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要不要贷”“怎么贷”“别国质疑怎么办”的重要讨论
“‘一带一路’建设光靠中国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理念。因此，未来应该建立一个资金来源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机制。”在5月14日举行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3期上，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结合新著《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一书发表演讲。
▲ 肖钢
近五年，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海外基金规模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但是，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工作才刚开始。
此次读书会即聚焦“如何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肖钢和CF40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同台演讲，探讨了“一带一路”投融资当前面临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应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债务违约、如何发挥好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一带一路”投融资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建议。本次读书会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用数据回应质疑：不存在“债务陷阱”
过去两年，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债务、环保、可持续等问题上。
所谓沿线国家的外债，主要是指由东道国公共部门直接贷款或提供担保的中长期外债。因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很多质疑，“债务陷阱论”便是典型代表。
面对国际社会对“债务陷阱”的担忧，CF40学术顾问、央行行长易纲4月25日曾公开回应指出，应客观全面地认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如果债务增加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民生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困率降低等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标的改进，是有利于长期债务可持续的。”
在5月14日的读书会上，肖钢用数据给出了反驳理由。他说，从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在可获得数据的63个沿线国家当中，有37个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平均外债增长率与2013年前五年相比是下降的。只有12个国家的外债增长率达到5%以上，个别国家达到了12%。但是，这些国家外债提高并不是因为接受了“一带一路”的资金，而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因此，从统计数据看，“一带一路”建设并没有推高沿线国家的债务。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有国家会因种种原因发生债务违约。肖钢指出，目前，“一带一路”投融资仅仅才三四年时间，现在违约状况还不是十分普遍和突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违约的问题是必然出现。因此，需要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国家的违约救助机制。
除了设立债务救助机制，更好的办法是在投融资的最初阶段控制好风险。易纲此前表示，投融资决策既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资本金约束，合理设计融资结构，有效管控风险，也要充分考虑一国总体债务承受能力，加强投融资统筹协调，确保债务可持续。
在姜建清看来，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最好的方法就是项目和案例引导，以成功的项目和案例作为样本，同时还要坚持商业化导向。“除了一些政策性投融资外，商业机构或企业的投融资要走商业化道路，实现商业可持续。”他说。
其实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的很多年，国际社会就曾提出过质疑。
2006年，在实施多边减债计划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许多发达国家，针对新兴援助国特别是中国提出了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对中国的援外政策和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提出质疑和批评。
对于到底是不是“搭便车”的问题，2006年初，作为第一个受邀的中国官方机构代表，时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的李若谷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贸易小组开会并发表演讲。他当时以“发展可持续，债务才可持续”为题回应来自国际社会的诸多质疑。
他当时说，“你们现在不让这些国家借款是错误的，因为借款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借款怎么用，怎么管理，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果资金没用在刀刃上，没用在促进发展的项目上，项目当然就会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借了很多外债，但这些项目产生了经济效益，增加了财政收入，都是很持续的。比如，中国帮苏丹建了一个炼油厂，年炼油量500万吨，是非洲最大的，从此之后，苏丹所有的加油站不再排队，但是他们买的车都是日本产的。中国帮苏丹喀土穆建立了发电站，让他们的居民都可以用上电，但是他们买的电视机都是日本的，看的都是英国、美国的电视节目。
▲ 李若谷
怎么贷？贷多少？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鲜有风险评级在2B以上的，像安哥拉这种国家，此前很多年甚至都没有国际评级。再加上一些国家政权不稳定，还面临许多政治风险。因此，如果为这些国家贷款投资，风险较大。
既然这样，还要不要给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如果贷，怎么贷？如何控制风险？
此次读书会上，肖钢说，“光靠中国的资金那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符合共建共享的原则。”所以，未来应该建立一个资金来源多元、利益风险共担的机制。而建好这个机制很重要的就是规则，即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和标准来投融资。
当前，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规则往往附加政治条件，这和当前全球治理不相适应，沿线国家对此也表示反对。从中国现有的投融资规则来看，也是不尽完善的，比如定价机制缺乏竞争力，信贷期限较短，信息透明度不高，监管和考核体系有待改进。
肖钢认为，“一带一路”投融资规则制定，应该遵循四条基本原则——创新融合、求同存异、分类施策、因地制宜。
为此，他建议，应该调整信贷规则，优化投资者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投融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建设，加强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工作，提高信息透明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此外，在软环境方面，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提高会计、法律、税收等行业技术对接国际标准等。
在信贷规则调整方面，肖钢认为，可放宽“中国成分”要求，采用“中国利益”原则。这有利于吸引其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资金加入，进一步拓宽“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渠道。
所谓“本国成分”，是中西方国家多年来普遍实施的一项原则。比如，中国出资某一项目，往往要求资金使用国家主要采购中国的设备，这种做法在国际投融资领域比较常见，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却不利于吸引第三方资金。
至于“本国利益”，则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外交利益等。肖钢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本国成分”和“本国利益”相结合的出口信贷模式，比如将设备采购比例从50%降到30%，在保护我国自主产业和设备出口的同时，也可吸引其他资金进入。
他还建议，创新投融资模式，优化项目资金结构，探索金融机构资金和企业利益共享机制,推广BOT（建设-经营-转让）、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而不是拿了工程费走人。更多采用银团和共保、再保。
这也得到了李若谷的赞同。他认为，以贷款为形式的投融资体制恐怕难以维继。“因为它上限都已经到了，做不下去了。今后项目怎么发展，没钱。所以必须建立新的投融资体制，让其它国家的人也能到这些地方去投资。”他说。
也就是说，要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这就要求在投融资领域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姜建清指出三个层面的合作可加强：一是与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加强合作，如地区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一起开展项目；二是加强与当地的大型银行合作，共同投资项目；第三，中国企业可以牵头组织国际性的银团支持相关项目，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至于在投融资过程中，如何贷，贷多少，资金价格如何定，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的重要问题。戴相龙认为，应扩大“一带一路”人民币贷款。投融资规则，特别是贷款规则，主要包括贷款用途、期限、利率、风险防范等内容，规定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权责利关系。
他说，“1996年8月，我在人民银行主持制定的《贷款通则》，据说现在还在执行。”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发放“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和“丝路基金”的投资，应通过专项办法进行规范。对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发放贷款，应从单项管理，逐步做到规范管理，五年以后再制定我国《商业银行“一带一路”贷款指引》。
戴相龙认为，对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长期资金，不宜超过15年。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长期贷款的期限，因项目而定，最长不超过20年。政府委托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贷款可长达30年。
让人民币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
“预测到2035年，人民币影响力接近欧元，形成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戴相龙在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突破口。
▲ 戴相龙
他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最积极稳妥的目标是让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过去两年，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趋缓，在国际支付中所占份额还较低。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数据，人民币目前为国际支付第五大货币，人民币在境内和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由2017年的1.78%略微上升为1.89%。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排名在过去两年中未发生变化，依旧为第8位，比率由1.05%微增至1.22%。排名前两位的仍是美元和欧元。短期内，要想挑战主流世界国际货币，人民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便是发挥定价和结算货币的作用。
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要求中东石油出口国用美元定价和交易，美国通过美元和石油期货市场影响乃至控制石油价格，使许多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中东是石油主要生产国，中、印、东南亚是石油主要消费国。2016年，中国采购全球石油的15%，铁矿石的50%，主要出口国大豆的70%，是全球第一大黄金消费国。因此，有条件逐步发挥人民币在石油、铁矿石、大豆、黄金等大宗商品中定价作用，从而为用人民币结算创造条件。
除此外，戴相龙还建议，要依法增加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发挥人民币交易货币功能；增强人民币投资功能。
“人民币贷款利率远高于美元、欧元、日元，是约束人民币境外贷款最大障碍。”戴相龙说。他表示，近几年我国物价涨幅在2%左右，不良贷款率降到不足2%，有条件逐步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
他建议，中央银行可择时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促进存贷款利率下降；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确保商业银行保本等；推进主办银行制度，减少企业储备性存款，降低企业利息支出；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发行“一带一路”建设债，定向委托主要商业银行贷款；推进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降低综合经营成本。
书籍推荐
《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顺应新形势 构建新体系——“一带一路”投融资研究》的成果。书中回顾总结了五年来“一带一路”投融资的情况与特点，全面分析了制约投融资发展的问题与原因，提出构建利益风险共享、资金主体多元、体系运行高效、多边沟通有序的投融资新体系。本书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企业投融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对金融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读者可以借助本书了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框架，国际信贷规则及其构成要素。
本书还收录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巴黎俱乐部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介绍，《纽约公约》、《华盛顿公约》等文件原文，是难得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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