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胡宇 | 极化与裂变：法国政治传播生态的现状与趋势
| 作者：史安斌 胡宇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期间，脸书（Facebook）等社交平台因其在政治动员和散播假新闻方面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及其所发挥的瞬时威力而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逐的战场。自此以后，社交媒体以何种方式侵蚀民主体制，获得了怎样的传播效果，这些议题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议题，但实际上，由社交媒体掀起的虚假信息风暴横扫了从英国首都伦敦到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几乎所有投票站，并由此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导入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社交媒体对民主政治体制机制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性？换言之，社交平台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何种不同的角色？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和英国无疑成为焦点，但对其他国家的关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弥补这一缺憾，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共媒体中心（MIT Center for Civic Media）的学者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关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后该国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变化与发展趋势，并于近期发布了研究报告。本文以此为起点，重点聚焦社交媒体对法国政治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演进趋势，引入“比较媒介研究”（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的视角，将法国与美国的状况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更为深入地探究不同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社交媒体与政治传播之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与多样性，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镜鉴。
数字媒体时代 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
与许多西方国家相似，在这个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 为特征的历史节点，法国的民主机制在网络社会和数字媒体迅速崛起的汹涌浪潮下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信任风险，传统新闻机构则首当其冲。根据2017年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法国媒体的国民信任度在欧洲国家中排名居于倒数之列，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相信本国媒体的报道。与本国代议制政府一样面临不信任危机的法国媒体，在数字时代正遭遇四个方面的严重考验：传统赢利模式遭遇挫折；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代替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媒介融合引发激烈竞争；网络意见领袖消解了传统媒体话语权。简言之，传统媒体机构与新兴媒介平台之间的冲突和交融建构出了一种横跨线上线下、处于剧烈波动中的新型传播生态。
在充斥着对媒体的质疑与不信任之声的社会背景下，蓄意误导的假新闻和似是而非的后真相充斥着信息舆论场，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危机的症候所在。在长期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从业者的生存和工作环境每况愈下，许多一线记者时常要忍受肢体冲突和设备破坏之苦。2019年2月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厄尔巴索（El Paso）的BBC摄像记者报道特朗普集会遇袭事件便是一个引发舆论关注的典型案例。除了生理层面的攻击，语言和心理暴力也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标配”，新闻记者常常受到“网络喷子”（Trolls）的骚扰和恫吓，这些喷子言论的病毒式传播在网络社区引发了极大的愤慨。在一些西方国家，新闻记者被执政精英所规训，或慑于压力向政治权力卑躬屈膝，并因此遭到民众的普遍批评，认为新闻媒体未能践行代表公意、监督权力的职责使命。法国《十字报》（La Croix）2018年实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68%的受访法国民众称，他们根本不相信新闻媒体能免受政党的影响独立运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均坚持认为，在当下社会的情势下，公众对新闻业怀有强烈的质疑和不满，此类负面情绪在脸书、推特（Twitter）等社交平台上逐渐发展成一种压倒性的态势。
不同于英美等国家，主流媒体作为“民主之盾” 的功能在法国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认为，民主制度下的新闻界应当发挥“反作用力”，即通过对权势阶层和利益集团施加舆论压力确保善政得以实施，并指出自1848年“二月革命”起，法国媒体就已经开始承担这样的使命了。然而，学术界倡导的新闻媒体对权力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功能在民众当中一直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针对法国民众的调查显示，仅有28%的受访者认同新闻媒体对于维持法国社会的正常运转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比例在参与受访的八国民众的认同度数据中是最低的。相比于将新闻媒体的“第四权力论”奉为圭臬的美英等国，绝大多数法国民众并不认为新闻媒体是运转有序的民主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使得数字时代的法国传统媒体机构要面临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
纵向极化的法国媒介生态
在传统新闻媒体遭遇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社交平台的蓬勃兴起也加剧了法国社会的“极化”。但如果将法国与美国的状况做一对比，也会发现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媒介生态变化的不同轨迹。
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Berkman Klein）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公共媒体中心联手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政治传播生态的演变进行了专项研究，相关成果于2017年春公布。研究显示，近年来美国政治传播生态的演变迅速而剧烈。政治光谱上保守派媒体的重心显著右移，而自由派左翼媒体的立场则变得相对温和。左右翼媒体在美国媒体版图上的对垒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左右对垒的格局又是非对称的。有影响力的左翼媒体或多或少囊括了一些政治光谱上的“中左”以至于中间势力，有影响力的右翼媒体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党派立场。“中左”与“极右”成为美国媒体政治光谱上的两大集簇。这种媒体间的对垒与其所代表的机构或政治人物之间的对峙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许多新闻议题上针锋相对，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之间的“怒怼”。
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极化趋势愈演愈烈。学界用“宣传反馈回路” (propaganda feedback loop)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一趋势。这种“回路”机制造成了传者和受者的自我印证和强化，从而阻断了持有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社群之间进行对话的有效通道，导致了维系民主体制的根基遭到严重侵蚀。一些原本发表于极端主义站点的低可见度不实信息，通过高知名度政治人物的“策略性洗白”和“反常放大”并借助于社交平台引起公众关注，引发了“病毒式”传播，进而对传统主流媒体产生“牵拉”效果——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带节奏”效应。例如，美国极右翼新闻网站“每日传讯”（Daily Caller）的一则报道经由美国大选期间烜赫一时的布雷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转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影响，进而影响了福克斯新闻台关于同题新闻的报道策略，最终连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并且高度精英化的《纽约时报》也被迫出面回应，令激进民粹媒体“每日传讯”秉持的理念成功跻身主流舆论场。在这一“媒介间议程设置”的过程中，布雷巴特新闻网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布雷巴特新闻网在非法移民等议题上的“带节奏”效应大大加剧了福克斯新闻台的右倾程度。由此可见，社交平台的兴起进一步撕裂了原本就存在政见对立的美国媒体版图，并使这种左右对立朝着一种偏离中心的不平衡状态发展。
2017年是法国大选年。法美两国学术机构的联合研究发现，法国媒介生态中同样存在极化现象，但是迥异于美国媒体版图所呈现的面貌。法国媒体更多展现出一种民粹与精英相对立的法式“纵向极化”，而非“中左”与“极右”相对立的美式“横向极化”。
在法国的媒介生态中，研究者并未发现类似布雷巴特新闻网这样的具有“牵拉”主流媒体议题设置和编辑方针的强大中介变量，法国主流媒体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媒体均未表现出极化趋势，这是因为主流媒体抗拒这种激进化的趋向。不仅如此，法国主流媒体还特别强调内部整合与团结一致，具体表现为左右翼精英媒体可以放下政见分歧互相引用，由此产生的“锚定”（anchoring）效果使得法国媒介生态中并未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但是，法国精英媒体鲜少引用非主流民粹媒体的报道，无论立场相近与否；并且始终对外围媒体进入主流圈层的努力抱有警惕和敌意。
一些传统新闻媒体机构还联合组建了事实核查团队，有效强化和提升了协同抗击假新闻和后真相的能力。在大选期间，数家大报大刊的新闻采编部合力参与到名为“交叉检验”（Cross Check）的事实核查项目中，第一时间澄清有关选情的各种流言，在主流舆论场构筑起针对虚假信息和政治谣言的“防波堤”，也成功起到为建制派候选人马克龙“保驾护航”的效果，避免了极右翼政党候选人当选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社交媒体的发展在法国也并未造成类似美国的“宣传反馈回路”，并非因为法国没有那种热衷于在社交平台“搬弄是非”、为民粹小报“鼓与呼”的公众人物，而是因为这些知名人物的意见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波澜，主流媒体的编辑对于是否引用也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这就导致民粹派的声音鲜有机会传入主流舆论场，也因此引发体制内外媒体关系的持续紧张。众多体制外媒体人士认为，目前主流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忧虑，这些自认为民众代言人却又总是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建制外媒体日益转向反体制、反精英的民粹立场，法国媒介生态由此呈现出“两个舆论场”二元对立的纵向极化格局。
法兰西媒介生态的结构模式
为了更好地解析法国媒介生态的结构模式，法美联合研究小组对法国媒体之间的互相引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依据引用模式的差异，可将法国媒体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集群，分别是核心媒体（Core media）、周边媒体（Ring media）、卫星媒体（Satellite media）和利基媒体（Niche media）。
核心媒体指的是那些被其他所有类型的媒体广泛引用、自身却甚少引用其他媒体消息的媒体集群，是法国媒介生态中的主要信息来源。核心媒体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超中心媒体（The Hypercenter）与中心媒体（The Central Media）两大子类。超中心媒体由法国主要全国性日报（《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回声报》等）、主要广播电视频道（法国新闻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欧洲广播一台等）和主流新闻类杂志（《快报》《新观察家》《观点》等）聚合而成，还包括一些主要区域性日报（《法兰西西部报》《巴黎人报》等）、著名流行文化类杂志（Grazia, Jean-Marc Morandini等）和有广泛影响的线上新闻网站（Atlantico.fr等）。中心媒体则由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线上和线下媒体构成，包括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或宗教色彩的全国性日报（《人道报》《十字报》等）、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新闻网站（Les Jours, Mediacite?s等）、关注特定议题的专业性杂志（《科学与未来》《左派文艺》《国际通讯》《足球俱乐部》等）和拥有众多读者的实用工具类杂志（Canard PC等）。
周边媒体指的是那些频繁引用核心媒体消息，自身也偶尔被核心媒体引用的媒体集群，内部又有右翼与左翼之分。右翼周边媒体包含了少量比法国传统右翼媒体更激进的媒体，这些媒体捍卫保守派（Valeurs actuelles等）或自由派（Contrepoints等）的核心价值；这一子类还包括一些在法国颇具影响的极右翼媒体（如fdesouche.fr），和一些外国媒体在法国的分支机构（Sputnik, RT France等）。左翼周边媒体包含了范围广泛的左派网站，这些网站定位为更为激进独立的“左翼中的左翼”，对与政府合作的“社会主义左翼”持批判态度，具体包括宣扬这一意识形态的传统出版物（如《法国世界外交杂志》）、鼓吹“另类世界主义”（Altermondialism）的左翼媒体（Bastamag, Rue89 Lyon, Paul Jorion等）和支持社会运动的另类媒体（Rebellyon, La Horde, Fakir等）。
卫星媒体指的是那些广泛引用其他媒体报道，却从不被其他媒体转引的媒体集群，进一步可分为反主流媒体和极右翼媒体两类，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色彩。反主流媒体对当前在法国居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精英在公众面前隐匿了应当披露的真实信息，试图通过同时支持极左翼与极右翼人士的激进立场达到向公众揭露被隐藏的事实的目的。尽管此类媒体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左右两极，但他们所宣扬的都是神秘主义的“阴谋论”。这类媒体鼓吹当今世界被全球性的秘密结社组织（如共济会）所操控，反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其中一些媒体具有反伊斯兰色彩（如《法国人的法国》），或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宣扬“神秘医学”等伪科学观点。这一集群中的极右翼媒体，囊括了从旧有传统媒体（如Radio Courtoisie）到新近设立的众多新闻网站（如reinformation.tv），还包括一些奉行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媒体（如Dreuz）。
利基媒体主要指一部分以集群内部相互转引为主要引用模式的地方性报纸和专业性杂志（L’Envoi du Nord, Le Courrier de l’Ouest, Marie Claire等），一些实用生活类媒体（Top Du Net, Astuces de Femmes等）也在此列。显然，这类媒体在新闻舆论场中的影响力是比较薄弱的。
“黄背心运动”中的法国媒体
始于2018年11月的“黄背心运动”（The Yellow Vests movement），是法国中下层民众为抗议马克龙政府加征燃油税政策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总计达数十万人参与，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其间不乏打砸抢烧活动和激烈的警民冲突，是法国巴黎50年来发生的最严重骚乱。不同类型的法国媒体对“黄背心运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报道方针，印证了法国媒介生态二元对立的纵向极化趋势。
法美联合研究组对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2月6日391家法国媒体的64,936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传统主流媒体迟至2018年11月12日——28万法国民众大游行前五天——才开始关注这一运动的发展。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这场社会运动的种子早已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广为传布，比如一则控诉政府税收政策的视频作品《马克龙先生》（《Mr. Macron》）在脸书上爆红，但主流媒体完全无视了这些危机信号，等它们开始注意到运动的发展时，形势早已风起云涌，民众的愤怒已处于爆发的前夜，法国精英媒体错失了“社会预警”的机会。民众自发组织的社会政治运动，因为长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在法国的舆论场长时间得不到关注。法国的地方性媒体也只在全国性媒体开始关注这一运动之后才开始有关报道，这一实证发现再次显示了法国媒介生态的中心化程度，以及全国性媒体在塑造公众议程上的强大力量。
文本分析显示，此一阶段法国媒体对“黄背心运动”的报道集中呈现为若干中心话题，如话题“交叉路口的障碍物”（Roundabouts blockings）关注示威民众堵塞路口的行动，关联词有“交通”“车辆”“游行”“集会”“示威”等；话题“巴黎之外的示威”（Demonstrations outside Paris）关注发生在南特、卡昂、鲁昂、波尔多和马赛等地的示威活动；话题“警察执法与打压”（Policing and repression）关注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及警察驱散人群的行动；话题“示威者的诉求”（Values of the Yellow Vests）与“人民”“劳工阶级”“乡村”“民主”“权力”“分裂”“批判”“革命”等词汇相联系；话题“全国大讨论”（Great National Debate）包含“公民倡议”“讨论”“中间团体”等关键词；话题“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Public policies and social issues）关注税收政策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话题“马克龙政府”（Macron and the government）旨在展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和总理府马提翁宫对“黄背心运动”的态度。
在报道重点的选择上，不同类型媒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地方性日报关注这一运动对当地的影响，报道的主题有“交叉路口的障碍物”“巴黎之外的示威”“警察执法与打压”等，而“示威者的诉求”“全国大讨论”等主题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显而易见，地方媒体的报道框架是经过小心翼翼选择的，植根于当地实际和示威运动的现实影响。相比之下，核心媒体集群中的超中心媒体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相对比较宏观的层面和较为宏大的主题，其报道的主题有“马克龙政府”“巴黎城内的示威与暴力”“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等，“示威者的诉求”“交叉路口的障碍物”等议题则被忽视，这些媒体的报道更关注“黄背心运动”的政治后果而较少关注示威者上街游行的原因。此外，左、右翼周边媒体以及反主流、极右翼卫星媒体均特别关注“示威者的诉求”“全国大讨论”等议题，“交叉路口的障碍物”“巴黎之外的示威”等运动中的具体事件则被忽略。
通过对上述三种框架的比对，可以发现，在新闻舆论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超中心媒体未能深度挖掘“黄背心运动”发生发展背后的社会、民意和区位因素。由极右翼媒体和反主流媒体构成的卫星媒体集群对“黄背心运动”的报道更关注参与者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相比之下，核心媒体的报道更关注运动本身对公共秩序和法国政局的影响。“黄背心运动”参与者的诉求在法国核心媒体中无迹可寻，这很好地解释了“黄背心”们不喜欢、不信任核心媒体，却天然亲近“卫星媒体”的原因。这一发现同样有助于理解法国核心媒体在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前长期忽视“黄背心运动”的原因，其未能认真对待运动的发生，最终也忽视了运动向激进化方向的演变。
总体而论，法国媒介生态中同样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媒体极化现象，但是不同于美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分野，法国媒体的极化是以“精英-民粹”的对立方式纵向展开的。社交媒体的发展尽管加剧了法国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度，但是并未在政治选举中造成美国式的严重撕裂，这主要是由于法国的核心媒体集群在整个媒体版图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克服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主动加强团结，合力维护现存的政治文化结构，如法国精英媒体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协力“围剿”假新闻和后真相的努力，这也是法国没有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因“黑天鹅”出现而导致政治力量“大洗牌”、参政议政规则被大幅改写的主要原因。
但是，法国媒体生态“纵向极化”趋势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规避社会危机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以核心媒体为主导的媒介生态，并不是恒久不变的超稳定结构，主流精英媒体对底层民众利益诉求的长期忽视，不仅导致了卫星媒体等建制外媒体的蔓生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黄背心运动”激变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的诱因之一。当这种“无中心”“无领袖”的数字化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曾经牢牢把控话语权的法国核心媒体由于在关键议题上“失语”而被迅速“边缘化”，在比美国和英国更为激进和暴力的街头政治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这个教训也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在社交媒体时代民粹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卫星媒体进一步壮大的背景下，法国媒介生态的极化与裂变趋势是否会愈演愈烈，法国政府和核心媒体能否有所作为，从而维系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是摆在法国政府、媒体和公众面前的紧迫课题。
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之一：史安斌教授）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胡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青年记者》，2019年1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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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振娇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叶可慧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