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王沛楠 | 社交媒体峰会与美国政治传播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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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7月11日，美国白宫召开了以“当前网络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首次社交媒体峰会，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当下，美国政治传播生态出现了哪些“变异”？智媒时代，“美式民主政治”有哪些无法摆脱的困局？

2019年7月11日在白宫召开的以“当前网络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首次社交媒体峰会，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白宫发言人提前半个月就以邮件发布的形式向各大媒体预告，以期吸引公众的眼球。在当天峰会开始之前，特朗普发布推特称“白宫今天将举办一场非常重要的社交媒体峰会”。白宫声称峰会是为了“召集数字媒体领域的领导者就当今网络平台环境中的机遇与挑战展开有效的对话”①，与会嘉宾将包括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国会议员及立法部门的负责人、社区活动家和宗教领袖等。这是白宫首次召开由总统参与的，以社交媒体为主题的峰会。特朗普本人也在会上进行了40分钟的演讲。本文通过分析“峰会”召开的背景和实效，并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当下美国政治传播生态出现的“变异”和智媒时代“美式民主政治”无法摆脱的困局。

“社交媒体峰会”还是“网络水军聚会”

从当天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次名不副实的“峰会”。全球最大的两家社交平台脸书和推特的高层均未获邀出席，而且特朗普没有邀请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这次会议可谓“巅峰”缺失，“山头”林立，参与此次“峰会”的知名人士包括极端主义阴谋论平台“匿名”（QAnon）的推动者，节目主持人Bill Mitchell、右翼学生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Charlie Kirk、右翼网站“信息战争”（InfoWars）组织的反主流媒体表情包大赛的冠军Carpe Donktum以及自称“游击队记者”的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James O'Keefe等人。《纽约时报》戏称“白宫社交媒体峰会”不过是保守主义边缘互联网活动分子的“网络水军大聚会”。

社交媒体和华盛顿政治圈中的一群散兵游勇列席的白宫“峰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向被自由派把持的硅谷公司发起攻击，声称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了“系统性的限制”甚至于“打压”。因此，这次社交媒体峰会成了保守派“弱势群体”对自由派“技术寡头”的控诉大会。根据皮尤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65%的共和党人认为硅谷公司支持自由主义而非保守主义的观点，更有85%的人认为这些企业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对政治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查②。共和党保守派和硅谷社交媒体精英之间的矛盾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因此，特朗普和他的社交媒体主管Dan Scavino想出了举办社交媒体峰会的方式，旨在利用这个机会向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巨头“开战”。在峰会上，特朗普特别提到自己的推特账号在近几个月时间内关注数量减少了数百万，以此批评推特在关闭和控制支持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③。但事实上，这是推特在处理平台中的“僵尸”账号和虚假账号。不仅是特朗普，绝大多数社交媒体名人的账号关注数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这一现象被特朗普抓住大做文章，从而为他与硅谷社交媒体巨头开战找到了理由。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与媒体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他斥责CNN是假新闻媒体，还在2018年初煞有介事地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等一批美国主流媒体颁发了白宫“假新闻”奖。现在他又将目标对准了社交媒体巨头。在特朗普看来，谷歌、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始终对他和其他秉持相似立场的自媒体抱有偏见。特别是考虑到加州作为美国民主党的重要票仓，硅谷的政治氛围对于他所处的共和党也极不友好，但社交媒体又是他能够入主白宫的重要“武器”，因此特朗普才会在2020年大选的竞选周期开始的时候将炮火对准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们。

在美国媒体看来，这次峰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誓师动员大会”，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党派色彩。《华盛顿邮报》直言特朗普的峰会是在给自己集结保守主义网络阵营。显然，特朗普要把在赛博空间中被边缘化的力量集结起来，与以《纽约时报》CNN为代表的自由派主流媒体和脸书、推特等平台媒体继续展开“舆论战”，为其2020年连任铺平道路。但从美国媒体和政界的反应来看，这场一边倒的“网络水军聚会”无疑在加深美国政治和媒体生态中的分裂。

另类空间与另类媒体的困局

近年来，移动互联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后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政治动荡共同促成了“民主化的公共领域”的瓦解。互联网为极端观点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而社交媒体则成为“假新闻”和“极端言论”泛滥的工具。早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期间，研究者就已经观察到了社交媒体对于信息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由于存在着社交媒体这个“入口”，原本只能通过人际传播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谣言”（rumors）演变成为人尽皆知的“假新闻”（fake news）。由于社交媒体具有强大的开放性，这就使得一个缺乏声誉和经验的个人用户或组织也可以像传统媒体那样直接接近广泛的受众，编造未经证实的信息并使其广为流传④。

正是基于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反思，脸书、推特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巨头为了避免重蹈四年前的覆辙，开始在新的大选年对平台上的信息和账号进行更为严密的监管。脸书专门建立了处置虚假新闻的机构，通过用户报告和机器学习协助查询的方式检测平台中可能存在的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并减少此类信息在平台中被推送的机会⑤。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误导性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扩散，由于此类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大多由“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前白宫高级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为其创始人——和“信息战争”（Infowars）等极端右翼媒体发布，因此这也就成为特朗普口中对于保守派力量“系统性的限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于虚假新闻的控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遏制了虚假新闻的大规模流行，但是此类信息仍旧在一定的“小圈子”内流行和扩散，这就是近些年日益引发美国主流政治关注的“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ace）。所谓另类空间，指的是一个超越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左右翼之分的话语空间，它自成一体，站在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成为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反民主话语空间。传统的左右政治价值观，无论在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至少是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下展开的，以一定的基本共识作为政治体系运转的基础。但另类空间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稳定的政治文化格局，从根本上颠覆了美国传统的政治格局。

在另类空间中极具影响力的另类媒体，则是推动另类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布莱巴特新闻网”和“信息战争”之外，还有包括“新闻终结者”（NewsBusters）、“今日老兵”（Veteranstoday）和“每日传讯”（Daily Caller）等一大批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大多以反主流、反建制为核心理念，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使其参与者不断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

在对于另类空间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回声室效应”在这空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相比于左翼和右翼的主流媒体之间会进行相互的引用和社交媒体的转帖，另类媒体很少“出圈”去和主流媒体进行互动，而是集中在和其他另类媒体进行互引和互动⑥。通过形成这个封闭而又“自给自足”的另类空间，推动了极端右翼民粹主义价值混杂着似是而非的误导信息和别有用心设计的假新闻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扩散。

对于另类空间中另类媒体的研究发现，这类媒体内容的主题包括反全球化、反主流媒体、反转基因和反气候变化。这些内容是关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而另类媒体通过“标题党”式的文章和反智主义的表述方式吸引受众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由此推动和影响了政治议程⑦。传统主流媒体不得不被动地回应这些子虚乌有的议程，从而使得整个政治舆论被另类媒体所主导。

此外，另类媒体有时候还会故意地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目的不是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破坏整个社会对于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环境的信任，从而制造政治信息环境的混乱⑧。这种真假难辨的政治信息操纵，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公民对于媒体和社会的信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为阴谋论和虚假新闻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温床。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播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内，绝大多数公民处于共同的、一致的公共领域中，这也是民主对话的重要基础⑨。但另类空间和另类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则完全打破了传统政治传播的基础，导致了美国当前政治传播面临分裂的危机。

网络化公共领域：连接还是分裂？ 

互联网出现以来，数字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和选举是学者所关注的议题。作为对互联网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哈佛大学的互联网研究者本克勒（Yochai Benkler）认为，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能够通过共同体的同侪生产打造出一个“网络化公共领域”。所谓，网络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话语、政治争论以及社会动员等互动的替代性舞台，并且包括其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实践、组织与传统媒体的直接或间接的交互的集合⑩。在他所设想的网络化公共领域中，传统媒体被纳入其中，与自媒体、公民新闻组织和其他力量一同在数字媒体平台上进行公共讨论、发起社会运动并推动公共政策的实施。

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出现，是为了解释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出现以来信息生产和流动的多元化、多节点、去中心和分散化的趋势。但这一理论并未跳出传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对于政治传播处于一个公共的、理性的集体对话平台的假设。但另类空间中另类媒体的出现则完全打破了这一假设前提，作为反建制力量的另类媒体拒绝承认对话理性，而是使用诸如炮制误导性信息、借助“后真相”情感驱动等方式推动政治理念的传播和意识形态的宣教。此外，另类空间并不具备“网络化公共领域”最重要的三大核心要素——即合法性话语、集体性智慧以及多元化观点。

首先，另类空间里的话语可谓“无节操，失底线”

在2016年的大选过程中，特朗普就已经展现出另类空间中对于“合法性话语”的无视。在公开演讲和电视辩论中，他和他的团队成员就不断炮制诸如“鲍林格林大屠杀”（Bowling Green massacre）的虚假言论。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凯斯勒（Glenn Kessler）负责的“真相核查”团队的统计，在上任前100天内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就发表了492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误导性言论，涉及就业、外交、贸易、犯罪等方方面面的议题，并且100天内没有哪一天没有发表误导性言论。上任后的869天里，他传播的各类“后真相”高达10796次，平均每天12次，比美国人每天洗手的次数（10次）还要多。从来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如此无所顾忌地造谣，这凸显了另类空间中传统的主流话语合法性彻底失效。特朗普等右翼政客则充分利用“政治化妆”（political span）的技巧操纵事实和舆论，从中获取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其次，另类空间的信息传播机制依赖公众的群体盲从，而非集体智慧

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大都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无法识别专业意见，无法筛选可靠的信息。特别是在数字媒体发展带来信息爆炸的当下，民众的经验和知识已经远远无法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为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提供了操纵舆论的机会。“后真相”政治的出现，也说明了智媒时代政治传播生态的“变异”。特朗普和另类媒体都可以轻易地用编造的事实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某种特定情绪吸引民众的关注。由于事实核查的成本过高，受众没有能力和精力有效地去进行事实查验；民众缺乏较高的媒介和信息素养，也使得他们容易轻信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一切信息。这都为另类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再次，虽然另类空间包含了众多亚文化流派，形成了貌似多元化的“共生文化”机制，但另类空间里广泛传播的信息多受“拟态多信源证实机制”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

这便是数字化传媒生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机制，也是导致各种假新闻和后真相泛滥的根本原因。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虽然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多元化，但是算法推送和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使得多元化的信息各自偏居一隅，在美国政治舆论中形成了左翼和右翼两个相对独立的“回声室”，更进一步隔绝了对立的政治观点的交锋。

因此，网络化公共领域只能够对“建制”以内的政治传播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但对于另类空间这种反建制、反主流的话语空间，网络化公共领域完全无法解释其内部的机制。新闻框架理论的创始人恩特曼（Entman）等学者在反思另类空间出现以来的政治传播乱象时提出，当前的政治传播已经处于“破碎的民主”（fractured democracy）之中，一些新的角色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颠覆了传统政治传播的基本准则。他提出了社会政治信息流动中存在着五个重要的新数字化“泵阀”：平台、算法、数字化分析、意识形态媒体和破坏者。

平台使得精英可以绕过媒体机构直接与公众联系，这使得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获得了大规模接触选民并绕过主流媒体影响舆论的机会；算法和数字化分析则为信息的复杂流动和精确匹配提供了技术支持，另类空间的言论能够借助算法迅速被推送到对此感兴趣的民众那里；以福克斯新闻和“布莱巴特新闻网”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媒体通常忽视客观性，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分割和两极分化；诸如数字黑客、“假新闻”制造者和社交媒体机器人等破坏者则利用技术“制造”舆论，影响公众对于“意见气候”的认知。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这几年的政治传播实践，逐渐证明了这套新的传播系统的成熟。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布莱巴特新闻网比CNN获得了更多的流量，只有14%的共和党支持者信任主流媒体，而在2002年这一数值约为50%。借助平台、算法、意识形态媒体和“网络机器人”（bots），美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建立了一整套内容生产和传播系统，将新闻框架传播给对事实没有过高期待，但充斥着民粹主义情绪的那部分选民手中。特朗普所邀请参与“峰会”的那些网红，就是这一套政治传播系统的受益者。

在这样的媒体生态和传播环境中，网络化公共领域的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本克勒所期待的“传播共同体”的“同侪生产”可能在最后演变成为主流媒体与另类空间、左翼精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在线上和线下的分隔与对抗。这些都严重地威胁到传统的制度化的新闻业和政治传播，进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效性造成破坏。恩特曼警示新闻业关注那些尚未被另类空间卷入的主流媒体受众，防止他们受到极端化信息的影响而放弃传统媒体。

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已经撰文警告西方社会，互联网正在逐渐演变成为“分裂网”（splinternet），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群都有可能借助政治和资本的力量割据一方，打破互联网建立时所提倡和追求的互联互通的价值。而在大选之后，《时代》周刊将2016年的年度人物颁发给特朗普的同时，将这一期的杂志主题定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以表达大选对于美国社会和主流价值观的割裂。从“分裂网”到“分裂国”，西方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危机逐渐从虚拟社群流向了现实社会，但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无力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从近些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政治传播实践来看，这是其政治意识形态和媒介生态积重难返、痼疾难治的必然结果。此次白宫社交媒体“峰会”也不过是为这样趋势增添了一个新的注脚。它代表的是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欧洲文化想象”面临内爆和崩塌的一个缩影。在“分裂网”上是否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化公共领域”？这种虚拟“公共领域”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改变当前政治传播的分裂态势？这都是留给西方政界和媒体界一系列充满挑战而又前景不明的问题。

注释

①Rogers, K: White House Hosts Conservative Internet Activists at a ‘Social Media Summit’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1/us/politics/white-house-social-media-summit.html, 2019年7月11日

②Smith, A.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 Companies, https://www.pewinternet.org/2018/06/28/public-attitudes-toward-technology-companies/, 2018年7月28日

③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Presidential Social Media Summi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ial-social-media-summit/, 2019年7月11日

④Allcott H, Gentzkow M.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J], 2017, 31(2): 211-36

⑤Mosseri, A. Working to Stop Misinformation and False News， https://www.facebook.com/facebookmedia/blog/working-to-stop-misinformation-and-false-news, 2017年4月7日

⑥Benkler Y, Faris R, Roberts H, et al. Study: Breitbart-led right-wing media ecosystem altered broader media agenda[J].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17, 3: 2017

⑦Starbird K. Examining the alternative media ecosystem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narratives of mass shooting events on Twitter[C]//Eleven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2017

⑧Pomerantsev P, Weiss M. The menace of unreality: How the Kremlin weaponizes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money[M]. New York: Institute of Modern Russia, 2014

⑨史安斌 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

⑩Benkler Y, Roberts H, Faris R, et al.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networked public sphere: Mapping the SOPA-PIPA debate[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5, 32(4): 594-624

⑪100 days of Trump claim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trump-claims/?utm_term=.4dd92cdb059e，2017年2月21日

⑫Entman R M, Usher N. 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deology, power and 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 298-308

作者简介：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沛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之一史安斌教授）

本文出处：

《青年记者》，2019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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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丽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