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最佳商业模式”？——从政商关系到商商关系、商社关系

前40年中国企业的“最佳商业模式”是政商关系。这是基于：

1

行政权力主导经济，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太大。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特别希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赶超战略，这一逻辑的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较多。

政府通过掌握的政策、信贷、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资源插手企业经营。

行政权力较大，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许多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也较大，常常是“县官不如现管”、“一个普通办事员能左右项目的落地，一个处长的权力能大到决定一个企业的死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做到清高，恐怕只是一厢情愿”。企业脱离不开与政府的关系。

2

权力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滋生“官商寻租”。

前40年改革，一方面释放市场化改革红利；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插手资源配置，此种背景下，谁能获得资源，谁先享用市场化改革红利，显然是离权力近的、手段多的。

于是企业积极与官员结交、经常性送礼、搞利益捆绑、主动参与政治等，极尽“关系创新”之能事。

与政府牵手，获得他人不能及的资源，企业发展遇到大的困境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企业“绑政府”好处多多。

3

“官商寻租”普遍化。

绑上政府的企业“大树底下好乘凉”，结果会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玩起“政企合谋”，公众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样一来，“政商潜规则”日渐“脱敏”，愈发成为商人津津乐道的“显学”。

由此，“企业绑政府”荣登中国“最佳商业模式”的宝座。

然而，任何商业模式的背景总是时代的轮廓线，随政经时势演变，商业模式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政企关系这一“中国最佳商业模式”愈加呈现出阶段性与局限性。

首先，经济形势复杂使得政商关系不靠谱。

过去形势大好之际，无论政府还是商人，都能在“政商合谋”中各取所需，那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现在进入后危机时代，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贫贱夫妻百事哀”，政企因立场不同、利益不和反目的概率加大；何况，“地方政府规划到哪，企业一般就死到哪”，谁跟得地方政府越紧谁死得越快。

其次，市场深化改革、政府经营权转型对传统政商关系釜底抽薪。

产能过剩泛滥、“政府规划到哪，企业死到哪”本身就抽去了政府经济经营权的根基；另一方面当下“再均衡”时代以市场改革深化为逻辑起点，而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实质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政府经济权限以“负面清单”的形式下放，政府经济权收窄，建立在权力之上的政商运作模式跌下神坛。

况且，政商两界齐抓的“打虎拍蝇”运动，使得政企“勾兑”的代价迅速上升，“拔出萝卜带出泥”，再隐蔽的政商勾兑术也被曝光于聚光灯下。

再者，规则经济取代政策经济进一步使得政商关系不可行。

市场深化是“潜规则”的掘墓者，“潜规则”的反面即规则恰是市场经济的范畴，规则经济登场，政策经济退场，企业向政府“等、靠、要”招数失灵。

综上，经济形势下滑、市场深化改革、政府经营权转型、规则经济登场发挥合力，判了“政商勾兑”的死刑。

若企业家仍任性下去，动不动将沦为“两院院士”，一进法院，二进医院，当下企业的第一个死法已是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已沦为“危险关系”，企业另开新局、寻找长袖善舞的空间迫在眉睫。

而时势格局决定出路，勃然兴起的时势决定了商商关系地位陡升，体现在：

（1）生存困难促使“商商同体”。

全面过剩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展开一轮去产能周期。去过剩产能对企业而言绝不是简单的熬过一个寒冬，而是漫长、痛苦的过程，稍不小心就被清洗出局。

艰难的生存环境抽去了“单独打天下”的根基，倒逼企业互动协作，以协同、合作为目的的商商关系走向前台。

（2）互联网的精髓即在于“互通、互联”。

眼下无网不活，互联网进入“人来疯”时代，互联网经济正在提供新动力、创造新奇迹。

而互联网经济的核心要义就是“互联、互通”，这“普渡”一切，万物互联、人人互联、企业互联，商业往来、商商关系大行其道。

（3）产业越分越细，联系越来越密。

新经济悄然而至，而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经济，信息技术正以超“摩尔定律”的频率更迭，新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便孕育一个个新的子行业；新经济的立身之本在于创新，不管是产品创新，还是模式创新，都容易引发行业分裂。以上预示着未来产业将越分越细。

不过，细分后的各产业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某种“源生性”，并且基于技术、产品、模式上的先后衍生，产业之间依存加深，谁也离不开谁。

开展商商关系势为必然。

企业以商商关系图发展是时代需要，与之同时，企业单纯追求自身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的模式已逼近临点，商社关系的重要性凸显。

这是因为：

1

粗放增长的企业正沦为实业界的裸泳者。过去企业集中于某个领域或产业单兵突进、无所顾忌，现在资源、环境、市场等硬约束出现，粗钢产业恶性价格竞争气氛弥漫，只讲规模、不讲效益的光伏产业早已露出致命的软肋，单一的市场逻辑将与社会逻辑相均衡。

2

缺乏社会性的企业遭到修理。

过去短视、逐利的企业家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今污染等社会问题在潜移默化中已危及人的生命，毒奶粉、38元一只青岛大虾、吃米饭论颗、理发论根等为企业“现罪”背书，这给多赚钱、赚快钱的企业家当头棒喝，使之向“协调社会”的道路回归。

3

人性的市场威力压过资本和技术。物质消费时期，产品至上；精神消费时期，释放情绪、个性化体验、实现自我价值等需求突起，对人心的抚慰、人性的满足在市场中大显神威，这迫使商人直面社会，把商社关系同商商关系一道放入武器库。

由上可断，政商关系殒落，商商关系、商社关系崛起，企业的着力点由政商关系向商商关系、商社关系转移。

而商商关系、商社关系的灵活运转意味着商业领域的一批“勾兑大师”将横空出世，其不乏国际视野、善于集成、又能够运筹平衡，由此催生商界的一些新变化。

主要有：

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蔚然成势。

商商合作必然促使原来封闭的组织变成开放的生态圈，无论是聚拢资源的平台经济，还是将闲置资源共享给别人的共享经济，都领悟到了商业互联的真谛。

二、科创串联企业，连接社会。

除平台、模式将企业串联外，科创将成为企业的一种共性，毕竟21世纪最大的红利就在于科技创新，由此企业将增加在技术与服务领域的微创新或关键创新等，整个社会也借此分享高增值利益。

三、体验经济强流涌动。

精神需求突起，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这迫使企业把盈利模式的设计放在社会中去考量，凝聚人心、契合人性的体验经济体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解，创意体验、感动客户、走心畅神的服务经济气运正旺。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科创经济、体验经济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场颠覆之战，更是一场先发制胜的争夺之战。

谁率先看透并勇做先行者，将占领下一波赚钱的肥田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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