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时代结束，资本与“智本”之争仍将继续
一场万科股权之争纷纷扰扰了3年时间，一份新董事会名单延宕了3个月终于出炉。作为万科的灵魂人物，王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一届董事会候选名单中。
王石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发表谢幕词：“今天，我把接力棒交给郁亮带领下的团队，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时候。”
”“主动让贤”也好，“功成身退”也好，王石挥一挥衣袖，告别了他一手缔造和执掌数十载的万科。
以王石退位、姚建华退出作结的这场万科股权之争，注定将载入商业史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司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它标志着全面洗牌时代的到来。
首先是经济危机性的洗牌。
地产红利趋衰，万科利润增速尽管也在下滑，但在地产界仍可谓独领风骚，对万科的股权争夺恰反映出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
其次是改革初期因制度红利或规避制度约束的“混合经济”面临漂白的历史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企业为享受到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制度优势，都把自己打扮成“红帽子公司”（挂靠在国有或集体单位），万科亦是如此。但后来要股份制改制，就要“摘帽”、变性，这一过程必然伴随股权动荡。
然后是企业家、老板、CEO、管理层、持股层各自的界面需要重新界定。
老板手持资本，处处狙击标的物，企业家则为公司长久稳定负责，大股东寄望于“拨乱反正”，不仅要控股而且要控制企业，管理层若携带“傲慢与偏见”则有“管家对抗东家”之嫌，中小持股层竭力捍卫自己的股权利益。各方的诉求将重新协调。
再者是国企在新的做大做强做优等目标下，管理层的大洗牌、薪水的大洗牌乃至权力结构的大洗牌。
在反腐、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背景下，国企的权力结构、管理层及薪水都按下了“调整键”，并产生蝴蝶效应。反腐风暴将华润原董事长拉下马，新掌门人不再当“从不干涉管理层”的“中国好股东”。
最后是涉及个人的洗牌——做企业还是做事业、做老板还是做企业家？
做老板掌管公司资产，长于精算；做企业家着重公司运营长久，表现出较浓的社会公共气质，二者有时会剧烈博弈。万科股权之争集以上转型于一身。
透过现象看本质，万科股权之争的两大幕后推手：
一是公司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下，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万科的管理层和股东天然存在着“不对称”。
2005年，万科参加了某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的薪资调查，结果显示，中高层经理的收入水平在同档次企业的50%以下，管理层只在25%左右。
由于当时第一大股东华润的无条件“偏爱”，第二年万科便启动了“金手铐”计划（股权激励机制）。
只不过，因为管理团队分享的是蛋糕“做大部分”，而不是现有蛋糕，依然改变不了“股东吃肉、管理层喝汤”的现实。
而以王石为核心的管理团队不是单纯的“职业经理人”，还是“鞠躬尽瘁”的“创始人”，相比股东“甩手掌柜”的资本家形象，他们是劳心劳力的“智本家”，因而两者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的较量却在酝酿中。
2014年，万科推出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从此骨干团队开始“名正言顺”地跟随股东分享利益，实际上这也为今天“内部人控制”的罪名埋下了导火索。
众所周知，合伙人制偏向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特定行业，与重资产的万科“八竿子不沾边”，超越边界的失范与失序已经直接威胁股东利益。
二是新经济充当了新变量。
一方面，不同于工业文明时期，传统产业对资源、资本的“依赖”，靠智力要素（如创意、技术、商业模式）驱动的新经济正在脱颖而出，苹果、特斯拉、小米等都是“智本家”的“勋章”。
另一方面，公司注册资本零趋势化，近期广东汕头推出“零首期”注册政策以扶持新经济、鼓励创业。
显而易见，伴随着新经济的登堂入室，资本的权重在下降，智本权重在上升，特别对于知识积累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智力要素具有很高的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
因此，在很多互联网企业，管理层会利用公司对其“智本”的依赖，借机向资本所有者“敲竹杠”。
如阿里巴巴的管理层仅持股10.38%（软银36.7%），但通过“合伙人制”这一特定的股东协议牢牢掌握着控制权，为此，马云不惜割爱香港（香港“一股一票”的公司制），远赴纽交所上市。
相比之下，时代已经切换，万科管理层辛苦20多年构筑的“控制权”不仅被旁落，如今还要被大股东“扫地出门”，对比有多鲜明，矛盾就有多尖锐！
由此而言，万科股权之争的核心是资本与经营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此还折射出公司演义的清晰脉络。
万科本是由一家超大央企持有相对多的股份，然后全力信任、支持创业企业家带一支营运团队来打理，当外来资本（宝能）与现有的管理层争夺万科的控制权时，“资本与企业家谁创造财富、谁更重要”已成为问题的关键。
先看资本
公司的大发展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就需要引入大资本，毕竟，虽说钱不是资本，但资本必须是钱，实力雄厚的大财团能够补公司之短，这即是当初万科同世界资本市场接轨、在千禧年与华润完“世纪婚姻”的原因。
一个富可敌国，一个身怀绝技，华润与万科的“牵手”成就了中国第一大房企帝国，这表面上表明“光有资本是不够的”，实际上却进一步印证“没有资本是万万不行的”。
再看企业家
企业家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终极集大成者，各类要素都有价值，企业家的价值就体现为要素的集成能力。
可见，企业家与资本是协同合作的。
只不过，由于人性的自私，企业家往往放大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要素的整合能力，却看不到房地产首先因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妄以为资源要素、拥有整合资源要素“智本”的企业家是财富创造的主流。
万科纷争的实质是资本家与企业家之争，由此引申出市场深化带来资本话语权增强，而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话语权又在提升，由此可见，资本与智本的权重具有划时代性，没有绝对的“东风压倒西方”或“西风压倒东风”。
但战场上血腥肉搏的“战士”仿佛早已忘记了战争的初衷，看似面子共赢，实则里子共输。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商界的进化注定将以泪和血润滑其道路。
而事实上，早在70年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便在《公司的概念》中提出过“公司嵌入社会应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当时该书由于与通用汽车CEO斯隆的观点不一致而推迟出版，但金融危机后，通用的倒下已经证明了企业被股东利润绑架是一种短视行为，寻找利益相关方的均衡才能常青。
作为中国地产“一哥”，万科的影响力已经嵌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兼顾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也相当高。
基于此，不管是宝能抑或王石都不太可能单方面终结这场闹剧，通过商业性谈判，各方在相互让步的前提下，或将寻找到多赢方案。
当然，这需要建立在情怀和胸怀的勾兑之中：
一方面，情怀是追求，还是理想，是愿景，更是灵魂，企业家的情怀往往可以引领企业的高度；
另一方面，在遇到冲突、特别是利益冲突的时候，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所有者站在一个更大的利益群体中思考，这种胸怀格局将决定企业的久远。
推而广之，万科事件的系列演变其实也折射出未来企业模式的变化趋势。
股权趋小，要素趋大。
从上文资本家和智本家“风水轮流转”的较量看出，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在逐渐降低，而“智者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好创意往往“财源滚滚”如嘀嘀打车、e袋洗等，而钱一直“躺在”那里。
这意味着，过去单一的资本股权结构面临着升级，突出知识要素在产权结构中的地位是大势所趋。
如硅谷推出要素股权化，经营者和技术人员可以凭借管理能力、技术成果获得“经营股”、“技术股”；
再比如华为通过“内部股”给科技人员上了一副“金手铐”，这些都为智力要素的价值发挥“打了鸡血”。
2
企业趋小，合作趋大。
基于智本的权重与日俱增，企业家对智力资源的整合变得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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