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 | 媒介使用与民众政治支持: 面向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证分析

| 作者：王菁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民众对国际政治议题的高度关注, 为探讨特定事件下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以及假定影响对该关系的作用, 对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郑州等城市的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中美贸易摩擦的媒介使用显著影响了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 非官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正面效应, 西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均具有负面效应, 假定影响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美国人假定影响、自我假定影响、其他中国民众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朋友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新闻报道下, 中国民众认知的媒体效果对个体的政治态度发生作用, 这种作用既包括对正面信息的确认作用, 也包括对负面信息的纠偏作用。

关键词

 媒介使用; 政治支持; 假定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几经起伏, 媒体报道关注度持续加深。置身于当前媒介化的政治环境中, 民众对政治输出的感知依赖于媒介信息所传达的政治内容。那么, 民众的媒介使用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政治支持, 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

政治支持理论的开创者伊斯顿区分了政治支持的二元维度: 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 普遍支持指公民对政体倡导的基本价值以及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支持态度; 特定支持是衡量一个人对现行具体政策和政府政绩满意程度的态度。①特定支持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民众对权威当局政策制定及政策输出的评价, 忽视了国际环境重大变局对民众外交政策特定支持的影响研究。当前, 中国外交战略进入新时代, 既要坚持和平与发展, 也要在构建总体稳定大国关系框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等诸多方面有新的拓展。②从 2018 年开始, 中国民众通过新闻阅读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各方面走向, 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新闻往往登上头条, 阅读量上千万。那么, 对中美贸易摩擦特定问题的媒介使用是否会影响民众的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 如外交战略支持) , 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之二。

媒介影响民众心理的效果理论中有两种路径: 一是直接效果理论; 二是间接效果理论, 包括第三人效果、假定影响模型。假定影响主要指假定他人会受到媒体的影响这一信念作用于自我的态度或行为。③中国民众在媒介使用时, 往往会接触官方媒体、 非官方媒体和西方媒体, 这些媒体包括各种类型和倾向的新闻报道, 受众在接触新闻报道时可能通过预估他者受到某类新闻的影响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在复杂的媒介接触和政治支持中, 假定效应模型能够尝试解释两者的因果关系。只是目前关于政治支持的研究中媒介使用和假定影响对政治支持作用的影响研究并不多见。那么,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和对美国受众的影响?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对其他中国受众的影响? 这些假定影响将如何作用于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 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二、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

随着媒介多元化的发展, 媒介使用逐渐成为分析政治支持来源的新兴研究途径。国外研究早期主要聚焦媒介类型对政治支持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许多学者都持有视频媒体破坏了政治信任的观点。④也有学者证明了特定新闻报道对政治支持具有启动效应, 影响韩国民众对卢武铉总统领导能力和可信度的评估, 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政党的支持。⑤

对中国的研究集中在媒介信息渠道与政治支持的关系方面。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 中国民众已经不会单纯以官方媒体作为政治信息主要渠道⑥, 那些接触互联网较少的民众要比接触互联网多的民众更加支持政府的政策, 因为互联网为中国网民提供了与官方媒体并不一样的政治信息报道。⑦马得勇和王丽娜的研究表明非官方媒体使用与政治支持则呈现 “U” 型变化, 即非官方媒体信息接触量达到一定峰值, 网民的政治支持反而会升高。⑧

中国网民的西方媒体接触是否会影响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支持程度也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一般观点认为接触西方媒体越多, 对中国的不满倾向会增加, 进而减弱政治支持。但是黄海峰和叶遥远的实验研究却反驳了这一观点, 中国民众在选择性地接触西方媒体关于西方政治经济状况的报道后, 反而会纠正他们故有的对西方美化的印象,于是他们会更加支持中国国内政策。⑨

基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媒介使用与民众政治支持关系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基础, 但是, 对中国媒介使用与特定政治支持的关系研究还比较缺乏。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一般分为官方媒介使用、非官方媒介使用和西方媒介使用, 不同内容的媒介使用对民众的政治心理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H1: 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1a: 中国民众官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H1b: 中国民众非官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

H1c: 中国民众西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

研究假设 H2: 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2a: 中国民众官方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H2b: 中国民众非官方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

H2c: 中国民众西方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

( 二) 假定影响作为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的中介变量

假定影响理论是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传播学者古特尔和斯托瑞( Gunther & Storey) 于2003 年正式提出的。假定影响不依赖于自我与他人的感知差异, 而是直接建立在感知媒体对其他人影响与自我行为之间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基础上。⑩

假定影响发生作用会经历四个步骤。首先, 个人接触媒体并形成基本的信息感, 称为自我媒体接触; 其次, 个人假设媒体消息被呈现给广大受众, 从自我媒体接触转变为感知到的他人媒体接触; 再次, 个人确定其他人将受到媒体内容的影响, 即他人媒体接触导致效应假设; 最后, 个人根据他人的假设反应调整自我态度和行为反应。这四个步骤构成了一个因果链: 自我媒体接触—他人媒体接触感知—推测对他人的影响—( 自己) 行为。⑪在假定影响模型中, 自我媒体接触是模型的前提条件, 自己的政治行为是模型的结果, 假定影响是媒介接触和政治行为的中介过程。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假定影响能够作用于受众从而形成政治行为的具体行动, 其中政治支持是主要的政治行为后果之一, 包括对共同体合法性的普遍支持和特定政策的支持。在普遍支持上, 假定影响的作用以政治投票、 社会疏离等方式表现, 如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族裔认为媒体报道制造了以色列人心中阿拉伯社区的负面形象, 于是他们会选择退出以色列的社会生活。⑫关于特定支持的研究表明, 中国人普遍相信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对美国人的中国印象影响很大, 为了改变这种负面中国形象, 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国加大全球传播力度。⑬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相关新闻频繁使用对于进一步了解假定影响模型下中国民众媒介使用和政治支持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研究场域。基于此, 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H3: 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对假定影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研究假设 H4: 假定影响在中国民众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 H5: 假定影响在中国民众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 一) 研究程序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主要采用线下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对象是 18 岁以上的中国公民。线下实地调查的调研范围包括北京、 郑州、 成都、 上海、 广州、 贵州 6 个大城市, 每个城市派驻 2 名调查员从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20 日进行随机问卷调查, 每个城市实际发放300 份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1251 份, 有效回收率是 69. 5% 。网络调查是从 2018 年 12 月到 2019 年 3 月 15 日, 主要在问卷网平台发放问卷, 吸引网民自愿填答, 并且通过同学、 朋友宣传推广, 共收集 700 多份问卷, 剔除无效和随意作答问卷,共得到网络有效问卷 594 份。这样一共得到有效问卷 1845 份, 样本个人情况分布如表 1 所示。

(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政治支持, 主要借鉴陈捷⑭、郑振清等人⑮关于政治支持的测量以及最近中国外交战略的报道及论述⑯, 设计了 13 个方面的问题测量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问题的答案分为: ( 1) 完全不认同; ( 2) 比较不认同; ( 3) 差不多; ( 4) 比较认同; ( 5) 非常认同。这 13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934, 表明其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用主成分法进行 因 子 分 析, 最 大 方 差 法 旋 转, 显 示 KMO 值 达 到0. 93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7170. 455( 自由度为 78) 达显著, 适合做因子分析。⑰从中提取两个因子, 分别为 “普遍支持因子” 和 “特定支持因子” 。普遍支持因子项目包括 8 个项目: ( S1) 我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 S2) 作为一名中国人, 感到很自豪; ( S3) 坚决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 S4) 要抛弃 “佛系” 生活, 努力奋斗; ( S5) 中美贸易战是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转折点,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机遇与危机; ( S6) 中国必须加大对外合作,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 S7) 中国媒体还应加大对中国国际问题的关注和深度分析; ( S8) 国家应加大创新政策的力度, 否则还是会被美国制约。特定支持因子包括 5 个项目: ( S9) 中国的技术发展必须自力更生, 国际合作靠不住; ( S10) 中国要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 ; ( S11) 中国要增强国际形象塑造; ( S12) 中国在国际地位上还应有更大举措和提升; ( S13) 仍然要警惕国外敌对势力。普遍支持因子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934, 特定支持因子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791, 说明这两个因子的信度水平都较高。根据这两个因子各项目的因子负载, 本研究的普遍支持因子指数 = S1* 0. 910 + S2* 0. 897 + S3* 0. 831 + S4* 0. 777 + S5* 0. 764 + S6* 0. 746 + S7* 0. 705 + S8* 0. 532; 特定支持因子指数 = S9* 0. 693 + S10* 0. 693 + S11* 0. 643 + S12* 0. 637 + S13* 0. 482。普遍支持因子均值平均数为 3. 42, 得分率为 68. 4% ; 特定支持因子均值平均数为 3. 172, 得分率为 63. 44% 。这意味着, 多数被调查的中国民众持有较高的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 其中普遍支持稍高于外交战略方面的特定支持。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指媒介使用。媒介使用参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 问卷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问卷, 设置9 个项目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 最大方差法旋转, 显示 KMO 值达到 0. 767,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4542. 570( 自由度为 36) 达显著, 适合做因子分析。提炼出三个因子: 西方媒介使用因子、 中国非官方媒介使用因子和中国官方媒介使用因子, 三个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比为 64. 371% 。各因子项目、解释方差率如表 2 所示。问题答案按照李克特五度设计, 分别为: ( 1) 几乎没有; ( 2) 偶尔; ( 3) 经常; ( 4) 比较频繁; ( 5) 非常频繁。这三个因子的各个项目分别加总后得到各个因子指数。

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指假定影响。假定影响变量主要根据古特尔和斯托瑞⑱、 科恩和茨法蒂( Jonathan Cohen &Yariv Tsfati)⑲的测量题项, 分为美国人假定影响、自我假定影响、其他中国民众假定影响、朋友假定影响。美国人假定影响包括两个题项: ( 1 )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会受到美国媒体的影响吗?” ( 2 ) “美国人关于美中贸易摩擦的看法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 自我假定影响包括两个题项: ( 1 ) “在多大程度上, 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中国媒体的影响” ; ( 2 ) “在多大程度上, 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 。其他中国民众假定影响包括两个题项: ( 1) “您认为中国民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中国媒体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 ( 2 ) “您认为中国民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 。朋友假定影响包括两个题项: ( 1 ) “您认为您的朋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中国媒体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 ( 2 ) “您认为您的朋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点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程度是怎样的?” 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分别为: ( 1) 完全不受影响; ( 2) 不受影响; ( 3) 一般; ( 4) 比较受影响; ( 5) 非常受影响。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已有研究中提到的人口特征,即年龄、 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社会心理距离。年龄是定序变量, 18—35 岁( 青年) = 1, 36—60( 中年) = 2, 60 岁以上 =3。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 小学及以下 = 1, 中学=2, 大专及本科 = 3, 硕士及以上 = 4。家庭收入是定序变量, 低收入( 10 万元以下) = 1; 中等收入( 10 万元—100 万元) =2; 高收入( 100 万元以上) = 3。政治面貌是否党员( 党员 =1, 非党员 =0) , 社会心理距离( 与美国文化差异大 =1, 差异小 =0) 都是虚拟变量。

四、 研究发现和分析

( 一) 假定影响的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分析影响假定影响的因素, 假定影响是因变量, 分为美国人假定影响、 自我假定影响、 其他中国民众假定影响、 朋友假定影响四个方面; 自变量是媒介使用, 分为中国官方媒介使用、 中国非官方媒介使用和西方媒介使用三个子变量; 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收入、社会心理距离是控制变量。在影响假定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中, 首先分析控制变量对假定影响的作用, 分别为模型 A1、A2、A3、A4; 然后加入媒介使用三个子变量分别为模型 B1、B2、B3、B4。

结果如表 3 所示, 自变量媒介使用对假定影响比较显著, 模型 B1、B2、B3、B4 调整后的 R2比只有控制变量的 A1、A2、A3、A4 调整后的 R2分别增加 1. 8% ,1. 1% , 1. 6% , 0. 8% ( p 皆 < 0. 001) 。其中, 西方媒介使用对美国人假定影响( beta = - 0. 151, p < 0. 001) 、自我假定影响( beta = - . 113, p < 0. 001) 、其他民众假定影响( beta = -. 117, p <0. 001) 、朋友假定影响( beta = -. 080, p < 0. 001) 均影响显著, 呈负相关, 即西方媒介使用越多, 调查对象越不认为他人或自己会受到媒体影响。中国非官方媒介使用对朋友假定影响显著( beta = 0. 064, p < 0. 001) , 即中国非官方媒介使用程度越高, 越认为自己的朋友会受到媒体影响。研究假设 H3 得到验证。控制变量方面, 年龄对美国人假定影响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年龄对自我假定影响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即使加入自变量也比较稳健, 即年龄越大越认为美国人对中美贸易认知会受到西方媒体影响, 年龄越小越认为自己会受到媒体影响。教育程度对美国人假定影响、自我假定影响、其他民众假定影响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且加入自变量后影响作用更明显,即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美国人、自我、其他中国民众会受到媒体影响。经济收入对自我假定影响、 其他民众假定影响和朋友假定影响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且经济收入对自我假定影响的作用是加入自变量后才显著起来。社会心理距离对其他民众假定影响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对朋友假定影响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即认为与美国文化社会差距越大, 越认为其他中国民众会受到媒体影响, 但却不认为朋友会受到媒体影响。政治面貌对于假定影响没有任何显著预测作用。

( 二) 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 假定影响的中介作用

本文根据温忠麟等学者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的步骤, 考察假定影响在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⑳具体而言: ( 1) 检验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得到回归系数 c; ( 2) 检验媒介使用对假定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得到回归系数 a; ( 3) 检验媒介使用、 假定影响同时进入回归时对政治支持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得到回归系数 c'和 b, 此时如果 a、 b、 c 都显著, c'不显著, 说明假定影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 a、b、 c、 c'都显著说明假定影响起部分中介效应。

由于政治支持分为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 因此分别检验假定影响在媒介使用与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中介效应( 如表 4) 。在表 3 中已经分析并显示媒介使用对假定影响具有显著影响, 因此在此表 4 中主要检验步骤 1、 3。媒介使用的三个因子、假定影响的四个方面是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是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收入、 社会心理距离。模型 C1 和 D1 是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C2 和 D2 在模型 C1 和 D1 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介使用三个子变量, 以检验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的影响。模型 C3 和 D3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假定影响四个子变量, 以检验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的影响。模型 C4 和 D4 在C2 和 D2 基础上增加假定影响四个子变量, 以检验假定影响在媒介使用和政治支持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可以发现: 

(1) 控制变量对政治支持影响显著。政治面貌、社会心理距离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都有正面作用。但年龄、 教育程度、 经济收入系数不显著, 表明这三个变量对政治支持并无显著影响。

(2) 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影响呈现复杂态势。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西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均具有负面效应( p 均 < 0. 001) 。经常接触西方媒体的受众普遍支持要低于不经常接触西方媒体的受众, 研究假设 H1c 得到验证。中国非官方媒介使用对普遍支持具有正面效应, 对特定支持不具有影响, 即经常接触中国非官方媒体的受众普遍支持度更高, 但在特定支持方面与不经常接触中国非官方媒体的受众没有显著差别。研究假设 H1b、 H2b 均未得到验证。中国官方媒介使用对政治普遍支持、 特定支持的影响系数都不显著, 表明受众的政治支持度与中国官方媒介使用无关系, 研究假设 H1a、 H2a 均未得到验证。这里的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 H1 和 H2。

(3) 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影响显著, 朋友假定影响对特定支持影响显著。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假定影响的四个子变量对普遍支持均具有显著作用, 其中美国人假定影响( beta = 0. 104, p < 0. 001) 、 自我假定影响( beta = 0. 065, p < 0. 001) 、 其他民众假定影响( beta = 0. 115, p < 0. 001) 对普遍支持具有正面效应, 朋友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具有负面效应( beta = -0. 319, p < 0. 001) 。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自我假定影响( beta =0. 052, p <0. 05) 对特定支持具有正面效应, 朋友假定影响( beta = -0. 163, p <0. 001) 对特定支持具有负面效应。这两列数据结果表明, 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的作用显著高于特定支持, 模型 C3 对因变量的解释率达到了 59. 1% , 模型 D3 只有 19. 8% , 且模型 C3 的拟合系数比模型 C2 高 6. 8% , 模型 D3 拟合系数比模型 D2 高0. 9% , 具体来说美国人假定影响、 其他民众假定影响对特定支持均没有效应。可见, 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的影响程度高于对特定支持的影响程度。

(4) 假定影响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对比模型C4、C2、C3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将媒介使用、 假定影响同时引入普遍支持回归模型时, 假定影响的作用依然显著, 系数显著性均小于 0. 001, 而媒介使用的回归系数也依然稳健。依据中介效应的判断方法, 假定影响主要在西方媒介使用和普遍支持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再对比模型 D4、D2、D3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将媒介使用、假定影响同时引入特定支持回归模型时, 朋友假定影响的作用依然显著( beta = - 0. 169, p < 0. 001) ,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朋友假定影响在西方媒介使用和特定支持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 H4、 H5 得到检验。总体来说, 以上检验过程说明, 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 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假定影响起作用。

五、 结论与讨论

( 一) 结果分析

首先, 本研究通过对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的多种回归检验, 明确了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具有影响作用。非官方 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西方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官方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并不明确。相较而言, 媒介使用对特定支持的影响要低于对普遍支持的影响程度。这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关系的认识, 以往研究对媒介使用类型区分不够细致, 也没有将外交战略支持作为因变量加以分析。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区分了媒介使用, 也将政治支持分为外交战略的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类,同时引入假定影响这个解释变量, 从而拓展了政治支持媒介影响路径的解释模型。

其次, 本研究通过引入假定影响变量, 验证了假定影响在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关系的中介作用。尽管这种中介作用由于不同的媒介使用、 不同假定影响层面会有比较复杂的表现, 但总体来说美国人假定影响、 自我假定影响、 其他民众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唯独朋友假定影响对普遍支持和特定支持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在假定影响理论中, 假定影响发生作用前提是我与他人的社会心理距离, 当人们认为 “他人” 与自己的社会距离越大 , “ 他人” 就属于较容易受到传媒影响的受众，㉑为了 “ 纠正” 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 自我会在政治行为上支持某种政策和制度, 从而抵消负面讯息的影响。而朋友与自己社会距离较小, 个人会认为其受到的影响与自身较为一致, 假定影响的纠正动机就会减弱,从而不会由于假定影响产生强烈的政治支持感。同时,西方媒介使用对假定影响四个变量都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再次确认了接触西方媒体越多的受众越认为媒介对他人和自己的影响较小, 反而接触非官方媒体越多的受众认为媒介对朋友影响很大。人们的主观认知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 “媒介使用者如何解读传媒信息对自己和别人产生的效果, 是媒介效果发生的基点, 也是认知效果理论的精彩之处”㉒。假定影响作为认知效果的新兴理论揭示了在中美贸易摩擦新闻报道环境下, 中国民众认知的媒体效果, 即这些报道对其他人和自己影响的感知、 对个体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对负面信息的纠偏作用, 也包括对正面信息的确认作用。

( 二)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果具有三个方面的实践启示。第一, 媒介使用是影响个体政治支持的重要社会化途径, 融合多种媒介途径进行全方位国际议题报道有助于增强政治支持。传统的官方媒体宣传模式已经难以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产生巨大影响, 如何向不同媒介渠道提供多元化富含知识性的外交政策报道是中国政府国际问题报道应注意的问题, 既要有舆论导向功能, 又要注意官方话语表达的方式。第二, 假定影响等间接媒体效果需要在政治态度、 政治行为研究中得到重视, 从受众认知角度认识人们接受政治信息的过程, 理解公共舆论形成机制。李普曼早在 《公共舆论》 一书中指出 : “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 而是他自己制作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㉓。民众在接收媒介信息后, 对媒体影响的预估、 对公共舆论的预判, 都会对自身的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第三, 在世界大变局时代, 人们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媒介信息, 理解媒介信息与民众国际问题认知、 外交战略支持的相互关系对中国外交战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 民意是其中重要的输入环节, 这种民意恰恰是由民众对国际关系认知、 对中国政府外交战略的支持程度所构成的。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的开始, 未来中国民众会更加关注此类关于中国的国际问题报道。

注释

①⑭[ 美 ] 陈捷 :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 , 安佳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1 页。

②刘建飞 :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8 年第 2 期, 第 14 页。

③Marco Dohle & Uli Bernhard. Presumed Online Media Influence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Results from a Survey among German Parliamentari-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26, no. 2, 2014. p. 257.

④Patricia Moy & Michael Pfau,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Media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0,p. 189.

⑤한국방송학보,Effects of Media Use on the Political Leader Evaluation and Party Support —A Test of Priming Effects Theory during the Korean 17th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Korea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18, no. 4, 2004. pp. 191—226.

⑥Lu Jie. 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3, 2013. p. 828.

⑦Min Tang & Narisong Huhe. Alternative Fram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5, no. 5, 2014. p. 571.

⑧马得勇、 王丽娜 : 《公共舆论倾向如何形成? ——对网民政治支持的实证分析 》 , 《探索》 , 2016 年第 6 期, 第 33—34 页。

⑨Haifeng Huang & Yao - Yuan Yeh. Information from Abroad: Foreign Media, Selective Exposur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https: / /www. researchgate. net/publication/311427408_Information_from_Abroad_Foreign_Media_Selective_Exposure_ and_Political_Support_in_China, 2017.

⑩⑱Albert C. Gunther & J. Douglas Storey.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3, no. 2, 2003. pp. 199—215.

⑪Lijiang Shen & Christin Huggins. Testing the Model of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in a Boundary Condition: The Impact of Question Order.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9, no. 4, 2013. pp. 1—22.

⑫Yariv Tsfati.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and Minority Alienation: The Case of Arabs in Isra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7, no. 2, 2007. pp. 632—651.

⑬Ran Wei, Ven Hwei Lo & Guy Golan. Exa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umed Influence of U. S. News About China and the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11, 2017. pp. 2964—2981.

⑮郑振清、 苏毓淞、 张佑宗 : 《公众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 — —基于 2015 年 “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 CSGS) 的实证研究 》 , 《政治学研究》 , 2018 年第 3 期, 第 56 页。

⑯林毅夫 : 《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 》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19 年第 2 期, 第 164 页。

⑰郭志刚 :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SPSS 软件应用( 第二版)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95 页。

⑲Jonathan Cohen & Yariv Tsfati.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on Strategic Vo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6, no. 3,2009. p. 364.

⑳温忠麟等 :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 , 《心理学报》 , 2004 年第 5 期, 第 216 页。

㉑Patrick. C. Meirick. Topic- relevant Reference Groups and Dimensions of Distance: Political Advertising and First- and Third- Person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1, no. 2, 2004. pp. 234—255.

㉒魏然等 : 《媒介效果研究新范式: 主观认知传播效果》 , 载自魏然等编 : 《媒介效果与社会变迁》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第24 页。

㉓ [ 美 ] 沃尔特·李普曼 : 《公众舆论》 , 阎克文、 江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8 页。

作者简介：

王菁，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现代传播》 2020 年第 2 期(总第 283 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民主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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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书寒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叶可慧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