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飞|中国青年网络公共表达的动因与呈现—基于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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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下，中国互联网上公共议题涌现，青年公众日常而广泛的公共表达成为网络时代的社会行动。为进一步研究公共表达的行动意向和网络呈现，借助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分类，本文把公共表达行动分为四类。在情感行动中，网络公共表达发生得非常快，几乎与议题产生同步，以简短的情绪化表达为主，情感成为一种动员方式。在传统行动中，网络公共表达体现出遵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话语传统和互联网“部落”化新生成的传统的特征。在工具理性行动中，公众通过公共表达追求个人利益和社会救济；在某些敏感政治议题上进行脱敏隐语表达和戏谑“抖机灵”表达以求安全；同时也会消费热点公共议题来贩卖焦虑以谋私利。在价值理性行动中，产生了追求公共利益、富于社会责任感并且理性表达层次不断深入的表达，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思潮纷乱、价值立场多元和评论区低质量意见过多等原因，这些表达产生后又面临着难以进行再讨论的问题。理解青年的网络公共表达的分类呈现为重新审视网络公共参与和舆论治理提供基础认识。

关键词

网络公共表达；社会行动；韦伯；理想类型

互联网带来了传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网络评论和讨论成为众多严肃的社会政治议题曝光后青年公众选择的参与方式，并成为中国青年进行日常生活的公共行为。公共表达在互联网时代的性质需要重新审视，它不再是青年公众使用网络时的偶尔消遣或漫无目的的随意浏览，而是自觉地通过网络发布信息，了解政治社会新闻并进行评论，发出自己的意见和声音的主动性行为。青年群体借助自媒体积极介入和影响公共生活，“媒介化生存”已成为新的“在世”方式，狭窄的政治参与范围转向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这种网络公共参与形态有了“生活化政治”（life politics）、“另类政治”（new politics、alternative  politics）等称谓[1][2]。

参与网络公共表达的用户是受教育且掌握着前沿数字媒体技术的14～35岁的年轻群体。他们虽然对于传统的参与方式反应冷漠[3]，却在网络议题上显示出了较高的参与度和话题讨论度，探寻个体与社会和时代的深层联结。他们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和多元诉求，生活压力感大，社会心态又“丧”又“佛。”

网络公共表达是指公众通过网络生产、传播、评论、讨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公共性议题的行为。公共表达与讨论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包括发布议题、回复与评论，在微博、知乎、微信公众号发帖论述等，表达形式也不仅局限于文字，还包括表情包、动态图、视频、漫画等等。公共表达按照呈现形态来说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以“条”呈现的公共表达，这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第二，“聚类”的集合公共表达有其广泛的相似性，在集群行动中的特殊性需要特别关注。第三，拿任一演化为网络事件的案例来说，所有关于此议题的每个个体的回复和讨论足以形成一个整体公共表达文本。

现阶段，学界对于公共表达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能够明晰网络公共表达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第一，网络舆论和舆情。有影响力的舆论事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公共表达先于舆论而产生，是形成舆论的萌芽。弥散状态的网络言论有凝合成舆论的可能，但大多数网络表达只是孤立的散点状态。本文试图对公共表达进行广谱观察，力图还原出公共表达原初的朴素面貌，并对其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探幽。第二，非理性表达、情绪性表达。比如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上的全新表达形态，情绪在网络集合行为中的作用机制等议题。但显然，公共表达不仅仅有着情绪化表达的一面，理性的表达和讨论同样存在于网络空间，并在意见市场的涤荡中得以显明。第三，网络话语研究。这主要是指网络话语修辞、话语传播机制，如对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的研究。这是把网络公共表达加以拆解，重新组合，以观察其细腻、丰富的语词形态和文化再生产状况。这是公共表达中的无数个细小的点和面，公共表达需要被当作一个整体行动来审察。

一、作为社会行动的网络公共表达的“理想类型”

青年群体的网络公共表达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参与行为的虚拟复刻，它重新塑造了一个网络景观，依托于社会现实但独立于现实社会的交往规范和规则。网络技术的运用、青年自我展现和表达的需求、独特的公共参与体制政策，这些都对公共表达带来新的面貌。借助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可以把青年公共表达定义为网络时代的社会行动，并根据“理性类型”对其进行类别划分，以把握青年网络公共表达的类型特点和行动逻辑。

1. 作为网络社会行动的公共表达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把社会行动作为观察和理解社会的出发点。社会行动成为链接个人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理解行动者的行动意向、动机和情感，可以得知行动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社会行动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行动何以生成，从而实现个人社会行动的微观视角与宏观社会的勾连，继而对社会文化、制度、秩序进行解释。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判定基于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和目的，二是行动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4]。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网络公共表达具有社会行动的性质。

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关注个体，认为自主性为人类尊严之源[5]，强调行动中的个人意图与自我选择。行动者意识到了他人的意向，行动具有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行动才是“社会”的。由此观之，青年网络公共表达具有鲜明的个体自主性。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观意义与社会和他人发生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展开社会行动的前提，这决定了行动的动机和正当性的赋予，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情、合理或合法的依据。公共表达的主体是个体，参与方式是网络发帖和评论，行动预期是与他者和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行动结果会导致社会观念的更新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具体来说，互联网场域本身具有公共性，互联网是具有公共交流和信息交换性质的空间。发生在这个场域中的信息传播、知识传播、意见表达先验地具有了向外界传递、与他人交流的特性。公共议题是面向公众的政治社会议题，具有覆盖面广、普遍传播的效力。针对公共议题的发言可以被可能的任何个人看到，面向所有人开放。公共表达的意义在于互动和共享知识与见解。在公共表达中形成了共享的符号意向，并用来丰富网络社会的文化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扩散和传递方式，人人都能发出声音的现状已经深刻改变了当代社会公共参与的格局。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社会的组织与结构方式，是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6]。网络公共表达已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力量，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话语是个体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7]，话语权即是表达权，表达权就是对公共事物进行参与的行动权。互联网上的社会行动存系于公共表达与讨论的展开。青年群体网络公共表达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和意见发布，同时逐渐成为公众常态化的网络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实践，映射了网络时代意见表达环境和权利实践图景。通过对网络公共表达动机、意图、情感等的考察，能够探究表达的价值取向和深层心理动因，以及表达在网络时代的社会实践意义。

2. 网络公共表达的“理想类型”

关于如何实现对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进行理解，韦伯认为这需要借助“理想类型”才能讨论。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典型特征和共性规律，使得研究对象有某些典型性可供比较分析。它提供一定的标准，突出和放大某一类特征，进行概念化分类，方便测量和识别，是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工具。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有四类：情感行动、传统行动、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是由感觉、激情、情感决定的行动，强调即时的情绪状态，以喜怒哀乐作为行动依据。传统行动遵从文化习俗和约定俗成，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对习惯的继承和传统的延续。工具理性行动是指“计算和预测后果来实现目的的行为”[8]，从实现既定目标出发，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取得最大效率而采取的行动，遵循自利原则。价值理性行动是指“相信特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论后果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为”[9]。它是从特定目的实现必要性出发，确定该目的符合社会的普适性价值，追求伦理价值和社会公益，注重道德和信念的行动。

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可以迁移研究其他社会问题，并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和观察视角。本文拟采用这四种“理想类型”来分析网络时代公共表达的生成逻辑和行动特征。现实情况是公共表达的动机和逻辑是杂糅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理性与非理性，只有遵循“理想类型”的分析方式，才能看清不同行动逻辑下的作用机制与表达效果。类型的划分并非刻意简化，这反而是洞察网民行动复杂性的前提。

“理性化”是这个分类体系的核心，由此分为理性行动（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理性的行为建立在逻辑思考基础上，要求对议题经过一定的思考和判断，深思熟虑做出行动。而非理性的行动更加冲动，是自发产生的下意识行为，由即时的情绪、惯习所决定。同时如前文所述，个体的自主性是网络公共表达产生的前提。行动是自主实施的，行动方式是自由选择的，公共表达就是连接个人和社会的纽带。公共表达的生产者是个人，对内容生产具有主动权，能够决定该表达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公共价值。因此公共表达可以分为个人取向和公共取向两个方向。个人取向以自我为主，重在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表达始终关心自己的感受和利益，而公共取向则有更多的社会关怀和公益价值。公共表达的公共取向有社群共有、协作表达的特征，比如维基百科的运作模式和知乎专业回答的集体呈现；同样体现在知识和传统的集体生产上，比如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传播，具有较强的参与和贡献性质。个人性和公共性解释了每个个体的公共表达为了什么目的，出发点是什么。因此，在本文中，个人取向—公共取向维度、理性—非理性维度在公共表达中交叉结合，形成四个象限，来囊括网络公共表达行动逻辑的“理想类型。”

二、情感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

青年公众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进入公共空间，他们在使用“情感”来建构公共表达。情感式表达表现为公众在情感的驱动下非常快速地表达意见，同时夹杂大量的私人情感。情感成为公众广泛采用的叙事方式，通过情感共鸣来实现更多人的关注和扩散，从而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1. 快速的情绪化反应

信息量超载导致网络议题快速更新，一个热点问题很难得到持续关注，青年公众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其他议题所吸引。“网络信息的瞬息万变和漫无边际，使任何个体在信息的汪洋中都难以保持‘恒定’。网民很难对信息进行精读和反思，更谈不上‘沉思默想’”[10]。超文本平台提供随机的、跳跃的浏览阅读模式，给予读者极大的选择自由和切换自由，普通公众对公共议题进行快速浏览和翻阅，留下简单的一句话评论，表示“已阅”，并迅速投入到下一个目标之中。通常议题在产生后的一分钟以内就会有回复与评价。这个时间差基本不足以看完议题的全部文字信息或视频信息，更不用说去了解关于议题的其他补充信息。这样的公共表达观点简单分散、在问题的浅表层次徘徊，“直接而未深入”[11]。此外，公共表达还受到处于评论区前列的最赞评论的影响，越早发布的评论越容易获得网民的点赞和认同。这体现了网络表达中随声附和的现象，后来者的评论语气和态度倾向于与已存在的评论一致。同时青年公众根据自己的瞬时反应做出倾向性判断，往往感情色彩浓厚，情感倾向明确，用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极化思维来加以评判、表明立场，对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较少关注。

公共表达中的情绪以焦虑、愤怒、同情为主。根据舆情报告显示，当前中国互联网中引发公众热议的是社会民生类事件，公众对平等、公平、正义等诉求最为强烈[12]。社会民生问题直接涉及收入、住房、就业、教育、物价、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政府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此类议题往往与大多数青年群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青年群体身份代入感强，由人及己，在公共表达中经常流露出对弱者的同情、对自身的焦虑和对社会的不满。网络上涉及此类议题的新闻能够迅速地获得关注，从而使青年公众的私人情感进入公共领域，给互联网议题的表达带来情绪化的呈现，激烈的负面情绪流露更加显著[13]。焦虑、愤怒和同情是最为显著的情绪。焦虑是相对开放的情绪， 引发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对问题的学习、对搜索的兴趣和表达的欲望[14]。焦虑情绪带来的影响是公众更愿意去表达想法，参与议题的讨论[15]。愤怒是较为封闭的负面情绪，是单纯的泄愤、咒骂、谴责等，是当前中国在线新闻跟帖评论中最突出的负面情绪，导致网络评论中暴戾之气盛行[16]。同情较多体现为报道事件的叙事框架，营造悲痛的气氛，塑造苦难者的形象，从而实现公众对他者的感同身受。同情也是强有力的促进网络评论和表达的情感[17]。总之，碎片化的信息，拼图式的印象，瞬时的情感反应，让青年公众难以做出逻辑缜密、思考审慎和层次清晰的回复。

2. 作为动员方式的情感表达

个人和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情感作为网络表达的行动策略和动员方式，以期通过悲情叙事、情感共鸣等方式来获取关注和认同。所谓情感动员，本质上就是网民之间的情感互动与交流，唤起公众类似的情感经历并激发参与热情。若以行动参与者的情感视角来探查公共议题的生成、转化、发酵、扩散历程，会发现网络事件并非遵循理性策划的逻辑，而是情感动员的逻辑，并构成“转型中国的互联网特色景观”[18]。情感动员中产生扩散效应的基础在于道德、伦理和情感，而不是事实真相和是非曲直。事实上，网络事件基本上都在力图触发公众的某种情感，以情感形成动员框架是成本最低、社会合力效应最大的抗争方式，甚至表现为“依势抗争”“以死相争”的决绝心态，愤怒、悲情构成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19]。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斗争的驱动力[20]。“悲情抗争”“情绪共振”成为理解网络事件中情感动员机制时富有解释力的概念。抗争主体通过塑造悲情苦难的形象，使用表示感叹、反问、极端程度的字符，选择引发公众“同情”与“愤怒”的情感框架形成叙事，利用情绪“感染”和“共鸣”寻找潜在支持者，从而收获个体抗争背后的群体支撑。

同情和愤怒框架主要作用于前期的公众情感激发中，塑造身份认同才是情感维持更为重要的因素。通过在议题中强化当事者的弱势群体身份，强调事件双方的身份特征和对立关系，使公众在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穷与富的身份对立中自觉代入。公众同情苦难者的遭遇，是源于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构建起身份对立的冲突，制造“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区隔。通过塑造关于“我们”的想象，形成了情感共同体[21]。在涉及医患关系、警民关系、官民关系的议题中这种身份塑造尤为常见，构建弱者身份的话语表达易于唤起网民的情感震撼，建立“我们”“共同关注” 的情感在场感。以情感联结的共同体的形成完成舆论造势的步骤，推动了议题发展进程。情感叙事框架由于其操作便利、性价比高得到普遍采用，同时也得到了媒介情绪偏好特性的加持。

媒介在传播负面情绪上推波助澜。学者们发现了媒介对于情绪传播的偏好效应，有无情绪、有什么样的情绪，其在媒介中的传播和散布，是具有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的。负面情绪更容易得到传播。拿新浪社会新闻来说，评论中愤怒情绪数量最多，且愤怒情绪是主导情绪时，各情绪的分布具有朝向愤怒的更显著的集中性和偏倚性[22]。微博负面情绪越强烈，其被评论转发的数量越多[23]。另有国外研究同样证实，包含有情感信息的发帖比没有包含情感信息的发帖会获得更多的转发量[24]，负面情绪较高的Twitter事件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参与[25]。情感叙事框架与媒介情绪偏好一拍即合，网络表达空间中情感表达占据着中心地位，情感逻辑是根本性的逻辑[26]。

三、传统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

如同网络公共表达受到情感驱动，它同样受到了传统观念和惯习的影响，这是深藏在头脑之中的惯性表达。所谓传统，并不是不可描述的集体无意识，而是需要不断学习和践行，不断地在社会建构中加以强化和习得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抵抗侵略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观念，和互联网时代媒介的使用形成的网络交往规范和行为守则，这两种新旧传统相互交织，为青年群体的公共表达带来新的形态。

1. 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进行的公共表达

网络公共表达中体现最多和最显眼的传统观念就是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观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但这两种观念往往混杂在一起，民族主义高涨之时也是爱国主义情怀上升的时刻[27]。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需要不断“再生产”[28]，民族危机时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后，公众产生了失落感和不安情绪[29]，需要重新构建依附和认同，进行“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30]，这对于塑造国家认同和热爱有重要作用。

网络民族主义集体行动是网络时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播的最佳案例，为个体的认同提供了强烈而丰富的情感资源。首先，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31]，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动员、组织、口号、标语、身份建构，在网络民族主义的潮流中这些表现形式依旧被保留下来。以“帝吧出征Facebook”为例，它的“武器”是各种表情包，包括八荣八耻、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七子之歌、“中华美食”图片等，这种集体参与的网络狂欢对青年网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其次，公众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确认爱国意识和民族身份，“情感”在仪式中得到增强，个体的情感在仪式互动中转变为集体情感，并有可能转变为长期情感。通过网络的集聚和放大，民族主义与网络集合行为极易产生化学反应，个人表达形成规模化的聚合联动，产生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欢腾[32]，这种情感具有道德光环和集体正确性质，对于唤起公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强化共同信念有重要作用，并最终形成一种道德的结构性力量。再次，网络集体的民族主义行动得到了上层的默许，官媒跟进保驾护航，并把一些亲体制的网络话语进行收编[33]，如“你兔”“给力”等，制造亲民姿态以维护爱国主义观念的生产。

中国网络公共表达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体现为两种形态的复合：由被侵略历史而产生的受害者情结和改革开放国家富强后的胜利者姿态。受害者情结体现为对他国不义行为的谴责和抵制，从1999年的“强国论坛”开始，到“反对南海仲裁”“谴责佳士得兽首拍卖案”“抵制日货”等事件，都体现出公众对国家从革命、抗战到建国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的感知和对侵犯中国国家利益行为的仇恨。国家和民族成为我们对内和对外的身份定位，并在公众心里形成情感投射。这种表达往往表现为线上线下联动，线上的抗议会落实到具体实际行动。如“谴责佳士得兽首拍卖案”，网民先在网络联合签名抵制，后国外华人游行示威抗议拍卖，甚至参与兽首拍卖现场，高价拍下兽首。胜利者姿态体现为对于国家富强的自豪，对经济发展不如大陆的台湾、香港和韩国体现出的高姿态。由于“占中”和“萨德”事件，大陆游客去香港和韩国旅游人次减少，导致当地市场颓靡经济下滑，公众对此事一面兴奋于国人的购买力一面嘲讽着“叫你嚣张。”

2. 以网络“部落化”话语传统进行的公共表达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由于社会中层组织缺乏，网络的虚拟时空缺乏在场和联结，加深了青年群体的孤独感。为摆脱对孤独的恐惧，他们愿意以独立和自由换取与外部力量的结合，这就是“逃避自由”的心理冲动。青年倾向于寻找和自己喜好和观念相近的他人，在网络上因为某个议题或兴趣交流聚集，形成了共享知识和文化的群体。而顺从和效仿是维系群体的需要，也是保持群内归属感的需要，于是进入了麦克卢汉所谓的“再部落化”阶段[34]，互联网小圈子新的仪式和传统由此发展起来。他们有自己的“图腾”和符号，如内涵段子车友自称“段友”，有专属的“一长两短”鸣笛，“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等暗号。还有特制的标签（tag）、代称、黑话来塑造亚文化圈子，以示区别。网络语言是由使用者在交往环境中逐渐形成的。高度开放的交际环境下语言要具有形态上的吸引力，因此用简单的数字、字母取代文字，用表情符号表达感情，用表情包进行沟通。网络公众热衷于追随网络的潮流，对 “抖机灵”和表情包这种诙谐调侃的表达方式进行模仿扩散。这是一种米姆式（meme）传播，是由用户主动生产、再创造的，能够短时间内迅速在全社会中流行开来。“老铁”“666”等话语和“我不会轻易狗带（go die）”系列夸张表情包成为强势米姆，迅速蹿红网络[35]。网民针对流行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热点等内容迅速创造出表情包和流行语，如针对“红黄蓝事件”创作出的三种颜色表情包、扎针表情包；或故意仿效人们熟知的语句、语风或篇章结构，比如常见 “淘宝体”“甄嬛体”的文风，“厉害了word哥”“只有我一个觉得……”句式；还有某几个非常热门的表情包的使用，如“金馆长”“姚明”等。这种米姆式“仿拟”修辞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在于事件本身的热度和影响力，它能够从形态与内容等多个层面触动起网民的情感共鸣，把这种“仿拟”修辞改造之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些“能指”优势迁移至自身的话语符号之中[36]。

青年公众通过使用共同的网络“部落化”新传统能够制造心理的在场感觉，用集体的话语来彼此确证，从而获得归属感。在网络社交和社交礼仪习得中，行为改造的作用不容小觑，群体观点容易夸张极化，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37]。群体带来的规范压力让个体服从于社区的话语表达习惯和规则，带来观点趋同的自发生产。

四、工具理性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

1. 通过网络进行个人利益表达和社会救济

网络平台由于准入门槛低、受众面广的优点，成为公众进行利益表达与社会求助的武器。在网络时代，利益表达话语就是最直接的社会行动。话语通过互联网迅速蔓延，点击率和转发量汇集成舆论，引起轰动效应，带来社会关注。这些公共表达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具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抗争型的政治诉求， 比如劳资矛盾、暴力拆迁、政府不作为等事件；二是求助型的社会救济，如疾病、意外需要救治，寻找失踪儿童等。对前者来说，这是由于制度化的表达通道受阻后的选择，公众希望通过特定的现实事件，引发社会的更多关注，借由舆论造势来形成社会压力，倒逼有关部门解决事件。对后者来说，由于慈善机构信誉受损，社会福利救助不足，相关救济制度缺位，同时网络求助非常简便快捷，公众转向社交平台寻找社会救济和社会支持。由于网络的匿名性造成信息真实度难以核查，“够惨”“够可怜”成为公众施以援手的考量标准，从情感上激荡起公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是 最为直接而深刻的求救方式。于是在这两类个人利益表达中，相同的特点是都通过“悲情叙事”进行情感感染及动员，塑造“弱者”身份，增强救助的道德感，从而建构起发起人与转发支持者和潜在救助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支持信任。

2. 使用隐语或“抖机灵”进行脱敏表达

在中国，某些特定政治议题有定论或者悬置评论，如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基本上没有讨论的空间和余地。对待这些敏感话题和事件，公众正常的表达欲望受到限制，一般从两种路径进行侧面表达。

一是使用隐语进行表达。出于文化交际和自我保护的需要，青年网民会创制一些“网络黑话”来规避敏感词审查，实现话语意义的有效传达。一般隐语会有缩写、简称、代称等，使用中英文字夹杂、连接符、空格、图片，或使用换喻、隐喻、反语、替代等修辞手法，创造出新的所指符号来指向能指，完成意义的转换和构建。这是为了让公共表达能够留存更久的不得已而为之，是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中产生的公共表达方式。这种话语方式较为隐蔽婉转，能够使言论者免受制度的打压，也能够把“非我族类”的人群隔离开来，以保证表达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种“去政治化”表达需要不断更新对敏感词汇的了解，更新意义指代词库。这是一种高语境化的传播方式，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内化的文化思维[38]。高语境化要求公众对背景信息的了解和对表达方式的习得，需要大量的传播实践操作才能逐渐形成。

二是从侧面入手“抖机灵”或发表情包以表达态度。通常表达点到为止的揶揄、会心一笑的嘲讽或隐隐绰绰的不满。像“北京雾霾”“北京暴雨”事件产生了非常多的网络段子和表情包。再比如“鸿茅药酒”事件中，微博热评为“罚酒三杯，先干为敬”或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喝了鸿茅”等等。这种表达方式是由网民在传播中集体造就的。青年公众通过段子、表情包的方式和幽默、自黑的心态来婉转表达态度，躲避正面评论带来的风险，避免“被跨省”“请喝茶”，同时获得了发泄的满足。这种表达充满着“内涵”，并以一种戏谑的表达和“你懂的”的语气完成对官方政治话语的意义消解和反抗。

3. 出于私利消费公共议题的公共表达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事实和真相的重要性被态度和观点所取代。新闻的真相难以把握，公众对事实和数据的解读越来越不一。真理衰退（truth decay）导致人们对事件带来的情绪的消费超过了事实本身。按照福柯的说法，公共场所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权力会因为受到“注视”或 “凝视”而进行再生产和再分配。因此，人人都自称是了解真相的专家，用发自肺腑的情感来评论新闻吸引读者[39]。“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成为一种文体， 某些自媒体反复消费公众的焦虑。他们看准时机跟进社会热点，选择事实进行添油加醋，或者干脆添上些“替代事实”（alternative facts）来作为噱头，甚至是“消费死者”，吃“人血馒头”，就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炮制一篇“10万+”爆款文章，在文章中切中公众普遍焦虑的共鸣心理来赚取眼球以引流变现。这是一种以伤害事实和真相为代价的功利性的公共表达。它纯粹是出于私利的目的，迎合受众，甚至不惜制造虚假信息来赚取利益。

五、价值理性行动中的公共表达

遵循价值理性的公共表达同样存在于网络公共表达空间。一类是为了公共利益进行的公共表达，比如环境保护、公益慈善、救助失学儿童、免费午餐计划等等。这类表达意图传递公益理念，推动公益目标的实现。一类是针对各类公共议题，知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上经过专业认证的博主进行的严肃讨论。这些博主多为意见领袖，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理论水平，或者是具有某一专业领域知识。价值理性的公共表达的发展层次和再讨论环节各有其特殊性， 需要加以说明。

1. 整体的公共表达文本的理性层次不断深入

在议题刚刚产生的时候，大多数公共表达出于情感而显得直白简单。随着越来越多的意见出现，理性的讨论有了增长。这种“先情后理”的表达变化常常出现在网络公共议题的讨论之中[40]。网民有想看到理性解读、客观分析的愿望，而不仅仅让公共讨论停留在情绪发泄的阶段。而且，到了理性讨论阶段后，大家的理性讨论也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慢慢形成完备的、可能立场不同且互相反对的理性意见。以“女生乘坐滴滴顺风车被害”事件为例，大多数公共表达一开始是谴责车主和滴滴公司的监管不严，而后发展到告诫女性要注意保护自己，最后反思“社会要女性自我保护”的命题，认为这是对受害者的求全责备，因为根本无法实现完全的自我保护。实际案例显示出很多侵害事件发生在白天、家里、有家属陪伴，甚至有报警，但都无法改变侵害发生的事实。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这个社会对于女性安全教育的观念，以及要从制度上惩戒侵害女性、歧视女性的行为。这个由情到理，再到不同的理性思考相互辩论讨论的过程，体现了网络公共议题产生后公共表达的发展层次，“从关注事实到关注原因，再到关注问责，进而转向事故的整改层面，网络表达呈现出一定的内在逻辑性”[41]，最终能走向合作和理解。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对韦伯的 ‘合理性’概念的‘主体间性’的补充，指出人们通过合理性的沟通可能达成协调行动，取得新的共识”[42]。通过观点市场各种意见的交锋和辩论，真理会得到自动修正，还原出事情的本真。公共领域以对话和交流为载体，倡导自由、开放、平等、宽容的表达，促进公共理性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公共德行和公共智慧，实现表达个体在交往中的理解。

2. 价值理性的公共表达的再讨论环节难以展开

涉及价值取向类的议题时，理性的公共讨论出现后，后续的再讨论过程受到两方面的限制。第一，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存在着价值理性的纷争、文化立场的多元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这种网络喧哗来源于历史，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本具有先天性的不足，网络公共表达的纷争只不过是这种分化的折射[43]。公众彼此从出发点就是对立的，缺少对问题的思辨，难以理性讨论，甚至是达到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加上社会结构不断转型带来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群体极化差异加深，大家站在各自的立场讲话，网络的匿名和强调团体认同会加深这种观点极化[44]。网络水军、“理中客”的存在搅乱价值立场，普通公众难以辨明谁更加有理。有价值的认真讨论很难被广大公众看到，从而难以产生正本清源的影响力。第二，评论区“杠精”出没，导致理性的公共表达者疲于应对，避之不及。“杠精”是指故意曲解博主原意，抬杠成瘾的人。互联网的匿名给了“杠精”放纵不羁、言论出格的机会，不用害怕被孤立，有更少的限制和更多的表达自由[45]。“当用户在论坛讨论中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写回复时（不仅仅是点击网站上的一个按钮），他们更倾向于不同意现有的观点，因为人们倾向于在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表达时说出一些‘不同’的意见”[46]。杠精型评论并不真正关心事实，往往是与主题无关或故意曲解、违背逻辑的。“杠精”五花八门地解读博主的言论，模糊主题，带偏讨论的焦点，无法让讨论集中到最重要的议题上面。面对互联网上众说纷纭的观点和神出鬼没的“杠精”，理性的公共表达者往往心力交瘁。根据对理性讨论公共议题的答主的访谈发现，他们无暇应对自己评论区的反对意见和“杠精”评论，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杠精”，对这些无价值的反对意见会进行拉黑删除，或者选择采取预防性措施，讨论时先小心翼翼地表达中立立场，如说明“一个看法，不一定对”，以降低“杠精”反对的可能。这种情况使他们认为在自己的账号下发表意见是属于自我领域内的行为，有不同意见可以另开帖子和账号发表，不要在他的评论区里发言。（根据笔者对来自知乎、豆瓣的七位公共议题回答者的访谈整理而来。）这些避免遭遇 “杠精”的心理成本和在偏离主题的事实上的解释导致理性观点的讨论受到挤压，难以产生有质量的理性辩论。

六、结  论

本文以青年的网络公共表达为研究对象，试图对网络公共表达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探索。网络公共表达是公众广泛参与政治、社会等公共议题时发布信息、评论与讨论的社会行动。青年网络公共表达行动已经是日常公共参与生活中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可以促进自我实现的自由选择和行动权力正在成为新的政治核心”[47]。

现实情况下就某一网络公共议题的公共表达案例来说，四类行动逻辑肯定是杂糅的、复合的，因为每个个体对此议题公共表达的动机不同，但就单条公共表达和集合的公共表达而言，可以分辨出其单一的行动逻辑。就整体公共表达文本来说，可以看出其由浅入深、由情及理的发展层次。可见，情绪和传统行动逻辑一般早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行动逻辑。这也符合公众认识事实理解事实的规律。但是在后真相时代，在一波波的热点议题的攻势下，这个路径不一定以出于价值理性的思考为结束，也许还未到达早已结束，也许还会继续反转和发酵。

本文借助韦伯对于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的分类，从四种行动类型对网络公共表达的行动意向和网络呈现进行分析阐释。就当代中国复杂的国情社情而言，“理性”表达与“非理性”表达的复合程度可能远超想象。网民的公共表达动机非常复杂，面对这种极其复杂的认识对象，我们很难照实完整描述或把握，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深入洞察网络公共表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韦伯的理论在网络公共表达领域仍具有解释力和操作性。通过行动分类来认识与解读公共表达的意向和呈现构成我们洞悉与理解网络万象的一个基础性前提，从而实现对网络公共表达新的认知和诠释。青年网络公共表达具有观望、围观、解构和抗争的行动意义。网络带来的“赋权”携带着对抗使命，网络围观同样是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介入方式[48]。但公共表达仍然受到来自国家、政党、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体现为更低的政治倾向性、更高的娱乐导向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商业力量、娱乐文化和全民社交在网络空间的介入和盛行[49]。

同时理解青年的网络公共表达类型，可以为引导和规范网络环境提供治理思路。不同类型的网络公共表达需要分类对待。对于情感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澄清事实、沟通意见、表态解决应为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对于传统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有关部门应以引导为主、适度收编、加以利用。对于工具理性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相关单位应该联合市场作用机制和社会监督，完善利益表达渠道，制定自媒体账号的主体表达规范。对于价值理性行动中的网络公共表达，首先应该为此保留畅通的看法发酵和观点汇 聚的时间和空间，让意见市场的积淀和升级自发作用，同时对无意义的“杠精”“水军”等账号加以管理。这样不仅能够保障公众表达的权利，又能因地制宜进行回应和疏通。网络舆论治理应该走出一味靠 “删帖”“封号”等强制手段维护网络秩序的困局，发挥网络作为意见表达和沟通渠道的天然优势。网络公共表达反映的是我们对社会的认识，是社会生态的写照，体现了社会观念、秩序、文化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表达。面对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互联网环境，对于公共表达仍需要继续研究与关注。

引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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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飞，: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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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书寒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叶可惠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