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海外投资增长创新高，姜建清提醒“海外投资不是伊甸园”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日前共同发布的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报告称，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了将近50%，约1750亿美元。
但同时，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并勒令中资坎昆龙城项目停工；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华为、清华紫光等多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受阻，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单方宣布终止中美合建高铁；德国经济部撤回了中资企业福建宏芯基金对其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的收购许可，并叫停中国三安光电对德国照明巨头欧司朗灯泡部门的收购……这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或失败的典型案例也在提醒我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在显著提升。伴随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推行，这一风险更值得我们警惕。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当前出现了三个新趋势。
一是，出现一个拐点，海外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出现正值
二是，出现一个变化，民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主力
三是，出现一个动向，海外投资的国别、产业、行业分布更加多元
姜建清认为，由于缺乏海外投资与管理企业经验，中国海外投资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海外投资增长须注意量质的平衡。与此同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并不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经济政策，不是一个能获得多数国家支持的政策。随着这项政策的负面效应累积，雪上加霜会使本来已经衰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否极走向生泰，相信最终会通过协商得到新的平衡。
1、出现一个拐点，海外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出现正值。2015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列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约有100亿美元的净资本输出。今年前9个月，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4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高出同期中国吸引外资（950.9亿美元）391亿美元，并超过去年全年的非金融直接投资（1080.2亿美元）。
2、出现一个变化，民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主力。至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民企占比35.6%，而增量占比65.3%。今年1-9月,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449件，接近国有企业并购的5倍。
3、出现一个动向，海外投资的国别、产业、行业分布更加多元。从过去比较单一的资源、能源类转为多行业、多领域。过去中国海外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占比较大，2015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83.9%都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近年来一部分投资转向了发达经济体。从并购主体看，中国地方企业占并购额的86.6%。
一是多数中国企业期望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先进科技和品牌，提升自身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完善自身或延伸的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通过国际并购或企业国际延伸，获取国际市场，化解产能压力；通过投资及融资带动中国大型装备出口和技术出口，打破贸易壁垒；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和服务业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新的市场。
二是国内正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期，部分产业边际收益率下降，一些中国企业还面临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不少企业在顺周期时期对转型的思考和准备不足，缺乏新产业投资的技术积累和储备，期望通过国际并购找到新的投资领域，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三是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持续的低利率市场环境。市场货币流动性充沛，资产收益率趋降。国际上一些国家存在资产低估的状况，中国股市估值又高于一些国外的市场估值，一些投资者通过低买高卖等资本市场运作获得跨国或买方市值价差。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加剧，一些投资者受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影响，期望通过海外投资实施资产保值或人民币跨境套利。
四是一些企业盲目跟风、投资冲动及不理性。认为国外存在着“金山”，拿自己熟悉的国内的理念、市场和价格体系，静态来对比海外投资机会，忽略海外投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1、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思潮须引起关注
西方的贸易、投资自由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表面看来对立，但殊途同归，根子都是利己主义。回顾西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理论的诞生，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国家利益、生产力贸易保护理论到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利益、保护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成长。管理、控制对自身经济发展不利的跨国贸易和投资，获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而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相对比较常态。
在过去的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呈上升周期，生产大量过剩，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开放市场，因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主义思潮处于上峰。随着全球贸易、投资的繁荣，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得到发展，从商品和资本的输入国逐步走向平衡甚至成为输出国，国际利益格局产生了变化。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复苏乏力、失业剧增，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因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缓解政治压力、转移社会矛盾、取悦民心的选项。
关税政策、贸易壁垒、行业标准、投资审查及其他直接或隐形保护措施纷纷出台。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位居各国之首。特朗普又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口号，可以预见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改变。德国的投资保护主义也有抬头迹象，在德国国内也招致不少反对声音。因为德国在中国有600多亿欧元的投资，而至2016年上半年，中国在德国的投资仅97亿欧元。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海外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纠纷会大量增加，“中国威胁论”继续抬头，负面国际媒体舆论会随之配合。在海外投资领域，会指责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不够，质疑中国投资者缺乏对投资企业的整合和管理能力。海外投资“安全”审查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也会增加障碍。
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不是绝对不变的，因为不可能关闭自己的市场，却指望别的国家开放市场。保护主义可能会从“损人利己”走向“损人不利己”。贸易和投资对抗的结果是没有赢家的，“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而且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多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不是任何双边贸易、投资关系可以替代的。
如中美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4.2%。1990年至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累计640亿美元。美国在中国超过1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累计有2280亿美元，但发展趋势是占比下降。在今后一段时期，争吵是免不了的，软硬兼施的贸易战、投资战会成为现实，全球贸易和投资或因此受到伤害，中国要有定力，运用太极功夫，见招拆招、刚柔顺随、急缓粘走、虚实互变。
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并不符合欧盟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不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持久的经济政策，不是一个能获得多数国家支持的政策。随着这项政策的负面效应累积，雪上加霜会使本来已经衰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否极走向生泰，相信最终会通过协商得到新的平衡。
2、中国海外投资增长须注意量质的平衡
目前国内对海外投资发展快，为外方所重视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潜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坚实的金融实力。但由于缺乏海外投资与管理企业经验，中国海外投资也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一些海外投资虽是控股权收购，但缺乏实质管理和协同整合；投资中重视短期利益、忽略长期战略；高度依赖原有管理团队和薪酬激励，缺乏语言、思想沟通及战略协调；缺乏对国际和投资国环境（政治、经济、劳工、税务、环保、工会、投资及法律问题及宗教、文化、习俗的深入了解）；缺乏国际化公司治理理念和管理框架（业务流程、管理体系、信息沟通、人才储备等）。从而带来不少矛盾，引起海外投资国和被投资企业的担忧。
海外投资的最终效果看投资效益，相比美国和日本，中国海外投资效益比较差。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中国目前“走出去”企业中仅有13%盈利可观，近半企业处于持平或暂处亏损状态。当然这是否与中国企业投资期比较短有关。
据专业机构报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仅有三分之一。分析原因主要有监管审批的不确定性、非经济干预原因、多方合作收购带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此外，投资在短期或在某国较集中增长，及互相竞价的对外投资容易导致并购的“中国溢价”。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净额如果过分扩大，加之若今后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因素导致贸易顺差缩减，及盲目投资的负面效应扩大，还会引起政府及监管当局的担忧。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坚持全球化符合全球发展的方向从不动摇。全球化符合世界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企业的进步（如优秀企业华为的成功）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个成绩是开放所带来的。对外投资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政策，不会以短期的市场变化作大的政策调整。
无论从邓宁理论（人均GDP4750美元时会呈现对外投资的净值），还是回顾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转型道路，长期贸易顺差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纠纷，一般要依靠出口结构调整、服务贸易及对外投资增加以调整顺差。在这个阶段，企业从销售全球化、采购全球化渐进地走向了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达到开拓海外生产、打破贸易壁垒、输出资本资金、扩大市场份额的作用。
中国要坚持G20的杭州公报精神，继续推进落实“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快国际产能合作以及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体制调整等。坚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健康发展，将其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对于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西方社会已经有几百年的成败经验教训，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投资仅有一、二十年的短暂历史，给予中国企业的时间太短、准备不足。全球金融危机给予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快速进入金融国际市场的机会，但海外投资不是伊甸园，而是战场。
全球政治经济金融联动日益密切，地缘政治持续动荡带来的国别风险复杂，传染性和隐蔽性不断增强。风险的跨区域、跨条线传导速度加快，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剧烈波动，增加了投资定价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开展跨国投资与经营，要保持理性和冷静的头脑，保持稳健的速度和节奏，审慎决策，方能有效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研究，加强预期管理和教育引导，使对外投资在健康规范的管理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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