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4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臭水池与玫瑰园：近代中国气味文化史”访问学者新书讲谈会于光华楼西主楼801会议室举行。英国爱丁堡大学亚洲学系黄雪蕾老师主讲，介绍她出版于2023年8月的新书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章可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建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春田副教授与谈。讲座伊始，章可介绍了黄雪蕾老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黄雪蕾老师曾于2022年底至2023年初，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她的研究兴趣最初是上海早期电影，近年转向感官文化。 黄老师将本书要旨概括为“由鼻子牵引重访中国近代史”。在近年感官研究、尤其是气味研究的新浪潮中，本书可谓生逢其时。回顾以气味为中心的前沿专著，黄老师简要介绍了研究19世纪巴黎香水制造的Elixir: A Parisian Perfume House and the Quest for the Secret of Life（Harvard UP, 2023），研究法国文学中气味书写的Perfume on the Pag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Toronto UP, 2023），关于亚洲气味研究的论文集Aromas of Asia: Exchanges, Histories, Threats （Penn State UP, 2023），从自然史、科学史角度出发的Scent: A Natural History of Fragrance（Yale UP, 2022），用脑神经方法分析嗅觉特殊性的Smellosophy: What the Nose Tells the Mind（Harvard UP, 2020），研究气味与殖民文化关系的The Smell of Slavery: Olfactory Racism and the Atlantic World（Cambridge UP, 2020），研究18世纪英国气味的Smell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Social Sense（Oxford UP, 2019），透过气味研究美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The Smell of Risk: Environmental Disparities and Olfactory（NYU Press, 2020），研究美国19世纪气味环境史的Smell Detectives: An Olfactor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Washington UP, 2019），等等。气味已成为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专著大致以每年三四本的速度涌现。接下来，黄雪蕾老师介绍了本书的整体结构。本书主要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社会政治力量如何在感官与身体层面运作？嗅觉如何作为中介，让身体觉知历史的脉动？这两个问题的联系在于生物和社会之间的动态连结。基于此，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的气味》探讨现代嗅觉文化的前史，第一章《馥郁红楼》研究18世纪清中叶的气味文化，第二章《臭秽晚清》分析来华外国人游记对晚清气味的描述。第二部分《流动的味景》是历史性的研究，第三章《祛臭工程》对话“祛臭”（deodorization）这一现代气味文化史中最核心的概念，第四章《再造芬芳》追溯香水、化妆品进入中国的情形；第三部分《异类的气息》关注气味与现代性相违和的情况，第五章《情色味道》探讨现代性所压抑的力比多气味，这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出现，第六章《政治嗅觉》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嗅觉文化。分章详谈之前，黄雪蕾老师通过导言中引用的一个故事，介绍本书的概念框架。1906年，加拿大传教士Andrew Thomson来到中国河南一座小镇，当地的臭水池汇集了大量垃圾，散发出浓烈的臭气。为美化这座小镇，Thomson建起玫瑰园，种植爱尔兰玫瑰。1942年，他离开小镇，历经战争动乱的玫瑰园却仍然散发着芬芳；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芬芳仍然延续。黄雪蕾老师认为，故事的核心是两层“相遇”。第一层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很难回避的问题。Thomson作为传教士，展现出对臭味的高度敏感，这与西方现代嗅觉革命有关。Alain Corbin在其名著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Harvard UP, 1988）中指出，西方现代嗅觉革命导致人们的嗅觉敏感性提高，人们通过环境和身体的祛味，建立新的秩序与规则。故事中Thomson的行为，正应和了这一背景。嗅觉现代性伴随着19世纪殖民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的感官和“味景”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二层是香气与臭气的相遇。东方和西方的相遇，是为人熟知的历史叙述框架，而香气和臭气的相遇，则蕴含着嗅觉的特殊性。不妨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爱尔兰玫瑰的芬芳消解了臭水池的秽气，还是后者盖过前者？这一经验化的问题，实际上具有深层意义。黄老师由此引入本书的核心比喻：气味本质上是一位“陌生人”（stranger）。“陌生人”的概念由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他以此分析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鲍曼指出，现代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将二元对立思想不断极端化。“陌生人”的概念则揭示了“无从决断家族”（the family of undecidables）的存在，它们无法归属于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极，具有穿透性，能够消融内外之分、破坏已有秩序。虽然“香”“臭”的表达经常出现于日常生活，但在真实的经验世界中，气味往往是无从决断其性质的“陌生人”，不具备本质的价值属性，对此，本书也介绍了来自脑神经科学的证据。在现代化过程中，“香”“臭”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往往被用来妖魔化特定的族群、性别等。本书也反思了这种对立，探讨气味这位“陌生人”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展开。总体而言，本书将中国气味放置在全球嗅觉现代性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并批判和反思社会政治力量如何以隐秘的方式介入身体领域，将陌生人转化为二元对立的敌友。接下来，黄雪蕾老师透过各时期代表人物的鼻子，以他们闻到的气味为线索，进行分章介绍。第一章透过《红楼梦》中刘姥姥的鼻子，分析大观园里的馥郁浓香和酒屁臭气。曹雪芹这样描述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嗅觉经验：“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对“一阵香”的含混描述，说明来自下层的刘姥姥并不能辨别香气的种类，生动反映了阶层差异。实际上，《红楼梦》包含大量气味描写，用丰富的词汇构建起繁复精密的气味世界，是简单用“香”一词无法概括的。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学观念对嗅觉的贬低和排斥，中国文化将香气视为美学体验。透过大观园中的馥郁浓香，可见复杂精微的香文化将日常生活提升至美学层面，并以特定的方式，界定时间、空间、性别、阶层和道德等范畴。另一处有趣的嗅觉描写是在宴会之后，刘姥姥肠胃不适，误入宝玉的房间，睡倒在宝玉榻上。袭人去找时，“只闻见酒屁臭气”，连忙把刘姥姥推醒，还“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此处，气味不仅传递阶级差异，还意味着秩序。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先由鸳鸯领去沐浴，才得见贾母，这一流程与袭人放置百合香之事一样，以陌生气味的出现象征秩序被扰乱，又以祛除臭气、重新赋予香气的行为，象征对贾府原有秩序的维护。进一步说，整部《红楼梦》也可视为关于“污染”的寓言，除了黛玉葬花等备受关注的情节，气味线索也值得探究。曹雪芹的气味描写，几乎无意识地预告了“臭秽中华”这一现代嗅觉革命的前提。第二章透过英国军队医学官员Charles Alexander Gordon的鼻子，分析形形色色的中国臭气。Gordon在游记China from a Medical Point of View in 1860 and 1861中，使用了fetid, sickening, effluvia, pungent, dirty, filthy等词汇，来表现中国的臭气。如此丰富、细致的语汇，与中文的气味语汇差异较大。近代外国人的游记中，充满对中国的负面描述，臭气描写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黄雪蕾老师搜集了约一百本游记，关注与气味相关的描述，透过“污染”话语，分析中国被卷入全球嗅觉现代性的过程。她指出，“臭秽中华”的修辞并非建基于假想中预存的东方主义感觉结构，而是在感官和心理层面具体的相遇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气味作为“陌生人”，是不请自到、无可逃遁的，对帝国之鼻（imperial nose，延伸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重要概念“imperial eyes”，见《帝国之眼》）来说实则又相当熟悉。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巴黎的气味一点不比中国好闻，对中国的臭气大书特书，必然存在伪善的成分，更包含了复杂的心理机制。通过发明“臭秽中华”的话语，这些西方游客将令人不安的“陌生人”转变为绝对的他者。第三章透过上海租界英国卫生官Alexander Jamieson、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领袖李平书、建国后一位无名街道干部的鼻子，以臭水沟、下水道的气味为线索，分租界、南市、社会主义爱国卫生运动三个时空，梳理上海现代化过程中的味景变迁，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Jamieson在1870年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记述了治理下水道的过程。1870年前后，上海南京路等区域开始修建下水道，是为卫生现代化的重要工程，而由于技术问题，下水道常常泄露。Jamieson详述自己用铅浸湿的纸条测验下水道是否漏气，纸条瞬间变黑，说明有硫酸氢泄露。当时的纽约，也有一批嗅觉侦探（smell detective）做着同样的事。在中国设置本土制度中并不存在的卫生官，融合专业分工、现代科技和制度化管理措施开展殖民祛味工程，亦是在嗅觉层面对现代化的响应。将目光放回本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南市，自治领袖李平书也集结地方士绅，通过填平水道、建筑地下排水系统，自主开展祛味工程。面对城濠“淤秽臭恶不可向而”、城墙下民宅“龌龊万状”（《上海市自治志》，1914）的恶臭状况，李平书感到“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则为之愧为之悲”，于是通过士绅集资的方式，结合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对淤塞臭秽浜、臭水浜、秽池进行整治。传统的地方志往往侧重于强调士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很少对环境细节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上海市自治志》对臭气的描述，反映出现代化背景下嗅觉敏感性的强化。对于大规模的拆墙、填濠、筑路工程，传统派和现代派曾进行激烈争论，但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这些工程不仅改变了江南的生态系统、传统城厢的地理结构和空间象征意义，也改变了地方士绅的心态结构。黄雪蕾老师展示了《解放前上海棚户分布示意图》，这实际上也是一张气味地图，图中代表棚户的黑点密集之处，是被殖民祛臭和士绅祛臭工程遗忘的角落，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味景的变迁也象征着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结构的改变，见证着城市中心由衙门、孔庙移动到外滩一带，反映出祛味工程与卫生工程、城市现代化工程的密切关联。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爱国卫生运动即从黑点密集的周边地区开始，改造城区味景。根据一位无名街道干部在1953年的记录，当时的横浜河是“细菌的大本营，疾病的传播所”，面对这一状况，社会主义祛味工程在政党统一组织下，借助义务劳动的概念，通过动员群众力量，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从街道干部对发动群众、举红旗清垃圾等场景的描述中，可见祛味工程与政治文化的深度融合。黄雪蕾老师指出，第三章分析的一系列祛味工程，本质都是以卫生现代性和进步史观为导向的“空间重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叙事掩盖了不平等的空间重塑。实际上，对抗污染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洁净，而是对洁净空间与污染空间的分层重组。第四章透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摩登女郎的鼻子，分析香水、香皂、面霜、花露水等清洁用品和化妆品的气味。1936年7月18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家庭工业社的化妆品广告《祛暑四妙》，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摩登女郎一天中闻到的牙膏、蝶霜、香粉、花露香水、扑粉的香味，这些工业生产的香气，弥漫于30年代的上海。此外，从广生行花露水广告的艳丽视觉呈现中，几乎也能通感到扑鼻的香气。在书中，黄老师根据海关进出口档案，用线形图直观展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化妆品引入中国的过程。在近现代全球贸易中，化妆品的原料往往来自殖民地，香气背后贯穿着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杂印记。人造香精的诞生为现代嗅觉革命更添复杂性，它们是人类神经元的“陌生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通过各种文化手段调校神经元，以接纳“陌生人”为友人。身体作为此一嗅觉革命的主战场，被转化成“最上乘的消费品”（the finest consumer object，由法国理论家Jean Baudrillard提出）。此外，化妆品和清洁用品广告还参与了对现代空间、时间、主体的塑造：一则4711科隆香水广告，描绘了女性坐火车旅行的情景，塑造了凸显女性主体性的理想流动空间；国产香水公司香亚公司的广告，描绘女性用香水浇灌地球的画面，联结起气味、空间和全球想象；《东方杂志》刊登的Lysol香皂广告，将传统年画中新年醒浴的题材，转变为儿童凭借自己的主体性来洗涤中国……这些视觉文本都充斥着中国现代性的表达。家庭工业社广告《祛暑四妙》，《申报》，1936年7月18日 广生行花露水广告第五章透过郁达夫小说《沉沦》男主人公——一名21岁留日中国学生的鼻子，分析力比多的肉感味道。小说作者将气味表现为引诱男主人公沉沦的最后刺激：“走了几步，经过一条暗暗的夹道的时候，一阵恼人的粉花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扑上他的鼻孔里来。他立刻觉得头晕起来，眼睛里看见了几颗火星，向后面跌也似的退了一步。”这里的力比多气味，在西方嗅觉现代性中被视为典型的“越轨者”，却频频出现于五四文学中。除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之外，创造社时期张资平、郭沫若的小说，鲁迅的《肥皂》，以及茅盾早期的诸多作品，都热衷于表现生物性的力比多气味，将之作为激进地表达现代性个体的道具。力比多气味作为典型的“陌生人”，取代了传统文学中象征性的“兰麝之气”，与革命、进步、反传统的精神理念相挂钩。 第六章透过青年毛泽东的鼻子，分析粪土气味的政治文化内涵。《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既表现出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政治抱负，也体现了将老百姓的语言作为政治修辞策略的倾向。臭气在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中，具有阶级斗争的内涵和动员群众的力量。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等文件中，毛泽东都使用了臭气修辞，表达对官僚主义、党内外反动派等的愤怒和轻蔑。 介绍完六个章节的内容后，黄雪蕾老师用北岛《城门开》中的一段气味描写作结。北岛首先自白气味在记忆中的突出地位：“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而后分别回忆了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灰尘味儿、大雪的一股云中薄荷味儿、槐花的香味儿等各种气味，最后收束于冬储大白菜味儿：“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借用这段描写，黄雪蕾老师指出，气味虽与政治历史息息相关，但也是每一个体的私产，负载着独特的情感、记忆，其丰富性、多元性尤需珍惜，这也是本书希望表达的理念。接下来，在章可副教授主持下，陈建华教授、张春田副教授和黄雪蕾进行与谈交流。陈建华教授评价，本书的切入口“玫瑰园与臭水池”选择得非常敏锐，“陌生人”概念的运用极为重要，章节安排层层推进、结构缜密，是中国文史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本书不仅是气味的简史，更是以气味为线索写成的近代史，聚焦于两层“相遇”，探讨了古今文学隐喻、现代祛臭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文化宣传等话题。陈建华对“陌生人”的比喻印象深刻，认为它在书中起到实时提醒的作用，通过气味的陌生化，迫使读者不断思考。陈建华赞同将气味结合文明、革命、进化等词语来讨论，这些近代史研究的关键词，贯穿起中国进入全球流通之后的变革和转折。在视觉研究早已深入的今天，本书揭示了嗅觉在文本、生活、媒介等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张春田副教授指出本书所处的学术脉络，说明其视角的独特性，并补充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与嗅觉相关的材料。本书使用的材料极为丰富，包括新闻、漫画、商业文件、政府文件等，这是新文化史惯用的方法。但本书实际上超越了新文化史的一般做法，这是由于它有多个对话对象：首先是上海史，本书通过分析上海城市建设中的气味，弥补了已往上海史研究忽视的面相，揭示了市政管理、市景变迁的不同维度；其次是东西方的相遇，对于“臭秽中华”的表述，如果仅从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东方主义想象来理解，就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而本书关注到气味经验在感官、身体层面的运作，连带讨论社会政治相关问题，详细呈现了东西方相遇过程中复杂的协商、斗争过程；第三是文学研究，本书特别重视语词符号在隐喻、转喻层面的意义，从嗅觉视角观照现当代文学作品和政治修辞，提供了新的发掘空间。 张春田继而分享了其他现当代文学中的气味书写：晚清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本应得到突出的气味却采取隐身姿态；新感觉派作家以丰富的气味描摹，传达城市化过程中的微妙感受；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通过刷牙习惯的矛盾，反映现代城市对来自乡村的革命者的规约；《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社会主义话剧，则从气味中见微知著，将它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舍《龙须沟》以气味的改造，贯穿起北京城市卫生的改造和时代的剧变；对气味书写最为倾心的张爱玲，在《半生缘》中用樟脑香作为恋人回顾往昔的牵引，在《年轻的时候》中借助咖啡味辨析潘汝良对西方的想象，在《烬余录》中细致描写战争的气味，在《谈音乐》中温情地描摹油漆味、汽油味、木的霉味、雨打湿的灰尘味、廉价的香水味等，对气味的沉浸与享受，或也反映出她与鲁迅等作家的深层分歧；莫言《透明的胡萝卜》描写孩子的手被烫铁烧糊的焦味，《红高粱》表现酒的味道、高粱地里的力比多味道，具有抽象的特点；台湾朱天文作于90年代的《世纪末的华丽》，极力铺陈现代城市中的香味，在张爱玲传统的延续下，探讨人情感世界的危机；香港也斯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通过表现对分子食物味道的痴迷，探讨消费时代的抒情问题。张春田认为，黄雪蕾的切入角度虽在新文化史的脉络中，但由此展开了更丰富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