑之中，并且将其提升到文明层级，与西方文明的衰落统一了起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谓是这种焦虑心态的典型反映。亨廷顿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过关于美国衰落的文章，[12]进入20世纪90年代，适应冷战结束和世界两级格局解体的背景，他把这种衰落忧虑置于文明冲突的视野来论证，更加剧了这种情绪。在亨廷顿看来，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西方文明的力量衰落和其他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力量的增强。亨廷顿的观点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文明的冲突？》仅仅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三年，其引起的争论就超过了该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表过的任何一篇文章。[13]而由文章发展而来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后，更是被翻译为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亨廷顿的著述无疑是美国衰落焦虑的产物，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的衰落焦虑，理由很简单，美国现在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谈西方文明的衰落，当然主要就是谈美国的衰落。
进入21世纪，有关美国衰落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这表明美国的衰落焦虑日趋加重了。限于篇幅和统计的困难，我们这里仅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就著作而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在2003年推出的《美国实力的衰落》[14]和2010年推出的《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15]都描述了美国的衰落。近期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则是畅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系列著作，包括《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文明》《西方的衰落》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弗格森从文明和大历史的视野充分论证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衰落。相关论文也很多，依据约瑟夫．奈的列举，代表性的有《重新考虑：美国的衰落》（Think again : American decline）《西方的衰落：为什么美国必须为主导地位的终结做准备？》（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Why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end of dominance）,以及《开始思考，美国时代的后裔》（Time to Srart Thinking :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等等。[1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在无可挽救地衰落，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就有所谓衰落学派和复兴学派的分野，而我们上文一再提及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是复兴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软权力”的概念，[17]正是为了论证美国依然强大，世界依然处于美国世纪。他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和时隔25年后出版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两本著作，都是为了反驳美国衰落论，其重要的证据就是美国在软权力方面的优势。当然，不难理解的是，作为复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约瑟夫˙奈在时隔25年依然在反驳美国衰落论，恰恰从反面说明了美国衰落论在美国大有市场。衰落焦虑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情绪。
三、 美国“衰落焦虑”中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
美国的衰落焦虑和中国在美形象的负面化有什么内在逻辑呢？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渐成为美国衰落焦虑的主要对象国，而依据国家形象概念在美国的意涵，它首先是用来区分敌友或者对象国身份的概念。在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地位最大的挑战者或者说敌人时，他们自然会依照美国的敌人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挑战者这样的思路来刻画和传播中国形象，这种性质的形象自然不会是正面的。
如上所述，美国衰落焦虑最初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不论是在1988年出版的保罗．肯尼迪那本掀起了美国衰落论争论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还是1990年出版的约瑟夫˙奈的反驳性著作《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中，中国虽然被提及，但仅仅只被认为是挑战美国的大国之一，地位并不突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著作中，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国不再仅仅被视为是美国的挑战者之一，而是最主要的挑战者，或者说是唯一的挑战者。在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中国和伊斯兰文明被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挑战者；而一直对美国衰落论持批判态度的约瑟夫˙奈在新世纪出版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则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唯一具有挑战美国权力地位潜力的国家是中国。[18]同样的观点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那本著名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有更详尽的阐述。[19]在美国近年出版的一本对美国政府现行对华态度影响巨大的著作《致命中国》中，作者更是把美国衰落的矛头直指中国。[20]与此同时，美国鹰派学者和著名智库公司甚至开始频频讨论与中国开战的相关问题。[21]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和加剧，虽然美国有各种指责中国的说辞，但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也是美国担忧中国崛起和自身衰落的产物。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日益成为美国衰落焦虑的主要对象，21世纪最近10年来，随着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和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中国更是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视为是自己霸权地位最主要的威胁、竞争者和敌人。
如果说美国因担心自己失去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忧心忡忡的话，那么大国权力转移可能带来的战争和冲突更加重了美国这种焦虑。在西方人的历史记忆中，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之间的霸权地位交替，往往都不可避免地伴有战争。美国学界所热衷于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讲的就是斯巴达由于担心雅典的崛起而挑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他们看来，罕见的例外出现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历史事例中，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22]中国显然不符合这种例外条件，恰恰相反，中国被认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都与美国不同，而且属于不同类型的文明。这些特点既加剧了美国不愿被中国超越的心态，也加剧了美国对这种大国权势地位转化潜在的冲突、乃至战争风险的忧虑。有美国政治学者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23]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起初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主要还是美国的所谓鹰派的话，那么，近年来恐怕对中国持焦虑态度越来越成为美国精英的普遍心态。
在把握了中国在当下美国焦虑心态中扮演的角色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命运了。前文已经指出，在美国的语境中，讨论“国家形象”是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视域着眼的，首要和核心的就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以区分“敌”“我”为目的的身份认同。当美国精英和政府把中国视为其挑战者、威胁、乃至敌人时，他们自然就会带着这样的滤镜观察中国，搜集、解读和传播中国的相关信息，把各种信息整合到他们设定的叙事框架当中，从而把中国建构和强化为美国的“敌人”这样一种刻板印象。相应地，美国的媒体也会把这样的信息和观念传播给美国大众，于是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美国的媒体似乎非常热衷于报道中国的负面形象，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致力于改善本国形象的正面信息，美国专家和媒体也热衷于将其进行对抗性解读，往往使其成为加剧中国负面形象的资料。
从历史来看，“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样妖魔化中国形象的议论正好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这恰恰是中国成为美国衰落焦虑主要对象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上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取代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焦虑进一步加深，所以其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叙事和中国信息的负面解读也就愈加频繁。
中国学界很多研究都揭示了美国媒体热衷于对中国进行负面叙事这一现象，相关案例非常丰富。[24]我们这里仅简单介绍深刻影响了美国现行对华态度与政策的著作《致命中国》中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以窥豹一斑。从这本著作来看，不仅书的标题就耸人听闻，而且内容更是极尽抹黑中国之能事，大肆渲染中国的威胁。如声称中国工厂向世界市场出售了大量有害产品，中国用不正当的贸易倾销手段摧毁了美国制造业的基础、带走了美国的供应链、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声称中国的军事发展和间谍活动严重威胁着美国。当然，更不会忘记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公开宣扬遏制乃至推翻中国现政权。[25]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著作不仅拍成了纪录片广为传播，而且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赞赏，作者纳瓦罗还被任命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
简言之，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的相对衰落，中国成为美国衰落焦虑的首要对象，乃至唯一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中国越来越被美国政府和精英视为美国的直接威胁和敌人。当中国被以这样的身份被定义时，美国政府、精英和媒体自然会在传播中以“敌人形象”这样的框架着力于对中国进行负面叙事，或者对中国致力于改善本国形象的信息进行负面解读，于是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也就由上而下，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趋于负面化。这就是美国衰落焦虑导致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内在逻辑。
四、 从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寻求对美传播的话语创新
在阐明了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的根本原因之后，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对美传播的主要困境不在渠道或者方式，而在于两国力量对比消长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美国以中国为潜在敌人的“衰落焦虑”这一基本事实了。换言之，中国对美传播有诸多环节都需要改进，但恐怕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创新话语模式来解读这一客观事实，以求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焦虑。而这种创新首先要求建立新的世界史观。
所谓世界史观是指关于世界发展历程的历史观。现有的世界史观是西方主导的，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这套世界史观可以被称之为“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依据这套世界史观，世界历史被描述为大国竞争与世界霸权更迭的历史，暗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致力于挑战并取代原先的霸权国家，建立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还往往伴随着惨烈的战争。上文所提20世纪80年代引发美国人衰落焦虑热潮的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就是这种世界史观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不过是把这种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上升到了文明竞争与冲突的层次——事实上代表文明竞争的，依然是各文明中的大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美国才会有衰落的焦虑，有其霸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担忧，并因而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负面化。这是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深刻的历史认知原因。
正是由于这套世界史观的影响，中国以塑造正面形象为目的的传播努力，才往往被美方予以歪曲解码，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但美国基于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偏见，其解读从来关注的都是中国的“崛起”，而不相信或不关注中国反复强调的“和平”，不但如此，中国对“和平崛起”的强调，反而更令美国与西方社会感到不安，认为是中国的政治宣传语。[26]同样，中国关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世界发展理念的阐述和传播，也被美国以敌意的态度予以负面解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对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中国虽然与美国对现代世界的感受差别甚大，但在世界史叙事中或者说对世界史的理解中，事实上也与美国共享大国竞争的历史观。从传播的角度审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中国与美国共享大国竞争世界史观这一事实，给中国对美传播造成了话语困境，直接影响了中国在美国家形象的改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虽然我国政府反复重申永不称霸的承诺，但是由于我们既有汉唐盛世、万方来朝的历史记忆，又有近代以来遭受屈辱的惨痛经历，所以对国家富强有极其热情的追求，而对其边界却缺乏明确的认知和宣示，甚至在有关中国“崛起”或者“复兴”的表达中，常常流露出取代美国，做世界领袖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但在某些报刊上时有流露，在互联网上更是层出不穷。曾经在一段时间流行的“厉害体”话语，就是这种情绪的典型流露。很显然，在网络信息技术造成的“地球村”时代，这种在民族主义和大国竞争世界史观思维下产生的话语叙事，不但冲淡了中国官方表达的善意，而且坐实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善意表达是宣传的判断，无疑会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造成负面影响，而享有同样世界史观且以西方文明代表自居的美国，会更为敏感。
如上，既有的大国竞争世界史观给中国对美传播乃至整个对外传播的话语运用造成了基础性的困境。这样的局面提醒我们：改善中国对美传播的状况，创新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首要的问题是世界史观的创新。
作为一种历史观，世界史观当然不是可以随意改变或创新的。但是，所谓历史观也不过是一个观察、叙述和理解历史的特定范式。而依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不同的范式在凸显某一方面强劲的解释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事实的其他面相，因此随着时代和研究的发展，自然会有新的范式出现。[27]具体而言，我们提倡用一种新的世界史观，即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取代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来重新阐述世界历史和中国的发展，虽然有创新中国话语，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观目的，但也是基于现有世界史观不能全面准确地阐述世界历史这一事实基础。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看，世界历史纵然有大国竞争、文明冲突的一面，但更深层次的和更根本的可能是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文明并存和传播的世界格局。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世界史观只强调了不同国家和文明对立的一面，而忽略了文明相互交流、借鉴的一面。从世界历史来看，恰恰是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推动了不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简单来说，站在中国立场，不仅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伦理和政治文明对16-18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步入近代，与对中国文明的吸收、借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8]同样，不论如何强调文明的特殊性，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文明，或者说当代中国文明呈现的特色，同样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借鉴和吸收。这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则基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做出了特有的贡献。这也是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时，大国或者文明之间的对抗和争霸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预估的危险前途。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文明或者一个大国真正控制全世界的局面，今天和未来更没有可能。不同国家，尤其是不同文明必须放弃自己独霸和优越的文明执念，接受不同文明永久并存，并各有其影响范围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对话、互相借鉴，共同发展。
除了更符合历史发展事实和规律，以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取代大国竞争的世界史观，在对美传播的话语创新方面至少具有如下两大作用：
第一，从近期来看，是将中国的善意表达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理性基础上。中国已经不断向世界各国表达过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和平相处的立场，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并重申中国历代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中国永不称霸的观点，指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29]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代表中国向亚洲和全世界各国阐明了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对话的立场，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郑重倡议“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30]为了让世界相信中国的诚意，我们还常常援引中国文化热爱和平来予以论证。但是，由于缺乏新的世界史观的支撑，我国的善意并不能有效地获得西方大国乃至周边某些国家的信任，常常被认为是欺骗性的宣传。文明对话新世界史观的提出，其作用就在于给中国的善意表达寻找到坚实的历史逻辑基础，即中国的选择不仅是出于中国的意愿和文化，更是中国基于对世界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的考察而做出的理性选择——重复大国竞争、称霸的道路既不可能，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强调基于利益思考的理性选择比宣称善意更容易得到别国的相信。
第二，从长远来看，能够为中国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观基础。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故事需要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予以阐明。但是，现有世界史观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国家主导的，这套实际上建立在西方国家地方性经验和体现西方价值追求的世界史观上的话语体系，既束缚了中国自己真实的表达，又使沉浸于这套话语体系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疑虑。从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讲述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改变中国在话语运用方面的被动局面，而且有益于打破西方基于旧有世界史观和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敌意。具体而言，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一是能明确告诉世界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复兴的目标。这个目标当然不是永久屈居于西方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体系希望中国所处的位置或者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所谓的复兴也不是一国独大，构建新的霸权体系，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求文明和国家间的和平和对话。二是能够涵养一套不同于大国竞争世界史观的话语体系。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内在地要求各文明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观，[31]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在这样一种价值观之下，基于“大国竞争”或者“文明冲突”世界史观形成的“取代”“战胜”“独尊”“敌我”等基本话语会自然地被替代，或者至少在程度上受到限制，一套基于文明对话世界史观的话语会自然地形成和不断地丰富。这对于创新中国对美传播的话语体系，缓减美国的衰落焦虑，乃至改善中国在美国家形象都可能起到关键而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本文的主体是对中国在美形象负面化原因及改善这一状况的话语创新思路的探讨。但在文章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并非只是想就解决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提出某种思路——事实上也很难解决，我们只是探讨了一点原因而已，且不说就算原因清楚了，如何解决还涉及到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与预测的因素——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以这样一个话题表达一个来自中国古代先贤的重要传播理念——正名。孔子提“正名”当然不是基于传播的目的，而是政治的目的，但毫无疑问孔子所担忧和反对的恰恰是不当的话语表达所带来的政治混乱。由此可见“正名”这个概念内在地含有传播的因素，或者说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的统摄，负有推进政治达于至善的目的。可惜我们现在的传播研究过多地受到西方基于争取选票和民意为目的的影响，更多地流于现象、技术、形式的考察，乃至技巧的探讨，对传播的正义关注不多。回到本文，我们虽然是在对美传播这样一个语境中提出要以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来创新中国的话语，但根本上来说，这样的要求绝不局限于对美传播，或对外传播，其目的也不仅仅是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而是表达了要真正寻找一套能够准确表达中国客观现状和主观愿望的话语体系的希望，以便中国的传播真正做到“名实相副”。或者说，创新中国话语的前提是中国真正明确自己的状况和发展定位。对本身正处于变革进程，又遇到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参考文献
[1] 众多的研究基本持相似的观点。代表性的可参见姜智芹：《美国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昆主编：《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2] 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4] K.E.Boulding:National Image s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 3 , NO.2（June,1959),p121 and p123-125 , p126-127.
[5] 参见[美]玛莎．L．科塔姆等著：《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9页。
[6] 参见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12页。
[7] [9][11][16] [美]约瑟夫．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第1页，第2页，第2页。
[8] 参见[英]阿诺德．J．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9页。
[10]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下册，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76页。
[12] SamuelP．Huntington,“The U.S.-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67(Winter 1988/1989).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页。
[14]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Press ,2013.
[1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王逢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17] 可惜国内普遍将“softpower”一词错误地翻译为“软实力”。这种翻译使学者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出现了概念的混乱。当我们讨论美国的衰落时，指的是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不论依托军事、经济实力，还是依托文化实力，我们指的都是权力。因为权力的定义就是影响他人的能力，也是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本质。而美国人焦虑的衰落，恰恰是这种控制世界的权力的衰落，而不是实际军事或经济实力的衰落，后者其实一直在增长。关于对“softpower”的翻译错误问题，可参见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18] 参见[美]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美]邵杜罔译，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6年版，第154页。
[19]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20][25] Peter Navarroand Greg Autry,Death by China :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to Action, FT press 2011.
[21] 前者如《致命中国》的作者peter Navarro曾经写过《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FT press 2006）,后者如兰德公司最近给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讨论了与中国开战的相关问题。参见http://news.ifeng.com/a/20180327/57099495_0.shtml.
[22]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页。
[23]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 W.W.Norton , 2001,p.4.
[24] 相关论文可以参看周勇、郑敏：《映像中国：美国主流报纸上的中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杨雪燕、张娟：《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高卫华、贾梦梦：《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报道框架分析》（《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等。
[26] 参见[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主编：《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7]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上、下册），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30]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spfts/20190514/2124.shtml.
[31]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第9页。
作者简介：
白文刚，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原刊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科研资助项目：“17-19世纪中国在西方形象演变的受众因素分析”（课题编号：AMRC2016-4）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全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演进及中国调适研究”（课题编号：CUC2019A01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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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 梦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