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美贸易赤字“不是市场力量所致”，那是什么原因？
7月19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对话。
中国副总理汪洋（中）与美国财长姆努钦（左）以及美商务部长罗斯（右）
图/东方IC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元首于4月美国弗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上确立的一个全新对话机制。此后，双方启动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取得了初步成果，10项早期收获成果涉及农产品、农业合作、金融合作、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等，中国之后则取消了对美国牛肉进口的限制，美国代表团也出席了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这次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会，焦点毫无疑问依旧是两国的贸易与投资问题。目前来看，两国代表在会谈之后都取消了原定的新闻发布会，且没有交代原因，大概率表明中美双方此次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谈拢。
什么是没有谈拢的关键问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表态或许已经给出答案，他重申致力于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并称：“美国贸易赤字不是自由市场力量所致；如果确实是市场力量下的自然产物，我们能够理解，但并不是。必须通过向中国出售更多“美国制造”商品的方式，再平衡与中国的贸易。”
中美双边贸易的持续大额不平衡一直是美国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2001年到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赤字从830亿美元猛增至3470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考虑到服务贸易，2016年双边贸易逆差略微下降至3100亿美元。
图1 美国贸易差额（十亿美元）
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投公司纽约代表处前首席代表翟凡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于今年5月共同发布的《CF40-PIIE联合报告（2017）：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中写道，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有两个结构性的原因：
首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1990年代末以来东亚地区生产链的兴起，许多跨国公司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从其他亚洲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在目前的全球化生产时代，由于世界贸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全球供应链进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单一产品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可能代表着几个国家的增加值的出口，其中每一国家专门从事特定生产阶段或最终产品的特定组件的生产。因此，基于流量的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往往会夸大中国的出口价值，因为中国往往集中在国际生产链的最后阶段。经合组织利用全球投入产出的数据发现，如果按附加值的方法计量，2011年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将减少三分之一（经合组织，2015年）。一项最近的研究将经合组织数据更新至近几年，发现中国占美国附加值总贸易逆差的33.4％，低于贸易流量逆差的占比49.6％（Ha，2017年）。
第二，从经常账户总差额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很大的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大规模的净资本流出驱动了外国对美元资产的净购买。这导致资本流入美国，部分提升了美元价值并增加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这个因素解释了中国在21世纪初的十年经常账户顺差的增长以及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相应上升。两国宏观储蓄投资平衡确定了其各自的总体贸易平衡，美元的特有地位使美国可以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
图2 1997-2016年美中经常账户差额（十亿美元）
因此，鉴于两国双边贸易失衡背后的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翟凡认为，美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保持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且，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对这些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非常有限。在不影响整体储蓄和投资的情况下，利用关税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只会将贸易赤字从一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以贸易总额的缩减和效率下降为代价。
PIIE执行副总裁兼研究总监马库斯·诺兰徳则表示，真正的问题要等到2018年或2019年才会显现，因为到那时，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会正式生效。他批评道，特朗普政府想要实现贸易保护，但其处理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方法却不切实际。
在诺兰徳看来，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能从根本上反应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大于其生产，就会产生贸易逆差；如果生产大于消费，就会产生顺差。贸易政策能够影响构成逆差的部门组成和地域分布，但从长期来看，贸易均衡是由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决定的。想要降低国家的贸易逆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储蓄率——减少公众的负储蓄是最显而易见的做法。不幸的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却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另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前一天，主持首届中美企业家峰会的马云呼吁，中美企业家鼓励各自政府利用现有机制来高效解决问题，避免将贸易和经济问题“政治化”。 他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深厚并复杂，围绕贸易和投资产生争议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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