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为之战》作者Jeffrey Sachs：中国应确保人民币不被高估

数月前，一篇发表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cicate）上的文章《华为之战》（The War on Huawei），让其作者——64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effrey Sachs在美国国内遭受网络“围攻”。

这篇文章直言，特朗普政府——而非华为或中国——才是当今对国际法治乃至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推特上的一些网友认为Sachs的言论是“仇恨美国”的表现，甚至在言语上对Sachs进行侮辱，Sachs不得已关闭了自己拥有25万粉丝的推特账号。

大洋彼岸，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关注，很多人因此认识了Jeffrey Sachs。不过，很多国人不知道的是，Jeffrey Sachs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更是“休克疗法”的创造者。上世纪八十年代， Sachs和他的“休克疗法”理论曾在智利、玻利维亚以及波兰、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创造了经济“奇迹”，遏制住了这些国家的恶性通胀。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用此法栽了大跟头。

不久前，Jeffrey Sachs受邀参加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国际交流晚餐会。借此机会，CF40研究部和他交流了中美贸易、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及应对等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

图源/网络

Q1

我们是否有必要担心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全球经济现在面临着哪些风险？我们如何应对？

Jeffrey Sachs：总的来说，我认为全球经济更可能继续增长，2019年的增长率将达到3%甚至更高，我并不认为衰退会真的发生。

当然，如果美国政治形势不稳定，那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同样，如果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加大。如果英国脱欧或者欧洲选举导致欧洲内部爆发政治危机，那么欧洲经济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

在我看来，经济衰退无法归咎于任何根本性的经济成因。近年来，我们已经享受到了高速增长，虽然现在增速在降低，但不至于演变成经济衰退，除非政治动荡加速了周期性放缓的发生。不过，我们仍需考虑一些风险因素。比如，美国总统本人和政治形势都不稳定，这对于全球来说就是一类不利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特朗普效应。

另一种不确定性来源于新型金融（源于科技）的潜在风险。不妨想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本没人能够预测出这两场危机。从本质上来说，金融危机至少在部分情况下可以看作是当下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有些金融危机会在大公司倒闭或者政府面临困境时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一定不能直接排除。

Q2

你谈到了科技，科技会带来哪些风险？

Jeffrey Sachs：我认为科技带来的风险是渐进式的，不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当然，如果全球或者某个重要地区的互联网停止运行，我们几天内都收不到邮件或是没法用云服务，那一定会爆发一场大型的网络战，或其他信息技术方面的崩溃。这势必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的宏观经济冲击。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风险。

不过，我们正面临的大多数挑战都是源于数字科技、自动化的工作替代效应，这些挑战带来的影响都是渐进式的。他们的影响虽然深远，但一定会在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内得到解决，而不是逐年发生或者随着经济周期发生变化。除了灾难性的技术故障或者网络战这种情况，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技术带来的渐进式的破坏，而非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危机。

Q3

说一说中国吧。有人说，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Jeffrey Sachs：中国并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国家未能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从未在研发、尖端科学、工程以及创新领域进行充分投资。

但中国正持续进行着重大技术升级，包括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诸多全球标准制定。在我看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得益于对研发和创新的注重，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因此并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Q4

中国面临着哪些长期和短期风险？你有什么建议吗？

Jeffrey Sachs：在我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受到来自美国关税的一些压力，以及来自欧洲的一些阻力。由于经济的成熟，中国经济增速也在逐渐放缓。中国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弱势可能会带来严峻的问题。虽然目前尚未发生，但值得人们对此进行持续关注。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现在的金融状况良好，贷款损失较小且易于管理，我希望这种评估是正确的！

中国创造了很多债务。各大城市和企业都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因此可能存在部分资产负债表尚未体现出来的巨额损失。虽然这不会带来大的动荡，但一定会对经济活力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个重大风险便是特朗普效应，这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我们不知道其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远。中美贸易战难以预测，美国的政策制订不具有广泛的基础，所有的决策主体都是政府中的少部分人，包括特朗普本人。这些决定中包含了诸多无知与偏见，因此很难进行预测。

考虑到金融风险与中美贸易压力，中国目前面临的下行风险较大，因此必须谨慎对待。我个人的建议是，确保人民币不被高估。如果经济下滑，那人民币也必须贬值，以保持竞争力。美国势必会阻止人民币的贬值，但我建议中国对此置之不理。如果经济下滑，尤其是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人民币就应该贬值。我担心的是，即便中国承受了诸多负面影响，但为了避免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抱怨，政策依然选择保持货币坚挺。

Q5

说到人民币，美国似乎正在将货币条款纳入贸易谈判协议？

Jeffrey Sachs：是的，这很不好。中国不应当同意执行任何形式的固定货币政策。1985年的广场协议故意高估了日元，并削弱了日本经济。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元都处于被高估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出口急剧放缓，为日本带来了金融危机和长期的宏观经济危机。中国应当避免落入货币被长期高估的窘境。

Q6

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暂放缓，中美近期又开始密集推进磋商。你认为中美贸易协商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

Jeffrey Sachs：我认为，中国不应当签署任何会真正限制经济正常运转的协议，中国不应当同意双边赤字目标以及任何会导致货币持续被高估的条款。我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以WTO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协定。是的，中国应该同意保护知识产权、开放更多投资领域。中国还应该确保其做法符合WTO的规定。不过，中国不应当签署任何会破坏多边贸易体系运作的协定，比如双边目标、高关税等违反正常多边贸易规则的举措。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不愿开展合作。世界各国应当一同告诉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单边保护主义的基础上管理世界经济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造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应该支持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并在该体系中联合其他国家一同捍卫WTO体系，确保其不遭受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破坏，尤其是欧洲各国。

未来的产业政策也存在一些实质性问题。我认为各国应该拥有为促进新兴科技而制定产业政策的余地。在这方面，“中国制造2025”很好，因为它的目标是打造一种可持续技术。不过，产业政策不应当是伤害其他国家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比如，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都不应该局限于特定技术领域的特定市场份额。产业政策应当以推动科技进步、保持全球竞争力为目标，而不是全球市场份额这种量化目标。因此，我们需要为日后基于科技的产业政策制定更明确的规则。这些规则必须在WTO的范围内协商制定，而不是基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威胁和单边保护主义。

Q7

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中国正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过，这项政策也引起了人们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收支差距似乎很难缩小。你对此有何建议？

Jeffrey Sachs：中国真的应该开展10年甚至20年的财政分析，因为中国正处于医保、教育、养老金、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都需要更多政府收入和支出的阶段。关于减税，我比较谨慎。近40年来（从1981年里根执政开始），美国一直都是减税大国，其结果是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大幅上升，以及公共投资、公共服务的长期缺乏（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缺少足够的收入）。

美国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并不好，因为公共债务最终一定会拖累美国财政。未来，税收一定会大幅提高，从而保证必需的公共服务以及偿还公共债务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10年左右达到3%至4%，这意味着美国将要用3%至4%的GDP来支付债务的利息成本。这种财政负担将成为美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制定满足其长期需求的财政框架。中国的财政政策目前可能还是为了满足短期需求而制定。如果中长期的财政情况能更加明确，那么我们对减税降费会更具信心。

策划:李俊虎 宥朗 | 采访：胡冰 张佳佳 | 视觉:李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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