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理应是书生
一所学校，有一名乐读书、会读书、善用书的校长，这所学校就有了成就良好教育的最基础条件和最关键的人。
几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京参加一个关于书香校园建设的交流会。会上，对书香校园建设之必要性、迫切性，大家很快形成共识，都觉得不需多加讨论，关键是如何做的问题。
而如何做，自然涉及到“做得怎样才算好”这个牵“牛鼻子”的评价问题。
对此，参会者却莫衷一是。有人说，读书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学校只管引导就是，无需也无法进行外部评价；也有人说，评价是必须的，关键是谁来评，如何评；还有人结合自己学校实践，提出了许多操作性建议，诸如建立周报月报制度，对师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记录、检查、评比等等。
这时，一同参会的某市教科院领导发话了：“有这么复杂吗？我看很简单，一所学校阅读情况如何，甚至整个这所学校办得如何，只有到校长办公室去，打开他的书橱瞅一瞅里面放了多少书、放了些什么书就可以了。”
看着大家竟一时无语，他又接着说，“我就不相信，一位不读书的校长，整得出什么真正的书香校园出来！我不相信，一位不阅读的校长，能带领出喜欢阅读的教师团队；我不相信，一群不阅读的教师，能培养出喜欢阅读的学生；我不相信，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能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好学校……”
好似一句惊醒梦中人，听了这一连串的“不相信”后，大家把话题转到了校长的阅读。最后形成的共识是：校长，应是学校中的“阅读首席”；推进书香校园，不妨从关注校长阅读开始。
然而，校长这个最应该读书的群体的读书现状又是如何呢？
查阅了许多资料，没有关于校长阅读的大样本调查结果。但是只要是对当前中小学校长这个群体比较了解的人，对校长阅读情况都不会乐观。甚至，即使作这样的判断，也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平均一年不能认认真真读完一本书的校长，也不是个别现象——姑且不论读的是什么类型的书。
在教育目的功利化、教育管理行政化、教育方法简单化的背景下，很多校长已基本从读书人中分离了出去，而将自己纳入了“官”的行列。
有人这样形容那些校长：七分官气，三分霸气，有的还时不时地带着一身酒气。他们整天忙于处理公务、出席会议、疏通关系，要不是偶尔装点门面之需，真正意义上的买书、读书几乎与他无缘。他们曾经作为学生、作为一线教师时或许有过的那点书生气，在不知不觉中被行政气、官僚气、市侩气所吞噬。
有人说，读书，也是校长的一条“职业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突破底线”的校长还真不少。
如不信，请校长开个这几年他读书的书单试试？
李希贵校长“骗人”的书单
说起让校长开书单，联想起一个经常开书单的校长，他就是当下学校管理界领军人物李希贵。
网上曾经热传过他的一篇文章——《影响过我的10本西方企业管理书》。文章中，他从三十年前当副校长时读的一本企业管理的书——玛丽·凯的《掌握人性的管理》说起，罗列了他担任校长不同阶段对他产品重要影响的10本西方管理著作，有《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马斯洛人本哲学》、《愿景》、《领导力》、《领导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工作的本质》、《六西格玛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等。
2007年，李希贵校长发起了“新学校行动计划”。我是较早参与其中的十几名校长之一，很多次听过李希贵校长谈教育管理。
谈到读书，他确实多次说到，当校长后“基本不读教育类的书，主要看管理类的书”。他还把曾经把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称为“擦亮校长的第三只眼睛”。
然而，李校长真的其他书不读吗？
10年前，那次在山西通宝育杰学校参加第二次新学校行动计划年会。在会议前，我问坐在旁边李希贵校长，能否为我这位校长新手（当时我担任校长不满3年）推荐一些书籍？
他问我拿过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串名字：克里希那穆提、怀特海、雅思贝尔斯、杜威……其中有几位当时的我还没听说过。他说，可以多读读他们的作品。回去细看，这是一份与教育相关度很高的哲学大师名单。
为什么读现代管理的书对他来说显得特别“有用”呢？
显然，现在的李希贵校长的“只读”管理学著作（实际上应该也并非如此），是以他广深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及其他各种书籍的阅读作为基础的。
相信，如果对人、对教育没有深刻的人文思考，科学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再多，也只能是不得要领的生吞活剥。
那张写有哲学大师名单的纸后来不知藏哪里去了，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我听到李希贵校长说“只读管理学书籍”时，我心中就会想，他是在“骗人”——在读管理学书籍之前，有多少如哲学、教育学等书籍打底，他没有说。
原建平中学校长、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一个书生校长》。他说，“书读得多了，眼界开阔了，知道以前人做过什么，现在同行在做什么；书读得多了，知道的多了，不自觉地就会比较，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于是，不去浪费时间，去掉伪问题，就容易抓住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心无旁骛地做下去。”
回望那些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被我们推崇的知名校长，如蒋梦麟、胡适、竺可桢、陶行知、经亨颐、刘百川等等，哪个不是读书之人、饱学之士？
在当下的中小学校长中，但凡在教育改革中真正有些定力、有些成就的，也都是些喜欢读书、带头读书、并在学校中大力推进读书的人。
能否找出一个校长自身远离阅读，却能把学校带向卓越的反例？似乎不可能。
要成为一名优秀校长，因素固然很多，但读书终究是重要的一条。一所学校，有一名乐读书、会读书、善用书的校长，这所学校就有了成就良好教育的最基础条件和最关键的人。
在生物学中，有一个“关键种”的概念，即在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功能过程中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有的物种一旦大量减少，将会引起这个生态强烈的连锁反应，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这样的物种称之为“关键种”。
“关键种”个体数量往往不是很多，但对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学校的阅读生态乃至整个学校文化生态中——是否也有那个“关键种”？如果有，应该是谁？自然应该是校长。
校长是领导人们读书的人，他不只是一位一般的读书人，他应当是一位更喜欢读书、更善于读书的人。校长理应是书生。
读书，本是件个性化很强的事情。校长首先作为自然人，读与不读，读多读少，读这读那，自然是他自己个人的私事，与别人无多大关系。
然而，职务人张三“作为校长”的阅读与自然人张三的阅读却不能完成等同。“张三”的阅读，只关乎“张三”自己；而“张三校长”的读与不读，读多读少，读这读那，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校管理之中。
因此，“张三校长”的阅读，就不仅仅源于“张三”个人的兴趣，其中还应该有“校长”的责任和义务，关乎着“张三校长”所关乎的他人和学校。
尽管，“张三”的阅读与“张三校长”的阅读往往很难区分。一位纯粹出于个人兴趣阅读非教育类书籍的校长，也未必就不能对他的教育理解、学校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相比于其他行业、其他职务，校长的个人兴趣性阅读与职业性阅读之间的关联度是极高的。换句话说，校长个人的阅读因其校长这一特别的身份，会更关乎他人，更关乎学校教育发展。
一位多读书、会读书的校长，显然更愿意、更善于调动各种资源，去影响教师学生的阅读，去建设学校的良好阅读生态、文化生态。而校长作为阅读的榜样效应，就是调动资源的最大“源动力”。
可以这样说，校长的阅读广度、阅读深度（姑且称为“阅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学校的阅读温度、阅读高度，决定了整个学校教育文化的温度和高度——将这句话凝练一下，可以表述为：校长的“阅度”，学校的高度。
再说，阅读的意义远不止于阅读本身。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读书有过这样的深刻阐述：“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不是说读书本身特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于这个现世和现实，你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不能把爱读书的校长简单推导出就是一位优秀的校长，但读书一定会很大程度增加他成为优秀校长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爱读书的校长至少表明他还有梦想，还有追求，还在寻找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还在寻找另一种教育生活方式。
邱华国
原无锡蠡园中学校长
北师大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
苏州半书房主要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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