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否重返全球化轨道？
世人大多在最近两年才切身感受到逆全球化汹汹来袭，但贸易、海运以及跨国投资等数据清晰显示，逆全球化趋势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现端倪。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魏加宁在《逆全球化之初探》一文中深入剖析了逆全球化的三大思潮和导致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原因，并指出在逆全球化趋势之下，无论是现行体制还是现有理论，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魏加宁认为，全球化悖论、货币政策悖论以及社会政治悖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逆全球化其实“情有可原”。当前应如何应对上述三个层面的“三元悖论”，是亟待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那么，我们是否还能重返全球化轨道？魏加宁给出了乐观的答案。他认为，由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逆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不会走得太远。当前我们要加快体制改革，包括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以迎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内容更丰富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
逆全球化之初探
by 魏加宁
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波全球化浪潮进展迅速。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股逆全球化的回流迅速壮大，时至今日，竟然“反客为主”，致使世人对未来感到茫然：今后的全球政治经济走势，究竟是继续逆全球化而动，还是会重新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本文拟对此逆全球化现象做一些初步探索，仅供读者参考。
（一）三大数据表明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逆全球化首先可以从贸易、海运以及跨国投资等具体指标来加以观察。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在大多数年份——无论是出口增速还是进口增速——都长期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贸易增速曾经在2010年一度大幅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虽然很快反弹至危机前的水平，但不久又再次掉了下来，目前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4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如图1-1所示）。
图表1 全球贸易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
其次，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也是危机后曾一度出现反弹，但很快又掉了下去，回到了2006年以前的水平。
图表2 全球贸易占GDP比重
再次，从国际海运来看，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虽然2010年一度出现小幅反弹，但很快又掉头向下，然后就一蹶不振。
图表3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最后，从直接投资来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1.76万亿美元，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低7%。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受投资保护主义加剧和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升级等因素影响，2016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将比2015年萎缩10～15%。
图表4 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及同比增速
（二）三大思潮显示逆全球化来势凶猛
许多人似乎直到最近才看到逆全球化的新趋势。其实早在2012年，中财办刘鹤主任就曾经牵头组织我们进行过“两次大危机比较”的研究——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进行比较。该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已经公开出版发行（参见：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2013年）。书中明确指出：由于大危机比较罕见，因此一个人一辈子往往只能遇到一次，因此决策者往往缺乏经验。同时，大危机发生时，决策者又要总是面对着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所以，政治家往往被短期的民意所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不敢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大危机后，很容易出现的行为模式。
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证明这本书的预见性。书中所提到的三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
首先，关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最早发源于19世纪的俄国，如今这股社会思潮已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所谓“民粹主义”，它过度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观和理想观，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粹主义强调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变革，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变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民粹主义通过强调平民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观，从整体上对平民大众实施有效控制和操纵。
尽管民粹主义本身并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但它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相结合。有学者发现，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好，但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时，左翼民粹主义容易兴起，比如21世纪初油价上涨时期的委内瑞拉；而当经济发展不好、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右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占上风，把矛头指向外国人或外部势力，或是国内某个少数族群，当然国内精英也首当其冲，如今天的许多发达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参见：方晋，《论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载《比较》2016-06-28）。
此外，究竟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恐怕还与本国文化相关。比如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一旦陷入经济萧条时，似乎更容易发生右倾民粹主义；而中国一旦经济陷入低迷状态时似乎更容易发生左倾民粹主义。进一步地，这又可能与该国在国际政治系谱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众所周知，在国际政治系谱中，日本位于右侧，而中国则偏于左侧。
在分析民粹主义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民粹和民主区分开来。许多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专家学者，往往把民粹和民主混为一谈。如何区分民主与民粹？我认为至少有三点不同：（1）民主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而民粹则是无原则地迎合某一个特定阶层，通常是平民阶层。（2）民主追求的是法内自由，而民粹追求的则是法外自由。（3）民主是维护公权，而民粹则是侵犯私权。
为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必须不断增加民主的比重和范围，以减少民粹的比重和范围。
其次，关于民族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也在逆势而动。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在分析民族主义的时候，必须严格区分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通常是多民族国家，因此爱国主义通常具有包容性。 而狭隘民族主义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曾唤醒了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和独立的意识，但也引起过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优越主义、导致国家分裂以及战争等罪恶结果，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最后，关于经济问题政治化。近年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有一股思潮就是将一个原本单纯的经济问题，动不动就被上纲上线，把它敏感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例如，一些人常常把金融危机的成因说成是阴谋论，有人把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成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击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阴谋；也有人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说成是美国政府的阴谋，还有人把欧债危机的成因也说成是高盛公司的阴谋，甚至还有人把美联储的正常加息行为也说成是针对中国经济、搞垮中国经济的一种阴谋之举。
正如著名学者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阴谋论是知识的鸦片”。陈志武先生指出，迷信也好，阴谋论也好，往往是对于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还不了解的事情，在智力上又比较偷懒、又不想去了解，所以就推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于阴谋论化，其作用在于将普罗大众的愤怒情绪引导到某个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向，并发泄出来，于是就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包括政府监管失误的责任，也包括专家判断失误的责任。
在谈到这种思潮的时候，必须注意区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问题政治化。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研究的是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它从不同阶级的角度来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重点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必须而且只能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去分析，去对待，并且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解决。
（三）三大原因导致逆全球化强烈反弹
导致世界经济逆全球化，并出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三股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于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思潮便迅速反弹并蔓延至世界各国。
其实，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固然有全球化本身的因素，但也有权力腐败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没有相应跟上，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导致监管套利行为、腐败寻租现象迅速蔓延。其次，技术创新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拉大了贫富差距，掌握创新技术的人能够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下，一夜之间迅速暴富；而没有掌握创新技术的人则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IT技术、自媒体的出现，广大民众掌握了“话语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也使得民众的声音能够快速传播。而高铁、航空等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时间和距离，加速了人们的移动速度，既节省了人们的宝贵时间，也增大了人际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机会。
在这股逆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无论是现行体制还是现有理论，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三大体制面临逆全球化挑战
逆全球化趋势首先对于现行的民主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英国脱欧一波三折，到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接连受挫，再到今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德国总理大选，以及最近决定的英国大选，甚至连土耳其也进行了体制变换——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走向：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
众所周知，民主体制的主要类型有：内阁制，总统制和委员会制三大体制，以及衍生出来的“半总统制”。
首先，内阁制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相分离，但立法权与行政权相融合；而总统制则是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一体化，但立法权与行政权严格分离；至于委员会制，虽然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一体化，立法权与行政权也是一体化的，但是在主席任期上则要做出严格限制，期限只有一年，不得连任，实行轮流执政。
图表5：英国的内阁制
图表6 美国的总统制
图7 瑞士的委员会制
其次，无论哪种体制，司法都是独立的，从英国的相对独立到德国的绝对独立，但是在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从法官的产生程序来看：英国的独立性相对最弱，参议院与最高法院存在机构重叠；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总统提名，国会批准；法国的宪法委员会9名委员中，有3名由总统任命，3名由国民议会（下院）议长任命，3名由参议院（上院）议长任命，因此与美国由总统任命相比，总统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半数由参议院（上院）提名，半数由众议院（下院），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均无权干涉，比法国又进了一步。
其次，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则属于衍生或变形的体制安排，介于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存在着体制变换的可能性：当总统处于强势地位时，就变成了总统制，总理及政府就变成了总统手下的咨询机构和办事机构；而当议会处于强势地位时，就变成了实际上的内阁制。这种体制虽然具有灵活性，但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图表8 各种民主体制比较
出处：岩崎美纪子，《比较政治学》，岩波书店，2014年第三次印刷。略有删改。
再次，从政府的法案提出权来看，除了总统制严格限制法案的提出以外，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以及半总统制下的政府都有权提出法案。
最后，从内阁成员能否与议员兼职来看，除了内阁制的内阁成员可以兼任国会议员以外，总统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下，内阁成员均不得兼任国会议员。
并且，从内阁与议会关系来看，即议会是否有权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以及内阁是否有权解散议会——内阁制和半总统制均拥有此项权力；而总统制和委员会制则没有这样的权力。
最近，土耳其政体从内阁制转变为总统制，但却没有在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进行严格切割，导致总统权力过度集中，90年前凯末尔努力建立的伊斯兰世俗国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加以改变，不得不使人想起学者朱学勤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民主制度存在着自杀机制”。面对逆全球化的凶猛趋势，西方民主体制能否经受得住考验，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二）三大理论面临逆全球化挑战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际上公认的理论范式主要有三种，一个是（新）现实主义、一个是（新）自由主义，再有一个是建构主义。面对逆全球化，这三大主流理论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图表9 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比较
首先，新现实主义认为物质决定行为，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或权利分配决定这个国家的行为。其推理过程是：由于国家是理性人，因此是利己的；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信奉“丛林法则”，于是战争不可避免。
其次，新自由主义认为制度决定行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由于贸易或民主或法制或道德的存在，实际上就有了国际规则。有了国际规则就有了国际治理，所以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战争是政治的最后手段。
最后，相比之下，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决定行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的行为取决于它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又取决于它的身份，而身份又取决于观念，就是所谓的共有知识。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
逆全球化不仅对主流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对一些非主流理论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实际上早在很多年以前很多学者就对全球化相关的各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质。但是逆全球化就会对这些理论提出挑战，也就是说理论也亟待创新和发展。
（三）三元悖论显示逆全球化情有可原
与全球化相关，至少有三个“三元悖论”摆在我们面前，即：全球化悖论，货币政策悖论，以及社会政治悖论。
首先，看全球层面的“三元悖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指出：“世界经济有三大难以同时解决的政治难题：我们不能在追求民主和国家主权的同时追求经济全球化”。
其次，看国家层面的“三元悖论”。克鲁格曼曾经提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市场开放•汇率稳定性之间存在着“三元悖论”。后来易纲先生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图表10 金融政策三元悖论
最后，看社会层面的“三元悖论”。史蒂芬•平克在《心智探奇》一书中指出：父母之爱引出了政治的最基本悖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同时保持公正、自由和平等。如果它是公正的，更努力工作的人就能够积累得更多。如果是自由的，人们会将他们的财富交给他们的孩子。但那样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了，因为有些人会继承到遗产，而有些人则没有。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如何应对上述三个层面的“三元悖论”——这是亟待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如今，尽管全球化出现暂时逆转，但是技术进步的脚步并未停下。首先，交通技术的飞跃，如未来的飞机据说将会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飞行时间压缩到四、五个小时之内，无疑将进一步缩短地球村各国之间的距离和旅行时间。
其次，IT通讯技术的爆发式创新，将导致信息流进一步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人们之间的联络将更加快速、便捷和方式多样。
最后，人工智能翻译器等技术的出现，将极大地缩短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人与人的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跨国间人际交流将更加方便、快捷。
总之，展望未来，由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不会走得太远，人们最终还是会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
因此，对于目前暂时的逆全球化回潮，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乐观对待，切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切不可只见眼前，不见长远。我们所需求做的，就是要加快体制改革，包括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提高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以迎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内容更丰富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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