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交流会:中美供给侧改革有何异同?
原创声明:本文为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的会议纪要,由CF40研究部撰写,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2016年5月21日,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上午召开了“中美经济形势与风险”全体大会(← ← ←点击标题查看会议详情)。
下午,PIIE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主持召开了“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闭门研讨会。CF40特邀嘉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PIIE高级研究员Jacob Kirkegaard分别发表了题为“中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区别在哪里?”、“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改革——教育”的主题演讲。
随后,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主持召开了“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与汇率改革”闭门研讨会。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孙国峰、PIIE理事、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Richard Cooper、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Edwin Truman分别发表了题为“市场波动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关于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演讲。
在第一环节的会议中,中方专家首先介绍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来龙去脉。中方专家指出,在去年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提出了结构性改革;在去年召开的第十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就提出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会是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去年年底召开,会议具体部署了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是非常明确的部署。
在今年1月份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和美国的供应学派不是一回事,而且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结构性”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紧接着,在今年一季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又再一次强调了要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而且非常明确的讲到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能走样,不能变形。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十三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的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这个阶段,看的就是对政策的具体落实。
与此同时,地方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有不少地方已经研究制定出台了相应的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和专项的改革方案。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甫一提出,各界就将其和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做出各种比较。事实上,里根经济学出台的背景是滞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的泥潭,通胀高企。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供应学派的观点。它的主要做法是减税,减少政府干预。从最终效果来看,现在大家普遍评价里根经济学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它也大幅提高了美国政府的赤字率,增加了财政赤字负担,整体来看,里根经济学还是为美国今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的“中产阶级经济学”也可以被称为现今的美国供给侧改革。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开始执政。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当中有一句话:这场衰退的影响已确切无疑,无处不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并非一朝一夕之力,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也并非一概开始于房市崩溃或股市滑坡。这是他面对的整个背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奥巴马提出了一套主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只要每个人获得公平的机会,每个人做出公平的贡献,每个人遵循同样的规则,美国就能发展得最好。奥巴马中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要帮助劳工家庭适应这种变化,减轻家庭负担。
第二,要提高每个人的劳动技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他认为接受教育越多,拥有好工作且成为中产阶级的机率越大,这是他的观点,所以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第三,需要新的经济为劳动力提供高薪的职位。他认为要建立有竞争力的经济,这样才能吸引企业投资,提供就业。
从中美的比较来看,中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不同。中国面临的是经济新常态,美国面临的分别是1980年代的滞涨和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改革的对象不同,中国是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此外,改革的内容也不同,中国需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美国则需要改革税收、福利制度。
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相同点。中美双方都需要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更注重发挥企业家作用,并重视中等收入阶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奥巴马政府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重燃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造就一个升起的、兴旺的中产阶级。
美方专家从教育这个供给侧中的“痛点”入手,就中国的教育质量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波动日益加剧的双边资本流动,中方专家指出,资本流动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可以用来消弭这种影响。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在持续探索用宏观审慎政策来管理双边资本流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ies)与传统的资本管理(CapitalManagement)不同,前者更加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tented),以价格为导向(price-oriented),更注重透明度,具有非歧视性,是一种动态的调整(dynamicadjustment)。
Jeffrey Frankel说过,没有任何一种汇率是完美的,能在任何时机适应任何国家。美方专家以此为切入点,对汇率政策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美方专家认为,随着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人们对汇率弹性上升的容忍度也在上升。汇率,尤其是实际有效汇率,对各国而言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美方专家还认为,中国释放出的有关汇率制度的信号有时相互冲突,这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需要增加外汇政策透明度,加强市场沟通。
5月22日,中美经济学家还会就中美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
本次交流会的会议纪要和嘉宾发言将在整理完成后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2016“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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