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拜登时代，探索更稳健、更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其关系走向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发展，日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逻辑视角上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或将分为三种基本场景：乐观场景，即中美关系出现大规模良性调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2016年之前的轨道；悲观场景，即中美关系出现更显著的负面趋势，在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已构成损害的基础上，继续朝着全面脱钩乃至冲突和摩擦的方向前行；中性场景，即中美关系出现某种有限度的调整，在中方反复强调的“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方向上前行。
从相对务实与客观的视角来看，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或将以中性场景为中轴，以有限幅度波动的方式，进入一个相对稳健发展的轨道；悲观和乐观场景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拜登团队的特点，决定了美方无法对中美关系进行大幅度的积极调整。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至少包含结构性因素与行为性因素两大类别。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中美两国力量的客观对比、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变化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客观后果；行为性因素主要包括美国精英的认知因素、美国国内民众的认知因素以及美国行政权掌控者即美国总统的认知因素。这两种类型的因素交互作用，构成了影响中美关系变化的某种具有生态系统属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过程。
美国总统对华战略与政策制定，面临上述结构形成的三个约束机制：一是美国对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主观认知机制；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认知转化机制；三是美国总统个性化特征决定战略与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
第一，关注“相对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视中国为威胁。从主观认知机制来看，目前美国国内两党之间形成了所谓的跨党派共识，即中国实力的增长——包括经济体量、军事体量以及行为模式中“自信”特征的持续涌现——构成了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霸权优势的冲击和挑战。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更倾向于将中国的举动定义为威胁而较少考虑中方合理的利益关切；更习惯要求中方采取主动行动以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而较少考虑这种要求本身的合理性；更容易感知到自身遭遇的威胁和挑战而较少关切是否有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必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这种主观认知机制属于结构现实主义者描述的关注“相对收益”，即关注力量和收益在不同国家的分配比例，而非关注“绝对收益”，即关注自身力量和收益在纵向时间维度的变化。当关注“相对利益”的国家认为“相对收益”不利于自身时，更容易采取冲突而非合作的立场。
第二，政党竞争规则之下，拜登政府将更着眼于短期利益。从国内政治认知转化机制来看，候任美国总统拜登面临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更加鼓励其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而非有助于促成合作的温和态度。尽管在方法上有争议，但客观上美国国内目前对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对华战略以及具体的政策主张，总体上持正面评价，即认为特朗普虽然采取了一些不当乃至错误的方法，但他对华强硬施压的立场，确实反映了美国的利益诉求。真正引发争议的地方在于，特朗普采取了单边施压的方法，疏远了美国的传统盟友，过度偏好关税等不恰当的政策工具。回顾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普选票的数据来看，截止2020年12月7日，美联社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拜登获得了超过8100万票，而特朗普也获得了超过7400万票，两者均创下历史纪录，其得票数均远超2008年奥巴马参选时创下的6900万票的纪录。考虑到拜登任期内的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以及目前民主党在国会的席位分布（民主党保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据美联社统计数据民主党为222席，共和党为211席，众议院多数所需席位为218席，民主党超过了4席，参议院控制权归属仍存悬念，截至2020年12月，共和党控制参议院50席，民主党占据46席，还有佐治亚州的2席参议员有待决选，即使这两席纳入民主党，再加上副总统哈里斯作为参议员议长的表决权，民主党仍然难以获得参议院多数所需的51席），2024年拜登大概率会因为年龄原因不宜参加总统选举，美国国内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显然会促使拜登更加着眼于短期政治收益，任何着眼于中长期收益的指向温和与建设性的对华政策调整，都将面临国内政治成本的约束。
第三，新领导人个性稳健圆滑，“破冰”空间有限。从决策者个性化的动力机制来看，拜登本人并非一个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基本政治态度，对中国而言也很难视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对中国偏友好的“老朋友”。作为一个有长期从政经验的老牌政治人物，拜登的特点是在美国传统的精英建制派架构内进行合纵连横，以圆滑而富于弹性的方式，进行各种层面上的“交易”。其年龄特征、政治立场、性格要素以及长于得失盘算与利益勾兑的能力谱系，都约束了其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强势型领导人进行某种“破冰”行动的空间。目前拜登对中美关系已有一些正式表态，包括“不会马上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一半以上的商品增收25%的关税，也不会废除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计划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做一个全面评判，并与美国在欧洲与亚洲的盟友积极磋商，“才能制定一个前后一致的策略”。这些表态清晰地凸显了拜登政策选项的稳健协调和圆滑特征。而其有关中国贸易行为方面的关切，包括美国老生常谈的技术转让、专利保护、商业窃密、国企补贴、市场准入等，则已经暗示相对特朗普单纯依靠关税挑起贸易摩擦的方式，某种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局面，或将在某些时刻出现在拜登任内的中美关系中。
除上述机制外，就面临的客观任务而言，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之内，在中美关系之外，至少面临四项主要任务：其一，有效控制美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二，保障美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其三，修复与传统西方盟友的关系；其四，在全球多边体系中修复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国领导力的损失。结合美国精英的总体认知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从紧迫性来看，这四项任务客观上都可能获得高于中美关系良性变革的优先顺位。尽管有人指出，美国想要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修复全球多边议程中的领导地位，可能都需要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这两个领域的合作，均可能以一种与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相对距离的独立方式开展。更直白地说，既然中美关系在经贸、安全、人权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调整，对于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以及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领域提出的合作性要求或建议，中方也很难完全基于与中美双边关系改善直接挂钩的方式进行回应，因为这种挂钩逻辑下的回应同样可能触及中国在全球治理等广义议题上的得失。简而言之，中国很难因为美方在双边关系上的负面做法，就直接在全球性议题上简单采取“对等报复”的做法，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全球多边治理的合作，而且也会构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
基于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判断，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征的变化。
第一，中美关系或将稳健发展，难有实质性突破。中美关系整体进入一个有限幅度盘整的阶段，维持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但是朝着建设性方向、出现实质性突破的概率比较有限。作为美国传统建制派精英，拜登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决策团队的构成将体现某种比较显著的精英回归的态势。这批精英的认知与行为逻辑，特别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行为风格，有较大概率与特朗普政府团队形成比较鲜明的反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这将有助于促成双边关系回归曾经的对话机制和轨道。但是，基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美国对华态度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因此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中美两国在传统对话与沟通机制内，展开远比2016年之前更加激烈的博弈乃至较量。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可能与特朗普政府直接突破常理的极限施压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别，但其压制中国发展的实质，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符合中方预期的调整与变化。
第二，美国以多边主义向中国施压，但美欧同盟“破镜难圆”。中国可能会感受到某种具有整合性的多边压力增加，但是美欧之间的一致性也将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削弱和降低。拜登入主白宫的消息基本确认之后，欧盟已经出台了美欧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和威胁的战略文本，试图用欧洲的“大脑”，来指挥美国的“肌肉”。换言之，欧盟固然希望构建在对华政策上的“西方一致”，但是在经过特朗普政府的冲击之后，传统的美欧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破镜难圆”的迹象。欧盟在重新向美国积极靠拢的同时，也明显表现出谋求更大主动性和自主性的迹象。这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一方面意味着可以获得以多边主义应对中国挑战和威胁的机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美欧关系整合方面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的支付，又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撕裂状态的掣肘。对于中国而言，也会因此获得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和余地。
第三，经贸博弈或更趋复杂，中方已有所准备。中美经贸-金融领域的关系，在拜登时期将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不确定性的风险可能会有所降低，但中国面临的整体性战略压力可能不会出现实质性减弱。在特朗普政府任内，通过极限施压开打“关税牌”，以及在高技术领域采取某种突破常理施压的方式，短期内对中国形成了心理与实体两个层面的压力。但在经济规律自身作用，中国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底线的方式进行有效回应，以及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等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压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实质性的失败。可以预期拜登任内美国在关税等领域可能以相对渐进的方式，对原本不合理的施压措施进行一定限度的调整。但是在中美高科技竞争、中美经贸结构性问题等方面，美国对中国施压的概率将呈现上升态势，施压手段也将回到美方短期内能够保持相对比较优势的多边主义和机制化的领域。中国已经对此有所准备，通过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表示愿意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出台以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等为核心概念的“十四五”规划的方式，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预防性回应。
从直接的案例来看，可以预期拜登入主白宫之后，针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精准限制，有较大概率继续保持；对中国所谓军民两用技术的获取，会呈现进一步强化管制的态势；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正常行为，包括投资、收购、上市等，也会出现系统化的规制。所谓“脱钩”的战略，将会进入一个相对理性务实，也因此更加精准或者说明确的阶段：美方可能会停止那些明显违反基本经济规律和商业规则、不具有合理性的极限施压行为，TikTok和WeChat等在美国的正常运营业务，可能实现某种务实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跨境数据流动管控，美国用户隐私保障，中美高科技正常交易，对等的市场开放与准入，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体现美方需求的技术转让规范，更加严格的中国企业赴美国上市管控，政府采购、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领域，中美可能以密集谈判形式展开比特朗普时期更高强度的博弈。
就中方的选择而言，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必须以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态度，自信应对已经并将持续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态势。2020年8月—2020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以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密度和强度，发表了大量内容完整、目标一致、战略清晰的外交信号，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其核心就是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原则立场，回应美方的不合理要求，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以对话解决分歧和矛盾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谋求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推进一种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大战略。
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已经清晰地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中方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原则和立场，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能否做出积极有效的改变。当然人们会乐观地预期拜登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出建设性的调整和决定，但在相关结构性机制和因素的制约下，人们应该更多地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期待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渐进调整，以平常心争取尽可能良性的成果。
来源 | 复旦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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