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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灯塔的时代里，只希望孩子拥有这三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爸爸真棒 Author 王立铭、周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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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若干年后看今天，我们可能会发现，2020年“新冠疫情”标志着我们从社会到科学、文明等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没有灯塔的时代’。
在这个‘范式转移’的时代，作为一个爸爸，希望孩子能拥有三个特点：理性、热情、自由。”
疫情和歧视让许多家庭动摇了出国留学的计划，美国对中国步步升级的科技封锁更是搞得人心惶惶。
怎样去理解这种变化？来看看深谙中美科技发展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立铭怎么说。
我们这代中国人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从我们小时候起，经济就在始终高速增长，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层出不穷，大家都觉得蛋糕能越做越大。
但是我觉得，能驱动这些事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世界过去的三四百年里，持续地在发生科学革命，每过几十年就有重大突破，让人类社会始终有高速发展的推动力。而到今天，基础科学已经很久没有产生重大进展了，从19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革命算起，各个学科的科学革命已经有70年没发生过了。
1952年 美国遗传学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希和玛莎·蔡斯通过病毒证实，传递遗传信息的是DNA而不是蛋白质。
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新技术，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医药，其实都来源于上世纪产生的基础科学革命，比如相对论的提出（1905年），量子力学革命（1925年），分子生物学革命（1953年）等等。在基础理论突破之后，技术革命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眼前这些需要突破的问题，像是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空间技术……都看不到希望。
科学革命的引擎已经熄火了，科学革命的红利，已经渐渐被我们吃完了。
比如AI，现在用的深度学习这些算法，其实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现在只是因为互联网发达后，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喂”给算法，产生了挺厉害的结果。但即使如此，AI在今天也没有做出特别大的成就。
再比如可控核聚变，有了它就不用抢石油了，整个国际政治、金融体系都会发生改变，但真正的实现遥遥无期，50年前，老师就会在课堂上说“可控核聚变还有50年能实现”，现在老师还是会在课堂上说“还有50年能实现”。
几十年没出现科学革命，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反思”：是不是因为我们功利心太重了？是不是顶尖大学培养的都是“常青藤的绵羊”导致了科技革命的缺失？但反思本身可能都是一种过度乐观的想法——反思意味着你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导致了科学革命的延迟”。
更可能的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要反思的。我们忽略了一件事：高速增长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科学革命也不是。
历史充满了战争、饥荒、各种各样的灾难意外，像今天这样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增长是很少见的。同样，在1万年的人类文明里，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科学革命的事儿，也就是最近三四百年。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放在1万年的尺度里看，甚至可以认为“科学一直在进步”这件事都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也许得接受一件事：不发生科技革命才是常态。我们已经爽了几十年了，也不能一直爽下去呀。
还有一个问题也对科学革命造成了障碍，就是今天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专业化的程度了，现在想做科学，负担比200年前的人做科学要大得多。
以生物学为例，一个人可能要学到40岁左右才能把这个行业最前沿的知识学完，才能独立工作。然后，往往他还需要在一个团队当中，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工作，才能取得一点点成就。这意味着科学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反常识的、人迹罕至的地方，科学已经“哥斯拉化”了。
从这个角度讲，科学革命来得越来越晚，人类的技术进步越来越慢，也是正常的。
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太悲观了，但就算不是如此，既然是革命，它的爆发就有偶然性，没法总结什么规律。下一场科学革命，可能就爆发在明天，也可能20年、200年之后。
而科学革命的引擎熄火之后，就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中国的科技经过几十年的追赶，已经和那些世界最强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当然很好，但也有坏的方面，因为我们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灯塔”，需要在科学的无人区自己摸索了。
第二，既然科学革命的红利已经快吃完了，蛋糕不再会变大了，这个时候，保住自家的蛋糕就会变成头等大事，因此，全球化必然会退潮，抱团取暖，族群认同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我看来，美国近期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固然有很多具体可以讨论的起因和程序问题，但是根本上无非就是因为这一点。
当我们落后比较远、而新的科学革命又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前面始终有个灯塔指引方向，我们就不眠不休加速做，或者投重金、投入更多的人来做，很快就能追上。
但是等追上欧美的脚步，和他们一起走到科学最前沿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迷茫中，因为没有灯塔了，而且跟欧美不一样，我们并没有一套mentality（思维系统）、也没有相应的科学传统，不知道该怎么在黑暗中探索。
举个生物制药领域的例子。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新药研发受到了强烈关注，目前中国在仿制药领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是国外有了什么新药，我们很快就能做出一个效果差不多甚至更好的，但要研发一个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药，解决一个从未解决的医学问题，这需要一整套系统，在现阶段的中国，这套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
具体来说，研制全新药物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解决基础研究的问题。我们得真正能发现这个疾病背后有什么样的科学原理？是哪些基因、蛋白质出了什么问题导致疾病？而这些基础研究，很有可能是见不到钱的。第二，你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完全不理解、不知道答案、也没有既定路线的地方去。
这意味着观念上的大变革。
这样一来，你就不可能有特别强的目标导向。原先你可以规定“仿制药3年必须要搞出来”，但现在因为谁也没搞出来过，时间表就很难制定。你还得容忍极高的失败率，容忍一大批人做同样的事儿、大部分可能都会失败，还得允许大家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去自由探索……建立这一套系统，需要我们的整个体制、文化、心态都发生重大的变化。
老有人说“中国缺乏科学传统、欧美有科学传统”，“科学传统”又是什么呢？这个词乍听起来有点虚，但是杨振宁先生曾经给“科学传统”下过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定义：
当一个人走到真正的前沿的时候，科学传统会告诉他，按照怎样的方式去走。
杨振宁先生说，自己当年从西南联大到美国去留学时，发现系里有几个“老头儿”——在科学史上能写下名字的那种老头儿，天天在他们这些年轻人身边聊：“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哪？我觉得哪儿特别重要？应该去搞哪些方面？”……这就是科学传统。
科学传统，就是年轻人踏入到科学事业的时候，身边有一批人知道真正前沿的研究是怎么发生的，在黑暗中探索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在黑暗中不知道应该怎么迈出第一步，遇到问题应该转弯还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些老人会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你。
如果我们接受杨振宁的这个定义，你就知道，中国肯定是没有科学传统的，因为中国过去是没有人在黑暗中走过的，老人们只知道怎么冲着灯塔走。
那怎么办呢？
在大环境方面，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让年轻人去闯，用几代年轻人的青春和热情，去走出一条新路来。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地方，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发展道路都不太一样，就意味着还是有一些国民性、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就让中国年轻人按照中国体制去走，说不定几十年之后，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学传统之路。
第二个方法，就是学美国的模式。美国的科学革命是移民带来的，大量的人把“怎么在黑暗中走”的经验从老欧洲、从前苏联带到了美国，美国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怎么走了。
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两个方法都可以做。一方面要在国内创造开放的环境，让年轻人可以试错，另一方面要有胸怀，直接让外国人来在我们这儿做事情，把科学传统带到中国来。
而作为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但如果有大量的想法一致的同行、同辈人，也可以自己孕育一些小环境。
以我自己为例，从14年回国开始，我就和差不多同时回到国内做科研的同行一起，经常交流科学的想法、思路，定期不定期地开会，安排一些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等等。这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符合科学探索要求的环境，也许最终会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学传统。这事儿当然不会那么快，但它正在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式在发生。
王立铭老师也和其它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基石奖”，旨在奖励那些透过公共媒介开展科学和医学知识的普及、传播、教育、培训，并对相关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民间机构。点击视频，观看王立铭老师谈基石奖发起的缘由。
既然现在科学走到了一个无人区，需要大家自己去找路，那你就不可能指望有个人告诉你路在哪儿，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不知道。所以只要有一个允许你去自己找路的环境，你就应该自己去找。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除了科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都可以认为是“有个灯塔在那里，我们向着灯塔追赶”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有一天灯塔没有了，要你自己去摸索路的时候，大家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这件事会让所有人都会非常痛苦，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习惯了灯塔的存在。
我会用一个词来概括现在的状态——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当旧的灯塔倒下了、新的灯塔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大量思想的混乱，因为没有方向了。
这会是一个“百花齐放”或者“群魔乱舞”的时代，大家想方设法寻找适合发展的方向，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比较不对的是“一棍子打死”。
比如说有人信仰传统文化，没问题，但是如果信仰传统文化就说“西洋科学都是垃圾”，这就不合适。反过来说，如果有人说“我们只能相信某种比较狭隘的‘科学’”，说“中国文化领域一无是处”，那也是有问题的。
在范式转移的阶段，可能必须得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好听点说就是“多元化”，直到有一天有人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再说。
我觉得，教育和科学在这方面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公立教育，但你要指望国家层面决策层明确好的教育长什么样，然后把它在所有的微观环境里实施，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预期。好的教育显然是应该自下而上的生长出来的。
不少人也曾经觉得美国的教育是灯塔，但现在批判美国教育的人也挺多的，包括像“常青藤的绵羊”这样内部反思的声音。
中国本土的教育一直很强，现在全球化不是唯一正确的选项，中国内部、文化传统里一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指望引进外国的教育就能直接把问题解决了，肯定需要我们自己去尝试，能不能试出来还不知道，因为范式转移的时代就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是去尝试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本书当中，作者前耶鲁大学教授德雷谢维奇历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数宗罪”：过于自信却输不起；朋友圈同质化，固步自封；思维僵硬，与社会脱节，缺乏“常识性聪明”等，并提出“读藤校远不如读公立大学，学校更重视教育、教学方法也更灵活、更前沿”等观点
关于美国最近愈演愈烈的“技术封锁”，包括针对华裔科学家甚至美国本土科学家的“迫害”、威胁把STEM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等等，我个人的想法是：技术封锁本质上是不会有用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已经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了。
你封锁，无非也就是让中国不得不把技术的路重新走一遍，但我们知道路在那儿，无非是走得慢点而已，最终会走到和你差不多的水平。这甚至还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强化本土的技术研发能力。
而基础研究的封锁就更做不到了，因为基础科学的成果都是全球共享的，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做成功后不发表、只藏在国内的事儿。
但我们得注意一件事：科学探索和技术研发都特别需要开放的心态，需要合作、自由探索。比如美国本身在科学上的领先，很大程度上就是二战、冷战后开放接受移民的结果。
那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开始对中国怀有一种敌对的心态，阻止自己的科研技术成果外流，防范对方的崛起等等，首先会影响到自己——影响到本国的自由探索、合作开放的心态和工作环境。
但如果美国这种对抗加剧或者持续了很久，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美国代表全世界，也许中国也会陷入到一种“受害者心态”当中，感觉全世界都在对付中国，这种心情一定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产生影响，也会影响我们自己自由、合作和开放的科学技术研发。
所以面对美国的科技封锁，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得意识到：全球化和美国化不是一回事。我们没有被全世界敌对，只是美国一个国家针对我们而已，我们仍然可以跟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合作，做自由的科学探索。
当然，做到心态平和还是挺困难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发出声音，不能听凭他们设置议题。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科学合作技术的受益者，我们为什么要闭门造车？为什么要害怕开放、和别人合作？别人害怕，不关我的事儿。
美国封锁，会对中国有志成为科学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造成影响吗？
从技术上来说可行性不大。因为很多美国本土精英学生并不愿意学科学、工程，而是投入到金融业这种离钱近的行业去了，导致美国的科研主力实际上是外国人。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这些便宜又好用的劳动力？除非他放弃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退一步说，即便对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美国愿意封锁是他的事儿，但不意味着我们也把自己给封锁起来，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哪怕其他地方的技术不比我们先进，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科学传统之间开展合作和交流，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假如有一天我们跟美国的交流真的会成问题，我们也仍然可以欢迎美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合作、交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说“美国限制我，我们就限制美国人”。
二战结束的时候，东京胜利大游行，盟军的士兵和一些日本市民都参加了。当时有个在场的澳大利亚记者觉得特别诧异：日本市民和盟军的士兵走在一起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士兵是非常痛恨这些日本平民的，毕竟刚打过仗。但是相反，美国士兵看到日本人，却会非常自然地勾肩搭背一起走，跟他们一起欢庆战争结束。那个记者感叹：这种心态，就是真正的大国公民。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想成为某种新的世界秩序、价值观的制造者，那我们就需要有这种海纳百川的心态。
而且前面说了，科学革命是没法被计划和指导出来的，那么，谁能够创造一个比较自由、宽松、合作开放的工作环境，谁就更有可能在科学革命上领先。所以，科学领域的中美之争，很大程度上会是心态之争。
之前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接受留学是“应该的、好的、积极的”——在多元化的环境里成长、接受不同价值观的洗礼、最终变成一个世界公民，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区别只是你是否有条件去做。
从现在往后，就开始分裂了，全球化不再是一件人人都觉得理所应当的事。就像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说的：“以后如果你说你是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就意味着你是citizen of no country——你不再是任何人”。这句话其实代表着，很多人的心态开始转为向内收缩了。
那么，你就要面临价值观的选择了：还要不要去留学？
作为一个科学家，即便在一个很多人都不再认同全球化的时代，我仍然觉得全球化很重要，因为对于科学来说，开放合作、自由探索非常重要。哪怕有一天中国科学已经走到世界最前列，仍然需要具备这个能力。所以我的回答是：还要留学。
那么既然还要留学，就一定会遇到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可能很多人会反对你，出国留学后可能家乡的很多人都不再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甚至会陷入身份危机。
但我觉得，这会是我们这代人中，想继续拥抱开放合作环境的那一批人必须得承受的代价。就像那句话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站在若干年后看今天，我们可能会发现，2020年“新冠疫情”标志着我们从社会到科学、文明等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个“没有灯塔的时代”。
中国哄抢双黄连口服液、年轻人苦恼长辈不肯戴口罩的时候，我们觉得“中国真没科学素养”，但是随着疫情在美国、欧洲爆发，大家就发现，发达国家的科学素养也不怎么样。
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必然会缺乏科学素养的。因为科学本身其实就是一件和日常生活经验相抵触的事，从哥白尼宣布“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开始就已经这样了。
事实上，现在我和我隔壁实验室的人，两个受过20年教育的生物学家，彼此都不大能交流各自的研究领域，你就更不可能指望普通人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了。
一方面，我们接受“大部分人缺乏科学素养”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也需要一小部分——比如5%到10%——有科学素养的人作为“压舱石”，我觉得也应该把下一代的孩子教育成这样的人。
这群人要和科学家一起，尽快建立一套监督制度，防止像贺建奎这样的人干出“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坏事，就像大部分人也不懂金融，但我们有一套金融监管体系，保证普通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这群人还要成为一座桥梁，把科学方面的信息，以比较准确和有大局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现在，本来负责把科学信息转述给公众的科学记者、大众媒体，都已经无法理解科学家做的东西是什么了。新冠疫情期间，不当的新闻传播导致了许多本应避免的群体反应，本质上就是这个媒介和桥梁断掉的结果。
这群有科学素养的人，当然不需要精深地理解科学前沿的具体研究，但他们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理解科学家是怎么探索问题的。这群人看到一个科学发现的时候，尽管并不理解这个发现背后到底是什么，但他能能做到这些就行了：
把它套入科学的思维方法里面去，知道这无非就是科学家用了观察、推理等研究方法，最终得到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意味着什么，心里大致有谱。
最后，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作为一个爸爸，我再说几句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地培养孩子吧。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理性，我希望孩子能具备思辨精神，能够区分事实与观点、相关性和因果性，知道有哪些东西才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判断真假……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理性很重要，也是因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大家都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多元主义，我们总得有个对话基础才能沟通，这个基础就是理性。
第二可以说是热情，指的是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充满好奇，不管这件事会不会去做、有没有利益，她都有兴趣了解一下是什么。不见得一定要用理性的方式去探究，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
第三条就留给自由吧。我其实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这不是说我是种族主义者，只是说，我相信孩子的大部分情况，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前面提到的理性和热情可以说是“工具”，我希望她无论长成什么样的人，都能随身携带这样的工具，但她想按照她的基因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随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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