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伯林丨《密尔论自由》- 密尔与生活目的(三)
《密尔论自由》
[英]约翰·格雷,G.W.史密斯 主编
樊凡,董存胜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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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人性材料造不出任何直的东西。
——康德
最重要的是他(密尔)痛恨人们对受害者群起而攻,他力主保护异端和异教徒。
——柏林
“让人们以自认为好的方式生活,要比强迫他们以别人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对人类更为有益”
“我们的时代习惯于没有强烈的欲望。它的性格就是没有明显的性格;通过压制人性中任何突出的部分使人致残,将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变成碌碌之辈。”
——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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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与生活目的
——以赛亚·伯林
三
P37
康德曾说“扭曲的人性材料造不出任何直的东西”。密尔深信这一点。这种态度,以及他几近黑格尔式的对简单模型和号称可以囊括复杂、矛盾和不断变化的情境的干瘪公式的不信任,使他在考虑追随组织化政党及纲领时表现出极度的犹豫和不确定。尽管有他父亲的鼓吹,尽管有哈里特泰勒的狂热信念,认为通过某种巨大的制度变革(在她那里就是社会主义)就能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邪恶,但他仍无法止步于清晰可辨的终极目标,(p38)因为他看到人是各不相同和不断进化的。这不仅仅是自然原因的结果,也是他们自我改变特征的结果,通常这种改变是无意识的。单凭这一点,便使人的行为无法预期,也使得法则与理论,无论它们产生于力学还是生物学的类推,都不可能囊括哪怕是单个人特征的复杂性与性质上的特征,更遑论一群人了。因此,任何将诸如此类的特征建构强加于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必定是,用密尔最喜欢的告诫之词就是,矮化残化与退化人类之才能。
P38
密尔与父亲最大的分裂来自于如下信念:他相信(尽管从未明确承认)特事特办;在治疗社会疾病时,正确地运用判断至少与解剖学或药理学规律的知识同样重要。他是英国经验主义者,而不是法国理性主义者或德国形而上学家,他对日常的环境变化、气候差异以及每一个案的个别性质非常敏感。而爱尔维修、圣西门或者费希特等人,对发展的伟大系列(grandes lignes)则并不敏感。因此他与托克维尔一样,且甚于孟德斯鸠,对多样性的保持、对变化的开放态度、对社会压迫之危害的抵制有着不懈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他痛恨人们对受害者群起而攻,他力主保护异端和异教徒。他反对进步论者(他指的是功利主义者,也许还有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控诉是:他们通常只会试图改变社会舆论以使其赞成这种或那种计划或改革方案,而不是质问那种声称社会舆论“应当成为个人之法律”的邪恶原则本身。
P38
密尔对多样性和个体性本身的这种压倒一切的追求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指出“让人们以自认为好的方式生活,要比强迫他们以别人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对人类更为有益”——他宣称这是自明的真理,“站在现存的舆论和实践的普遍倾向的对立面”。在其它场合它采用了更尖锐的言辞。他评论道,“我们的时代习惯于没有强烈的欲望。它的性格就是没有明显的性格;通过压制人性中任何突出的部分使人致残,将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变成碌碌之辈。”还有“英国的伟大现在全在集体:以个人论则是渺小的,看来我们能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只能靠我们能够联合的习惯;但是要知道,曾使英国成为过去英国的却不是这一帮而是另一帮人;而现在要阻止英国的衰落也还将需要这另一帮人。”
P39
这种语调,要不是其内容,就会使边沁大为震惊;而它也会得到托克维尔同样激烈的回应:“比较而言,现在他们阅读同样的东西,收听同样的东西,观看同样的东西,去向同样的地方,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恐惧,有着相同的权利和自由,有着如出一辙的表达方式……这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变化都在推动着它,因为它们都想将低者拔高,将高者削平。教育的每一次扩展都在推动着它,因为教育将人们置于共同的影响之下。交往方式的改进也在推动着它……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在推动着它……大众舆论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针对个人的如此巨大的群氓影响。这个时代仅仅是不墨守成规的事例,仅仅是对屈从于习俗的拒绝,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贡献。”
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关口,仅仅差异和抵制本身,同样也包括抗议,就难能可贵了。一致性与不宽容(后者是前者攻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是始终为密尔所憎恶的,在一个以开明自居的时代显得尤为可怕。在这个时代中,一个人仍可能因为持无神论而被投入大牢长达二十一个月;当此类行为干涉到个体间的私人关系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他宣称:“就性关系而言,个人自由决定做什么,应当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纯粹的个人事务,因为他除了自己以外与任何人无关”;坚持认为任何一个人就为这事而对他人或对世界负责(造成生育的除外,因为很明显产生了来自社会的强制性责任),终有一天会被视为人类幼稚期的迷信而又未开化的想法之一。在他看来,同样的原则可以被运用于禁酒令、安息日仪式或其他任何类似的事情上。在这些事情上,“应该告诉社会上那些虔诚的好管闲事者,管好自己就行了。”毫无疑问,密尔与其妻泰勒结婚前,关于他俩关系的流言——卡莱尔嘲笑他们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使他对这一形式的社会迫害尤其敏感。但这确实构成了他最深层最持久的信念。
密尔怀疑民主是唯一公正的,但同时也是潜在地最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形式。这种怀疑来源于同一根源。他疑惑不安:权威的集中、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对全体的依赖以及“全体对每个人的监视”会不会最终导致所有人都被打磨成“思想、处事和行为温顺一致”的个体,(p40)并且制造出“人形的机器”并杀死自由。托克维尔曾经悲观地写下美国民主在道德上和智识上的影响。对此密尔深信不移。他说这种力量即使没有摧毁,也将阻碍它们的生存;它压制人民,使他们变得麻木、虚弱;使他们变成“怯儒而勤勉的羊群,而政府则是牧羊人”。然而对这一病症唯一的疗治正如托克维尔自己坚持的(可能有点半心半意),就是更加民主,[8]只有民主才能教育出足够多的个性独立、具有反抗精神、强健有力的个人。人们将其观点强加于人的意向是如此强烈,在密尔看来,只有需要权力才能遏制住它。但这种权力正在滋长。因此除非能建立起更多的屏障,否则它就会继续增长,从而导致“因为舆论压制而造成的俯首帖耳者随波逐流者和伪君子”的激增,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怯懦扼杀了独立思想,人们把自己局限在安全的问题之下。不过,如果我们将屏障建得太高,对舆论全不干涉,就不会导致如柏克或者黑格尔警告的结果么,社会组织崩解,社会原子化,即无政府状态?对于这一点,密尔的回答是“如果某些行为既不违反任何特定的公共义务,也不伤害特定个体,那么由此产生的不便,为了人类自由这一更大的善,社会是能够承受的。”这就相当于说,社会固然需要内聚力,但是如果社会没能将其公民教化成文明人的话,它就没有权利因为他们使人不快、不合群或没有符合某些大多数人接受的标准而对其施以惩罚。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也许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维持它的代价太过高昂了。柏拉图正确地指出:如果要出现一个没有摩擦的社会,那么诗人就必须被放逐;使反对这一政策的人深感恐惧的,并不是有如此之多的诗人被放逐,而是要求消灭任何形式的多样性、运动和个体性的潜在欲望;一种对永恒、不变、一致的固定的生活和思想模式的渴望。对密尔而言,没有反抗的权力以及没有反抗的能力,就没有正义,就不存在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除一人以外所有人都只有一种意见,而这个人正好意见相左,则人类遏制一个人的意见,并不会比他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权力的话,遏制所有其他人的意见更具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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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视民主为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比他所处时代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民主最终是更为正义和高尚的。
P41
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这一系列演讲中,理查德·利文斯通毫无疑问是同情密尔的,但他同时指责密尔将太多的理性归于人类了:不受约束的自由理念可能是那些已经达到成熟状态的人的权利,但是当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又有多少人符合要求呢,这一理想真实么?密尔的要求是否的确太高了也过于理想了?显然利文斯通在一种重要意义上是正确的:密尔不是个预言家。大量社会发展的结果令他担忧,但他对20世纪滋生的非理性势力的崛起一无所知。布克哈特与马克思、帕累托与弗洛伊德对于他们时代更深层次的潮流要敏感得多,并且对个体和社会行为的深层根源有着大量深刻洞见。但是我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密尔过高的估计了他所处时代的启蒙程度,或者他假定了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是成熟的且富有理性的,或者这些将很快成为现实。而密尔眼前所见却是这样一番景象:一些以任何标准看来都是文明开化的人,被偏见、愚昧、“集体的平庸”所镇压、歧视或迫害;他看到这些人被剥夺了在他看来最为根本性的权利,他为之抗争他相信人类所有的进步、所有的伟大、美德和自由都倚仗于这群人的存在以及他们面前的畅通道路。但他不希望[10]他们是柏拉图式的护卫者。他认为其他人像他们一样也是能够有教养的,只要得到了教育,他们就有资格做出选择,而在特定范围内这些选择绝对不能被他人所阻碍或控制。他没有仅仅倡导教育而忘了受教育者应有的权利,也没有因为迫切要求全部的选择自由,而忘了缺乏足够的教育就会导致混乱(作为对它的反动)以及新的奴役(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作的那样)。他要求两手抓。但他并不认为这一过程是一蹴而就的、简单的或者普遍的;总体上,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同时既捍卫民主也不信任民主,为此他在当时就受到抨击,直到如今仍饱受病诟。利文斯通已经发现了密尔敏锐的一面,但仅限于对他所在时代之环境的觉解,并没有看得更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社会疾患是自闭症——一种窒息感,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天才的人,诸如密尔和卡莱尔、尼采和易卜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要求更多的空气和光亮。我们时代的大众疾患是广场恐惧症;(p42)人们担心社会瓦解,担心失去方向:他们就像霍布斯自然状态中无主之人一样,要求高墙将他们隔绝于汪洋,要求秩序、安全、组织、清晰可辨的权威,对于过多的自由则惊恐不已,生怕被遗弃在广阔的无依无靠的真空中,丢进没有道路、没有路标、没有目的地的沙漠。我们的处境与19世纪截然不同,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截然不同:非理性的领域要比密尔所能想象的远为广大和复杂。这一领域的每一次发现都会使密尔的心理学愈加陈旧过时。对于他过多地关注富有成效地运用自由所面临的纯粹精神上的障碍的批评是公正的;他缺少道德与智识的眼光,太少关注(尽管像没有那些毁谤他的人所说的那么少)贫穷、疾病以及他们的成因,太少关注两者的共同根源及其交互作用;人们批评他太过狭隘地专注于思想和表达自由。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凭借我们所有新的技术和心理知识以及伟大的新能力,除了人文主义鼻祖——伊拉斯谟和斯宾诺莎、洛克与孟德斯鸠、莱辛和狄德罗——所开出的古老药方:理性、教育、自知和责任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别的什么解决方案么?人们还有别的希望?曾有过别的希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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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一划界将他与圣西门和孔德区分开来,也与H.g. Wells和专家统治论者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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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录:杨原平
黑体字为本编标
目录
1.导言 … 约翰·格雷,G.W.史密斯…001
2.密尔与生活目的 … 以赛亚·伯林…021
3.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生活的技艺 … 阿兰·瑞…051
4.重读密尔的《论自由》… J.C.里斯…059
5.密尔的幸福观和个性理论 … 约翰·格雷…080
6.密尔对自由的辩护 … C.L.坦…101
7.社会自由与自由主体:密尔自由观中的一些含糊之处 … G.W.史密斯…127
8.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以赛亚伯林:生活的目的与道德的萌发 … 理查德·沃尔海姆…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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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诗篇 32:9 和合本)
Do not be like the horse or the mule, which have no understanding but must be controlled by bit and bridle or they will not come to you. (Psalm 32:9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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