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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听到的是减税,看到的却似增税?——到底是增还是减?|税收系列

王德培 福卡智库 2022-06-10



导读


提高个税起征点,让企业税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将影响为数众多的企业的发展轨迹和就业;崔永元与冯小刚的“恩怨”掀开了娱乐圈影视明星们偷税逃税的冰山一角。本公众号推出系列税收相关文章,梳理中国税收体系,预判未来税改空间和方向。



01

减税


在一阵减税呼声中,有关部门终于明确表态了。


近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减税降费力度预计超过1.3万亿元,超过年初确定的1.1万亿元的政策目标,而且还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事实上,早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就承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随后,在3月、4月、5月、8月、9月、10月的7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都有相应的减税措施出台或在推进中。


对此,中国政府网评论称,新一届政府履职半年多来,“减税”一直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议题。


然而,随着个税起征点上调,社保入税以及多地向企业追征社保,企业税收负担重的问题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屡屡强调“减税降费”、企业普遍感觉日子难过的背景下,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17217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同比都是两位数增长,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竟然高达21.1%。


那么,为什么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会出现这样的背离?接下来减税降费究竟是不打折扣 、不许拖延”地推进、落地,还是一边强调减税降费,一边纳税主体仍倍感煎熬?


搞清上述问题,首先要搞清全球税收大趋势。


02

税收:兹事体大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经济权利的再分配,核心就在财政,而财政焦点则在税政。一个国家制定什么样的税政,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税收征管体系成熟,对公平的追求强烈,税收制度以所得税或财产税为主。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对效率的追求强烈,税收制度以商品流转税为主。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税制结构也发生着由商品流转税为主向以所得税或财产税为主的演变。


税政之上即为财政,财政之上则是国家机器,因此每每税制波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世界历史来看,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几乎都因税收而起,也以完成税改而终;而中国无论是财政收支失衡的地方债问题,还是国民收支失衡的贫富分化问题,说到底也是税收问题,调结构、转方式,必然最终涉及税政改革,不然则沦为“沐猴而冠”。


03

税收与经济增长


就世界税改历程而言,税收变化与经济景气度休戚相关。据世界银行对两类国家近20年的数据分析,低税收常与高增长相伴:那些选择向企业征收较少税收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而选择以高税负来筹集资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相对缓慢。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在低税率阶段,经济增长相对较快,高税率则对富人、技术人员、企业都形成挤压效应使其外迁。


美国曾是低税率的代表,但后来税率却一路飙升,成为世界上企业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最后一次大型税改是在1986年。当其他国家都相继对企业税进行削减改革时,美国的决策者却在这一点上停滞不前,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计划都在2010年底终止,直至特朗普进行税改前美国的税收政策都处于僵化之中。这也是多年来美国资本和企业不断外流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特朗普税改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企业税税率最高的国家(近40%),而亚洲的企业税平均税率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约20.1%,而欧洲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为18.9%。爱尔兰的企业税税率为12.5%。加拿大目前的企业税税率为15%。


全球的研究都证实了企业税大部分由工人而非企业投资者承担,70%到90%的企业税都是工人以失业和工资损失的形式来承担的。这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过去25年里忙于下调企业税的原因。


正是看到了美国高税率的破坏性影响,特朗普才坚决进行税改,下调税率,从而使得美国企业与欧洲和亚洲企业相比仍保有竞争力。

04

全球竞争促降税


事实上,从发展态势和趋势来看,以低税负吸引投资的国际税收竞争,早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手段。据联合国对103个国家调查,其中93个国家采用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


如百慕大这样的国家成为“纯粹避税天堂”,因为该国既没有收入所得税,自身商业活动也不甚发达。而爱尔兰和新加坡,香港等国和地区则因商业相对发达而被称作“局部避税天堂”。虽然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却因实施低税收战略而取得了显著经济增长,以其10%的公司税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与其相仿的欧洲国家还有卢森堡,荷兰和瑞士,都是凭借低税率而获得繁荣的典型代表。


鉴此,即便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权债务危机、高额预算赤字使得曾风光无限的西方多国政府将开源节流视为当务之急,多数国家仍然选择了咬紧牙关,继续减税。有远见的政治家明白,增税弥补财政赤字,无疑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而继续减税,则是“放水养鱼”,只要扛过苦日子,手头虽然紧,局面却活了。譬如新加坡在2011年的财政预算案中规定中小企业可以获得20%的退税,而德国等则通过采取不同形式的减让个人所得税,提高民众消费能力以刺激经济。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的企业税率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17年9月1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年度税收政策回顾报告称,持续削减企业税使得OECD 35国的平均企业税率从2000年32.2%下降到2016年24.7%。其中,日本是过去10年里企业税削减幅度最大的国家,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降低有效的企业税率,以提高日本对企业的吸引力,日本整体有效的企业税率从在约10年的时间里从37%下降到29.97%。


可以看到,即便是金融危机蔓延、主权债务危机扩展的时候,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仍是各国税制改革的主旋律。


05

高税率之害


究其原因,高税率将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税收流失——名人逃税现象在高收入者中非常普遍:如美籍歌手帕瓦罗蒂定居到摩纳哥以逃避意大利的高额税收,法国顶尖的运动员、艺术家和模特纷纷移民到瑞士等低税国家。企业也不断寻找避税洼地:因大陆税率居高不下,几乎所有国际投资银行的亚太总部都设在了香港,于是投银的雇员们在香港拿着工资,却过着北上广工作的“双城生活”;更严峻的是,高税收还制约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


高税率鼓励的是低增加值、低利润的行业,抑制的却是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大部分研发和高新企业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不挣钱,高税率显然无法提供孵化温室。因此,税收政策不仅是国家博弈、地区竞争的重要砝码,还是产业变迁的助推器。


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想要达到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以有高税率和低税率两种方式,但是高税率所导致的问题远比低税率所导致的问题多。


一个有效的税收系统就要求政府尽量减少扭曲。这些经济扭曲会影响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家精神,将生产活动资源转移到低附加值的使用中,从而产生很高的“无谓损失”。


全球化的当下,损失更被放大了,博弈无处不在且此消彼长:世界经济变成通盘一局棋,个人在工作地点上有了更多选择,企业也在生产设施、研发场所、总部选址上有了更多选择。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着刺激国内市场的消费与投资、吸引外资进入或回流,以振兴经济的双重命题。


06

中国税收的“拧巴”


而中国的税制改革,相比于当年破釜沉舟的战略眼光,近些年的税改力度却略显疲态。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际上执行的是低税率政策。尽管原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8%、27%、33%不等,但在地方政府及园区的招商引资大比拼中,企业所得税不仅有“两免三减半”、“三免五减半”,甚至还有“五免五减半”等优惠;为吸引外资,更是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其名义税负为15%,实际税负水平仅有11%,远低于法定的33%。


鉴于中国90%以上的税收源于企业缴纳,个人缴纳仅占8%左右,这种实质上的低税率不仅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成为全球洼地,而且地方间的直接竞争推动中国经济传奇般的高速增长,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显露出各种弊端。


随着本轮经济危机爆发,自2008年初正式实施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统一实行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中国开始逐渐步入高税率阶段。尤其是自2013年8月全面推行“营改增”试点,标志中国站在从低税率转向高税率的拐点上。


显然,中国的税收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税收政策与全球税收走向相反的状况,主要是,随着中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各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支出的压力持续增加,必然要有相应的税收来支撑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


同时,经过近40年的发展,有关方面认为,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到了“收获”、“割肉”的季节,不但曾经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逐渐取消,而且倾向于通过税收政策逐步增加企业负担的社会责任。


但殊不知,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依然脆弱,特别是在当下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四大拐点叠加的背景下,民营经济更是不堪重负。税收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换言之,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要求税收制度与之匹配。特别是今后五年到十年内,税收制度如何改革和发展,极有可能将深深地影响未来的经济结构和走势。


可以说,减税降费的提出,本身也是针对上述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做出的本能反应。


但由于中国的税收体系和制度还被各种问题拖着走,因此,虽然减税降费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已然摆在面前,且有关方面也在持续跟进,但相关实质性措施的落地却将依然滞缓。


至于中国税收体系面临的问题,敬请关注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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