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召开，“中美关系与全球应对”是与会嘉宾聚焦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相关主题的讨论中，外方专家认为，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极深，中美脱钩必将致使两国乃至世界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从实际情况来看，供应链具有很高的黏性，中美供应链脱钩难度较大。而且在金融领域，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为了有效管控中美关系：首先，双方应保持充分的沟通和对话，防止分歧扩大到其他领域。其次，从战略角度出发，两国应推动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在框架下，双方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行精准的界定和分离，不要影响到大部分经济和贸易往来，并加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利益领域的合作。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危机。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WTO规则和治理机制的完善。贸易领域，中美也应在多边框架下，对一些重要国际规则重启协商，具体包括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投资开放等领域。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如果一切顺利，拜登将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中美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可能会建立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和日本的联合阵线，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强大的联合压制。但同时，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将可能更加符合国际规则、更加具有可预测性。”新形势下有效管控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中美脱钩必将致使两国乃至世界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现在许多主张中美脱钩的人都严重低估了中美两国乃至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没有意识到脱钩带来的经济代价。尤其美国没有任何机构负责评估关税限制、科技限制等政策工具的经济代价。主张脱钩的人往往只愿意讲收益，而不愿意承认会付出代价。在产业链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倡导制造业从中国回流，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贸易战甚至新冠疫情都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美国跨国公司的计划，并没有多少企业真正愿意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即便有些公司正在考虑迁离中国，但大多是想搬去其他国家，而非迁回美国。在金融领域方面，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开放领域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比如股市通、债市通等，过去三年流入中国的证券投资资本呈现出急剧上扬轨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其他一些制度性改革使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大。此外，中国推动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参与度和持股比例限制。已经有很多美国企业获准在中国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因此，从金融领域来说，尽管脱钩话题讨论热度不断上升，但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程度却在不断加深。一位国际嘉宾表示，中美供应链脱钩难度较大，也必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供应链具有很高的黏性，围绕供应链，一国内部能够发展出整个生态系统。疫情让各国意识到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的弊端，现有的供应链太过精简，没有任何冗余。疫情暴发后，全世界缺乏足够的医疗物资生产能力，对供应链自然而然地做出了比较极端的回应。上述嘉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链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区域化。这不仅会改变全球一体的贸易模式，还会导致各国加速推动区域贸易协定，带来全球贸易分割化、碎片化风险，不利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尽可能地在保护本国利益与全球贸易一体化之间寻求平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美应保持沟通和对话
英国前任首相托尼·布莱尔指出，中美脱钩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程度极高，即使现在有这么多关于脱钩的讨论，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并无敌意，他们认为中国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正当的事实。中国必须积极寻求机会与西方接触，理解西方的担忧，有些担忧可能源于对中国力量的焦虑。布莱尔认为，中国和西方政治家都需要有战略思维，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对话方式，多沟通，多合作。双方需要采取一种战略方式，战略不仅体现在对一些事件的反映，而是要搭建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稳定地管理各种关系。双方要预留一些空间，给必须进行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疫情应对、稳定全球经济等方面。双方需要保持充分的沟通和接触渠道，才能就这些问题进行坦率的对话。一位国际嘉宾认为，中美应在保持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风险管控机制，管理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的内在风险。双方应从战略角度出发，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进行精准的界定和分离，特别是技术方面。通过谈判、或者谨慎性战略脱钩的方式，解决两国的合理关切。但不能超出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要影响大多数的贸易往来，包括技术领域的贸易。坦率而言，技术贸易对国家安全没有影响。技术是无处不在的，仅仅因为它来自中国而将其封锁，根本没有意义。另一位国际嘉宾认为，在高科技领域，现在越来越难把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得特别清楚。各国都试图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植高科技产业，这也造成了贸易摩擦。美国正试图将中国从其供应链中挤出，中美两国间持续的摩擦，可能会导致高科技产业的脱钩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上述嘉宾认为，中美之间保持谈判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这些谈判不一定有结果，但是我们称之为是‘骑自行车理论’，自行车要不断骑，否则就倒了。”中美需要不断进行沟通、交流，防止贸易冲突渗透到其他领域中。高科技行业的摩擦不好解决，但双方可以在其他领域做出一些努力，然后达成合作。日美贸易摩擦持续了很多年，从这方面经验来看，目标会从一个行业跳转到另一个行业，双方在不同的目标行业当中要有一些共识，期间的谈判很重要。
中美应在多边框架下重启协商、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自二战以来，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超级大国，且两国经济和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彼此之间也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如今无法很好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对于大国竞争和全球治理，现在急需定义一个“基本的共同利益”，显然“维持和平与繁荣”就是这一共同利益。对此，一方面，各国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各国需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为实现这一点，中美需要开展有纪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合作。在贸易领域，中美需要在一些重要国际规则上重启协商。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相关协商必然涉及到中国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贸易协商主要涉及四个领域：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在理想情况下，谈判应该在多边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双边框架下进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要比在双边框架下容易得多。总而言之，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中美关系。一位国际嘉宾指出，美中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WTO规则和治理机制的完善。一个前提条件是，修复争端解决机制，确保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要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相应规则。在强有力的国际规则下，应制定全球获得疫苗/治疗的规则；更新补贴规则，但重点关注特定行业的应用，比如先从农业、民航、渔业和钢铁行业开始；制定数字贸易新规则，包括强制本地化和数据流动限制的规则；制定有利于气候变化的贸易规则。
上述嘉宾指出，特别是对于气候变化，WTO谈判应制定有利于气候变化的贸易规则来应对全球变暖。具体措施可以包括：降低贸易壁垒，鼓励绿色技术的传播；修订补贴规则，促进清洁能源汽车的投资；加强监管政策合作，为能源效率设定更高的标准，并支持碳减排技术的应用；与世界银行合作，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确保贫穷国家可以获得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抵消低收入消费者的负担；暂停与碳相关的边境税调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