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闹”的《意见》,射中了哪些教育生态的靶子？| 头条
日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为学校安全办学托底。《意见》之箭，究竟射中了哪些“靶子”？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
毋庸讳言，“校闹”这个词的问世，是教育的悲哀。
几个校长坐在一起，几乎人人都能随口讲出几个“校闹”案例。我也曾亲历“校闹”——孩子与父母发生争执，负气出走，家长误以为孩子已发生不测，于是组团跑到学校来要人，孩子母亲堵门坐地嚎哭，吸引诸多看客，一时间微信小视频横飞……
结局颇富戏剧性，孩子被班主任找到，自诉实情，学校方知家长的真实用意乃在于：反正孩子不在了，打学校一杠子，聊以补偿家庭减员之损失。我们不得不暗自感谢那个“贵人学生”，她的全身以归，使学校避免了被摆花圈、被扯挽幛、被停尸体之扰……但99%的学校都远没有我们幸运，他们最终成了“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冤大头。
继续说上面那个案例。
在家长闹翻天的时候，我们确实听到了这样“明智”的建议：“给点钱，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学校脸面要紧！”这是有先例的。
某校体育课上发生了运动伤害事件，“校闹”来了。你建议他走法律程序，拒不答应。因为他心里明白，走法律程序得不到实惠，只有闹，才会让“爱惜羽毛”的校长心生畏惧；再说，赔付金又不是校长自掏腰包，花公家的钱、买校长个心安面子光，在许多校长看来这是划算的。于是“花钱买平安”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这自然也助长了“校闹”的嚣张气焰，对“校闹”现象的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校出事了，“校闹”与校方僵持不下，校方自然要向“娘家”——教育主管部门汇报和求援。“校闹”也往往是“恶人先告状”，去教育主管部门鸣冤叫屈，以期获取高额赔付。更有手眼通天的“校闹”，动用各种关系对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软硬兼施，逼其就范。
这时候，有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就开始“和稀泥”。更有甚者，非但不担当、不作为，还要“自家孩子先揍哭”，不分青红皂白，先处置自己鞭长可及的下属。这无形中也使“校闹”愈加有恃无恐。
“校闹”闹大后，势必惊动110；赔付额度协商无果，势必有律师介入。笔者亲见出现场的警员慑于“校闹”的淫威，明智地选择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执法明显威严不足、怯弱有余。也亲见一奇葩律师，假冒当事人“亲大爷”，来学校威逼利诱、装神弄鬼，肆意践踏法律尊严。
“校闹”中的“职业校闹”，有望失业；为学校伤害事件提供虚假“伤残鉴定”殷勤牵线的司法“黄牛”，有望失业。
除了这些“帮凶”之外，“不治未病治已病”的相关管理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校闹”旁观者、“不怕事闹大、就怕事不大”的校园事件传布者，也都不枉被归入“隐形帮凶”之列，也都该认真掂量下一步的何去何从。
《意见》出台，无疑是一件值得欢呼的好事、快事。然而，一想到该《意见》在当今世界的“罕有性”，一想到《意见》中所述案例（如校闹4）的“惊悚性”，一想到《意见》中所列“校闹”种类的“不穷尽性”……不由人不倒吸一口凉气。我们的社会文明建设确乎任重道远。
衷心希望《意见》能让热衷闹事者收敛应收敛的行为，不再任性；也希望《意见》能让热衷推诿者承担应承担的责任，不再塞责；更希望在学校安全办学上主管部门有担当、公检法司等部门有作为。
而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该《意见》的“不用之用”——毕竟，内在的柔性遵循，远高于外在的硬性约束。
《意见》形成共治格局的完整治理体系，共15条，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实践中，“校闹”主要由学校人身伤害事故引起。《意见》强调加强学校安全事故预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落实安全标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风险排查和防范机制，压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教育，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安全风险。
一旦发生事故，要求学校科学、规范处理，及时救助，保障受伤害方权益，给予受伤害方相应的援助，避免产生纠纷。
实践中，由于缺乏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充分有效的损害赔偿机制，造成少数家长以“闹”作为与学校博弈、争取最大限度赔偿的手段。
《意见》强调以保险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元化的损害赔偿机制，要求学校不得推诿塞责，积极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方式化解纠纷，学校确有责任的，要依法、及时进行伤害赔偿，实现“不闹也赔”。《意见》强调第三方机构在纠纷化解中的作用，规定各地可以建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构建公正、便捷的处置机制。
针对实践中“以闹取利”和一些地方无原则“花钱买平安”的状况，《意见》明确禁止不顾法律原则的“花钱买平安”行为。责任明确前，学校不得赔钱息事。为避免政府领导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片面加重学校责任，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纠纷处理。对于因学校安全事故纠纷引发的诉讼，人民法院要依法裁判、主动释法，杜绝片面加重学校赔偿责任的情形。
以下均属“校闹”行为：
1.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2.侵占、毁损学校房屋、设施设备的。
3.在学校设置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塞大门、围堵办公场所和道路的。
4.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停放尸体的。
5.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学校教职工、学生人身自由的。
6.跟踪、纠缠学校相关负责人，侮辱、恐吓教职工、学生的。
7.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学校的。
8.其他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
一旦发生“校闹”行为，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出警，依法制止；对于实施“校闹”行为，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要按照刑法相关规定予以惩处。特别是对于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针对学校和教职工、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纠纷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的，要依法从严惩处。
“校闹”行为如果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权益损害的，要支持被侵权人向“校闹”行为人追究侵权责任。同时，可以通过联合惩戒机制，对实施“校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员实施惩戒。
治理“校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和部门合力。
《意见》强调，要发挥公安机关重要作用，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要做好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防止舆论炒作、混淆视听；要加强法治教育，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设区的市以上教育部门要积极协调建立学校安全联席会议制度。
《意见》特别强调，学校要切实树立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理念，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不得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而限制学生正常参加课间活动、体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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