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未死
以前回故乡，邻居婶娘会把我叫过去，指着屋角的一堆红薯说，你随便装。后来他们有的离开了，有的不在了。整个村子空荡荡的。我拍过一张照片，只有一个沧桑的老人，和一群鸡。而现在人们又开始回来了，我的故乡好像也开始回来了。
很多人的故乡都在死去，有的已经死去。
我那个故乡，死了很久了。
原来那条小河很美，水很清，可以见底的，水下没有淤泥，都是石头和沙子。在岸边的沙子里摸一摸，可以摸上来小小的活贝。
又可以看到很多小河虾，小得像棉签的头，有透明的，粉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
各种各样的鱼，淡水石斑，棘鳅，鲶鱼，水黄蜂……据父辈说以前还有野生小鳜鱼，但我没有见过。我只记得把头伸进流水里去，睁开眼，可以看到一种像鲨鱼一样的小鱼，指头大小，有胡子，身上还有老虎的斑纹。
后来，这条河就死掉了。
河之死
已经很多年了，这条河的水量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还是黄色的，里面没有多少生命。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是说变化，但不是这种变化。
赫先生的变化是积极的，而这种变化，是童年被一件钝器杀死的感觉。
于是我就不再去看那条河，因为钝器打在头上不好受。
河是怎么死的呢？离开很久了，说不全面。
只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年有一两次，人们会在上游的桥上，把一拖拉机的生石灰倒到河里去。乳白色的水开始向下漫延，像《纳尼亚》里的白女巫。
女巫所到之处，一切水生动物，不分老幼，悉数死亡。
满河是喧哗着的人们，拿着各种工具打捞鱼虾。一两周内，河里都是腐臭的鱼尸。
河会挣扎，艰难地自我修复，但不久又会被集中投毒一次。
上面修水电站减少了水量，也阻断了生物通道，这也是河流死去的原因，但我认为，仅“毒河”一举，就足以杀死它了。
不必苛责那个时代的人们，毕竟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
肚子饿了，就忘记了河也会死。
前几天我带着远方的朋友回到故乡的县城，第一件事就是去吃山坑螺，因为她从未见过。
我说，这种螺，只有水质极好的河里才会有。后来河都死了，这些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
小时候，我们那条河就有，小孩子常常跳进去，从水里摸出来，用石头砸开了，生吃。
现在没空去坐牢
“我是实在没空去坐牢！”我叔叔说。
今年祭扫，政府规定不准用明火，不准放鞭炮。森林警察随时就埋伏在山里，一旦发现，必定坐牢。
当然，不可能全部人都去坐，想必牢房的可居住面积也有限制。所以如果抓住了，就推举一人。
以前祭扫可以用火，也可以放鞭炮，但每年都会有山被点着，火烧连营，所以就有人去坐牢。我的小学同学的父亲，几年前就因为扫墓烧了山，被家族里“民主选举”去坐了两年牢，同学还问我有没有办法，让他在牢里少吃点苦。
“你们要上班，不能去，我估计你爸也不想去。”叔叔一边锄草一边对我说，“最后就只剩下我去，而我现在每天都要接送孙子上学，实在没时间。”
“如果有空，去坐坐倒也是不要紧的。要说凑钱请个人去吧，政府可能不答应。”
令行禁止，四面青山里没有听到一挂鞭炮响。人们知道，令出第一年，是抓典型的关键一年。
我想起八九十年代的禁枪。那时很多人家都有火药枪，用来打猎。晚上我小舅舅背着枪出去，不一会就听到后山枪响，拎着兔子回来了。
我父亲没有枪，有一次借了舅舅的，带着我到后山去打野鸡。好大的一只雄鸡，瞄准了，“砰”的一声，硝烟弥漫。我和父亲都晕乎乎的，半天才搞清楚方向。
等硝烟散去，发现那只野鸡还在那站着，吓懵了，父亲赶上去马上按住。没打中，却生擒了它。
为了保护生态，后来就要收缴枪支，很多人都把枪藏起来，还会偷偷地用。
猎枪泛滥的时候，什么动物都少了，斑鸠、野鸡、野猪、麂子（黄猄）、兔子，渐渐地绝迹。
前些年回故乡，习惯性地往后山走，村后几十米，就已经草木深秀，熟悉的小径早已消失无踪。
正怅然间，身旁草丛忽然发出一声巨响，人几乎被吓瘫。十几只野鸡一起振翅飞出，那气势让人魂飞魄散。
惊魂稍定，我想，这山又活了呀。
那时表弟在山上种桃子，他说，桃子成熟的时候，成百上千的松鼠，从树林里扑向果园，如挥刀号叫着冲锋的蛮族骑兵，没有任何办法招架。
他损失了桃子，我亦忧亦喜。
逃离与回归
河还没有活过来，它需要更多的时间，但对前景，我渐渐变得积极起来了。
此刻，望着满山郁秀，我在想，山河的死活，究竟是怎么轮回的呢？
答案埋藏在前面的一个对比当中：八九十年代收缴猎枪时，人们很抗拒，而今天规定祭扫不准点火燃炮，却几乎没有障碍。
政策效果，并不取决于执行的严厉程度，而取决于人的衣食来源发生了变化。
以前地少人多，经济来源单一，身上衣口中食，灶坑里的柴火，几乎全部都要从自然索取。
父亲这一代正是被鼓励大量生育时期出生的一代，猛增的人口，需要更多资源的供养。自然的破坏是必然的，有时会表现得缺乏节制意识，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意识无关，只与生存有关。
所以在当时试图保护自然，不现实，某种程度上说也不人道。倘若人口大量冗积于农村的状况持续下去，一切都会毁灭，不论你采取何种严厉的政策——因为人要活着。
就在那关键的时刻，工业发展，城市壮大，职业迅速分化，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更有效率地赚钱。
许多人离开了农村——相当一部分是“逃离”，给山河腾出了喘息的空间。
即便仍然留在农村的人口，生产方式慢慢地也不再是纯自然的，而是加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半自然因素，比如养殖业、种植业、简单加工业。一样地，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
农民利用自然的方式，变得集约起来。
而养殖业、种植业、简单加工业的兴起，得益于市场的扩大，即东西卖得出去，并且销售越来越便捷。
起初种桃子，在大山里采摘下来，要运到县城去卖给批发商或者邮寄，劳苦，艰难，农民也没有议价能力。后来快递公司把网点开到了村里，有的甚至干脆在果园里等着，随时包装，随时填单。
一些人脉广，或者有销售头脑的果农，便放弃了种植，做起了微商，成为果农与点状市场的连结点。我表弟就大幅减少了种植，每到桃子成熟时节，专门帮乡亲们找销路，获得一点差价，销售量比自己种植的时候还大。
人们烧起了石油气，不必再去砍树；人们吃上了大鱼大肉，不必再去“毒河”和打猎。
是不必，而不是“不敢”，前者是王道，后者是霸道。
如今还生活在农村的人口，相当一部分在县城有房子，老人陪着孩子在城里上学。农民们的收入，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相比并不逊色，所以城里人也就不再具有心理优势。
慢慢地，有的人原本走了，又回来了。
该回去了吗？
我的家乡很美。
朋友去过之后说，这里不像农村，就像一个森林公园。
的确，这个行政村包括十几个自然村，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地理广阔，村子的入口处竖着一个牌楼，写着“XX森林公园”。
没错，不是“像”，而是“是”。虽然，没有多少游客。
车越往里开，山越高，景色越好。然而我以前却并不喜欢这个故乡。我的童年在那里度过，也在那里丢失。
河死了，再也见不到鱼儿。
以前回故乡，邻居婶娘会把我叫过去，指着屋角的一堆红薯说，你随便装。后来他们有的离开了，有的不在了。整个村子空荡荡的。我拍过一张照片，只有一个沧桑的老人，和一群鸡。
而现在人们又开始回来了，我的故乡好像也开始回来了。
新的房子正在建起来，街道铺得平平整整，还有花园，作为景观植物的玉兰花也开了。
每个村都有了停车场，和公共厕所。公共厕所是自动冲水的，还有照顾残疾人和老人的扶手，墙上有紧急按钮，旁边写着“需要帮助”。
村民有时会被雇佣，负责打扫卫生，给花木浇水。
我外婆家所在的自然村，离着两公里远，他们的村口有更大的停车场，但我这次回去却找不到车位。朋友说，有点像在珠江新城（广州CBD）找停车位的感觉。要离开的时候，发现车被堵住了，而车头留着电话号码。村口还修建了漂亮的栏杆，围着一个观鱼池。
路是很好的水泥路，100米就有一个路灯，一直蜿蜒到山的深处，你可以把车开到道路尽头、大山深处的最后一户人家，那是我姑妈的老家。
好多年前，我叔叔就一直念叨说要我们回家建房子，理由是“别人也要建”。这是攀比，我觉得很无趣，当然就缺乏热情。
而今年，父亲也动了心思。看着新的环境，他说，在城市里，可以和朋友出来一起玩，但在农村里，可以随时去别人家里玩。
这样的理由才能说服我。
他们这一代人，仍然有对熟人生态有深深的眷念，我们这一代没有依恋，但仍然记得那种感觉。如果这样的生态还能回来，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是时候了吗？
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新媒体编辑 | 胡万程 hwc@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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