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 语境与机理：公共舆论的理论分析
| 作者：张涛甫
摘要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群体在面对特定社会情境所做出的集体反应。公共舆论的机理幽微且复杂，探寻公共舆论机理，有时候难度极大。本文将公共舆论放在民主和非民主两大社会语境中加以考量，在理论上揭示舆论机理。考量不同社会语境的公共舆论机理，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不同的权力品级，则会形成不同的公共舆论环境，并对民主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语境；机理；公共舆论；权力
舆论是社会的产物，因有公共交往才能有公共舆论。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对社会现象或者公共活动所产生的态度、看法，进入社会交往领域，汇聚成社会舆论。舆论处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是介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群体意识。社会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语境，离开社会这一大背景，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内部世界就是人的态度、情绪、观念和信念的聚合体，是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反应。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是十分微妙的。舆论从人心而来，来自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它是社会主体的思想呼吸或情绪表达。舆论的神经末梢延伸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这些神经末梢则分布在一个个无法精确描述的个体上，来自于他们隐秘难测的心理。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变幻莫测，要精确测绘出舆论的微细循环并揭示舆论演变的精微机理十分困难。
舆论范畴及其分析维度
舆论是社会群体在面对特定社会情境所做出的集体反应，因此说，舆论是个体在集体语境下意见和态度的“公分母”。关于舆论的复杂机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有精彩的描述与分析。在他看来，舆论的复杂性在于处于舆论场中的人群心理的复杂多变。他认为，个体在群体中，其思想独立性就难以坚守。单一个体可能是理性的，对事情可能有比较清醒的判断。但个体一旦落入群体，被抛到某一集体情境中，其理性和经验往往就容易被动摇。“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的确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1］孤立的人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的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会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与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了豪杰。［2］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生动描述，揭示了社会舆论的内在机理。这种对群体心理的宏观描述，有助于理解公共舆论的深层机理。
公共舆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这个概念的产生受到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公共舆论被认为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这个时期，公共舆论的神奇威力在启蒙神话中有时被推到了极高的程度。甚至有人认为：舆论之光即是启蒙之光。但是，公共舆论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被赋予了较浓的激进色彩，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舆论在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中其力量被空前夸大。柏克曾经这样描述18世纪后期的法国：“公共舆论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表征，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构成形式”。［3］在法国大革命中，公共舆论往往被推到“人民”“公意”的高度加以强调。不仅法国是这样，在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也都基本如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舆论，因受激进思潮所染，带有较浓的非理性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公共舆论往是集荒唐、软弱、偏见、良莠杂陈的情绪、固执以及报刊上的断章取义于一体。黑格尔对公共舆论的缺点也作出类似批评：“在公共舆论身上集中尊敬和鄙视”。托克维尔在他的《美国式民主》一书里对美国民主中公共舆论的潜在危险提出尖锐的批评。而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也批评公共舆论是暗淡时刻的“集体中庸”。［4］
对舆论作出评价，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看：一是舆论的向度（direction），是指舆论所包含满意或者不满的某种情感、情绪的品质。比如对某项公共政策，一部分人赞成，但是也有另一部分人不赞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态度代表了舆论上的分歧，代表不同方向的舆论指向；二是舆论的强度（intensity），是指感情、态度的强烈程度。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反应特别强烈，而另一部分人反应不太强烈，反应的程度不同。此外，强度也是对某一组织忠诚度的考量。比如对某一党派忠诚度的考察，舆论强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5］三是舆论的稳定性（stability），是指一个人对一个问题有一个稳定的回答。只是针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在一个舆论场中一个人对于特定的主题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回答，稳定性指的是对一种回答的坚持。四是舆论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指在一个舆论场中一个组织内部舆论的一致程度。［6］
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公共舆论有了较为稳定的载体。大众媒介的迅速崛起，不仅仅在技术上给公共舆论的运转提高了物质性的支撑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渐渐制度化成为大众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基础构件。离开了大众传媒的支撑，公共舆论难以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力量。
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舆论的运行机制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时间、空间内的舆论环境往往存在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文化传统悬殊等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舆论内容与形式的差别。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在不同社会阶段，舆论表现与特征是不同的。
民主框架下的公共舆论
在民主体制之下，公共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罗素说：“人民的意愿是统治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有建立在人民意愿之上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所有的非民主统治形式都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强制性掠夺的基础上”。民主要求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确保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利。权利在民，但如何把这种理念落实在现实社会中，则需要制度的“脚手架”来保障。所谓的人民意愿，通常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舆论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可见，公共舆论在民主体制中被放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在民主社会，公共舆论被视为人民意愿的表现，人民的声音借助公共舆论外显于社会，反映对公共生活的要求。如果执政者能够顺应民意，反映人民的意愿，即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反之，则会失去民心，难以获得人民的认同。民主体制实际上改变了单向度的统治方式，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吸纳社会民众的意愿，扩大政治参与，从而构建统治合法性基础。
在民主政治中，存在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柏克认为，人民作为主人，就是把他们的愿望和问题表达出来，而作为管理专家的领导则受权设计方案，提供解决“药方”，解决问题。柏克认为，虽然权利在民，人民作为主人，但他们的意见并不一定是理性、可取的。李普曼也持有类似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信息和兴趣对所有问题发表看法，如果一味尊重这样的舆论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7］这种精英主义政治的源头是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 20 世纪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对这种精英主义的政治理念还是很谨慎的。平民主义者则怀疑精英政治的可靠性。权力被少数精英掌控，不能让人放心，权力若不置于民众的监视之下，失去监督，即易滋生腐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深度介入及其民主技术的提高，平民主义政治理念在民主社会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进和实践。民意调查在民主政治中的推广，使得民主政治能够比较广泛地体现与吸纳民众意愿，扩大了民主的政治参与，而投票选举制度技术的进步，较好地形成了公共舆论与民主政治的互动机制。
作为一个过程的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其演变机制是很复杂的。布里斯（Bryce）将公共舆论过程的流程概括为：事件、变动或政策——个人的自发性情绪——人际传播或进入大众媒介——思考、判断或者言论——舆论表达——交换言论或辩论——结晶、动员进入“稳定群体”——个人、群体或组织行动——反应系统、公共政策。［8］公共舆论的整个流程存在许多环节。从社会事件发展到个人对这一变动所产生的反映，再到个人意见汇聚成公共舆论，最后由公共舆论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行为乃至公共政策。在每一环节中都存在复杂的微循环。从整个过程看，在民主社会中，公共舆论的循环是在这三大环节中流动的：社会——媒体——政府。舆论来自于社会，经过媒体管道形成公共意向，最后输入到政治议程。民主制度所走的路程正好也是公共舆论的流程。或者说，公共舆论把民主运转起来，公共舆论伴随民主制度运作的过程。
布里斯（Bryce）为公共舆论过程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麦克卢德（Jack Mcleod）、潘忠党等人在吸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共舆论的内在机理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民主社会中的公共舆论过程的内在机制。［9］针对公共舆论过程，他们提出了四种关系框架理论进行细致分析。他们认为，在公共舆论过程中，存在这样四种关系：
一是“微观与微观”层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解释舆论的形式、变化和表达的认知和影响过程，揭示了个人对所发生事件的心理反应。“风起于萍末之微”。公共舆论往往是从最具体的人和事起步的。公共舆论的滔天巨浪如果没有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意见、情绪所形成的巨大合力，是不可能形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意见都可以进入公共视野的，绝大多数的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入公共舆论视野形成公共舆论的。这中间涉及到复杂的社会认知问题。社会心理学在揭示社会舆论的微观机制上被派上了用场。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的态度、兴趣、动机以及情感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对特定事物的看法。
二是“宏观与宏观”层面的关系。主要研究的是有关公共舆论、公共政策问题，以及大众媒体在二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民主社会中，公共政策、政府行为需要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公共舆论与公共政策、政府行为之间，需要有媒体把双方连接起来来。公共政策、政府行为通过大众媒介获得认同，或者经过公共讨论之后，进入实际运作过程。公共舆论、媒体议程与政府议程三者在方向上一致。如果不能趋于一致，公共政策、政府行为背离了公共意愿，就难以运作下去。
三是“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关系。主要关注组织或者群体中的成员比如说政治领袖、媒体、竞选候选人如何对舆论场中的具体个体施加影响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影响过程。
第四种层面的关系主要解释个体态度、倾向如何汇聚成公共舆论的过程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down-top）的影响过程。在民主社会中，在理论上假设人人在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这个假设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不平等在社会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10］不过，作为理论模型，只能是抓大放小，揭示一般层面的原理，忽视问题的特殊性。
第三与第四种关系属于交叉过程（cross-level process）。比如，在媒体或者意见领袖的影响之下，宏观层面的过程可能会直接进入微观过程；反之，属于微观层面的意见、舆论也可能直接进入宏观层面。比如个人言论、局部舆论可以经过媒体管道直接进入宏观层面的过程。
麦克卢德、潘忠党等人关于民主社会公共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有助于解释民主社会公共舆论的内在机制，他们设计了一个简洁、有说服力的公共舆论关系模型。
非民主语境下的公共舆论
非民主社会语境下的公共舆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权威政治体制下的公共舆论；二是极权政治体制下的公共舆论。
克瑞司皮（Irving Crespi）认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包括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比如既包括传统社会中君主、贵族统治体制，也包括20世纪出现的不同形式的非集权化的军人与政治独裁统治制度。不同形式的权威政治体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不同的表现：诸如会对异见政治保持一定限度的容忍、政治上尽可能对平民进行动员、官僚结构、统治精英构成、魅力型领导、历史传统等。有的权威体制是革命型的，而有的则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11］从历史层面来看，权威体制可分为中世纪的权威体制与20世纪的权威体制。在西方中世纪权威体制下，集体舆论是被严格限制的。在那些危险的、有挑战的群体性舆论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之前，往往会被击碎。但在权威政治精英的内部可能会出现意见上分歧的。比如会出现宫廷言论（court opinion）这样的舆论形态，但是这种言论形式也仅被限制在小范围的政治精英层面。在20 世纪权威体制之下，军人独裁的权威体制也可能容忍政治异见，甚至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早期，也出现独立于墨索里尼意志的军队、教堂以及大企业等等相对独立的组织。［12］虽然权威体制拒绝集体舆论参与统治过程，但它们还是认可集体舆论的存在及其潜在意义。
极权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是由法西斯主义发明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政体，是指把整个社会围困在国家机器之中，整个社会都被政治化了，私生活领域即便还存在，它们也肯定……是在这种状态下存在：它们所勉强忍受着的统治，随时都可能以某种理由对它们加以控制、抢夺甚至取消。一切皆属于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国家。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政治是一个国家把群众社会吞噬掉的庞大的政治兵营。［13］
极权体制与权威体制在不少地方是相似的，比如，将政治领导权限制在少数精英手中，压制不满，用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等。但是，他们在对待集体舆论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权威体制对集体舆论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除非到了危机状态，而且认为不与权威体制对立的人即被动的支持者；但极权体制不同，它积极控制哪怕一点点明显的风吹草动，认为不参与者就是对立的表现。极权体制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与权威，包括经济和社会空间，消弭国家与社会界限。［14］在极权体制之下，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集体舆论，媒体也是被严格控制在极权者手中，民众不允许有任何异见与不满。因此，在这一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
权力与公共舆论
史蒂文·卢克斯认为，如果 A 让B 做了 A 想做而 B 原本不想选择去做的事，那么A就是在对B行使了权力。换句话说，权力是一种让某个人做他原本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史蒂文·卢克斯并认为，权力有三张“面孔”：其一，它可能含有影响决策的能力；其二，它可能反映在左右政治议程因而阻止决策的能力上；其三，它可以采取通过操纵人们的观念和偏好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这样一种形式。［15］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的权力品级有三种：一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力；二是靠财富建立起来的权力；三是靠知识建立起来的权力。暴力或者胁迫的弱点就在于缺乏弹性，只能用来处罚，也只能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比较起来，财富可带来中级品质的权力；而最高品质的权力则来自知识的运用。［16］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可能是集权型的，也有可能是权威型；依靠财富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可能是权威体制，也有可能是有限民主体制；而依靠知识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显然则需要民主体制来支撑。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正处在“权力转移期”。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结构正从原先较低的权力品质进入了较高的品质。在催生知识型权力结构方面，新的媒体系统是权力转移的催化剂。［17］以托夫勒的观点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舆论模式，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暴力型权力控制下的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往往得不到真正实现，暴力政治的维护恰恰是要以控制、打压公共舆论为基础的。在这种权力主宰之下，民众的声音不是遭到抑制，就是被视而不见。统治者往往忌惮政治异见的出现。暴力权力是不需要从民意中获得合法性证明的。其合法性要么就是暴力本身，要么就是声称“神授”；财富型权力具有比较强烈的扩张冲动，在利益驱动之下，财富型权力的扩张需要扩大社会基础，吸纳更多社会民众的参与，必须对舆论有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扩大民主基础，让民众有机会参与公共讨论，扩大政治参与。因此财富型权力体制下的社会舆论有了发育的可能，有可能产生比较成熟的公共舆论环境；知识型的权力体制对于知识、信息资源的强调是空前的。知识、信息流动才能发挥效益。因此，在知识型权力结构中，民主应是题中之义，公共舆论自然不可缺少，且有比较充分的公共讨论，民主的制度保证，才能实现知识权力的巩固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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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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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rving Crespi（1997）：The Public Opinion Process：How the People Spea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 London，pp104-105。
[15].安德鲁•海伍德编：《政治理论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 页。
[16].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 年，第11 页。
[17].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 年，第220 页。
作者简介：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
《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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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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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叶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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