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促进消费回归应为最紧迫政策目标
与“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分析流量意义上的家庭预算曲线，既可以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也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更有相关性和针对性。
疫情以来，我国家庭预算曲线受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去三年劳动力市场状况始终存在着周期性失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减慢；其二，居民持续失业和就业的不充分，导致本就偏紧的家庭预算曲线失衡；其三，居民消费预期具有转弱的趋势。
如果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及时修复，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就有可能从短期行为转成长期行为。这个长期行为就意味着进入到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微观行为可能面临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新思路，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
第一，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
第二，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这既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短期内对促进消费也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三，显著提高与老龄化相关的基本社会保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
——蔡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CF40立场。
”促消费回归应为最紧迫政策目标
从疫情之前的几年时间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占到七成，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已达62%。三年的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遭遇阻碍，在正在改变着的路径上产生一些颠簸。更大比例的劳动力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周期性失业状况，影响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居民收入受损必然负面地影响消费；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修复，必然构成对经济复苏的需求制约。
为什么要分析家庭预算曲线？
我们知道，家庭通过就业获得收入，随后则要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做选择。在消费的情形下，还要在不同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之间进行选择。这是一个最常规的微观经济分析。
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家庭预算曲线呢？因为在三年疫情期间，这方面受到的冲击最大。近几年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所受阻，支出也就相应随着收入而起起伏伏，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超额储蓄（图1）。针对这种情形，最近人们非常热衷于所谓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分析。我觉得，这里可能还用不到那么复杂的框架。
首先，我们并不十分熟悉这个分析框架。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最早使用这种分析。他借助“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种现象，解释美国和日本经历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以及随后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由于辜朝明基本上没有用数学推导他的理论，也没做什么计量模型检验他的假说，所以易于理解和获得共鸣，在决策者和智库中十分流行。[1]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关于“磁滞效应”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主要理念。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等分析了23个高收入国家在1960-2010年期间发生的166次衰退现象，发现的确存在着衰退之后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现象，即受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影响产生的磁滞效应。[2]辜朝明的分析可以作为磁滞效应的一个微观分析基础，只不过，辜朝明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行为，并未过多涉及我们目前面对的疫情冲击后家庭收入、储蓄和消费行为变化。
其次，虽然在长期行为中，人们可能会对自己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这也会改变长期的家庭理财行为，但是，现实中老百姓的家庭预算曲线没那么复杂，说白了也就是收入和支出，居民只需要决定消费还是不消费而已。或者说，普通居民短期并不面对复杂的资产负债关系。因此，直接分析家庭的预算曲线，既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也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更有相关性和针对性。
最后，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是一种流量，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则反映的是存量。收入减少也好，消费减少也好，或者储蓄超额也好，都处在流量的层面上，还没有达到存量这个层次上，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短期的经济现象，直接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流量问题，无疑更加直截了当。与此同时，家庭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和储蓄的走向，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和引导，通过消费需求帮助千千万万中小微企业尽快复苏。
受损的家庭预算曲线
居民消费行为通常受到就业、收入、储蓄、社会保障、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市场可及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疫情对这些因素造成偏离常态的扰动，从诸多的角度、以叠加的力度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使居民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并且预期仍然脆弱。相应地，居民消费可能成为需求侧磁滞效应的主因。
首先，非农产业就业遭遇大幅的周期性冲击。研究表明，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1%，即城镇调查失业率在这个水平上，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没有受到周期因素影响。以此为基准，从2020年到2023年6月，绝大多数月份的实际失业水平都超过了自然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一反2020年1月份以前的常态，始终存在着周期性失业（图2）。
同时，从年度读数来看，过去三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青年失业率和农民工失业率，均攀升到相应数据公开发表以来的最高点。不仅如此，农民工还以返乡的方式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且越来越多地离开大城市，在省内、市内或县内更低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地域就业，强化了农民工群体就业本地化的格局，不利于生产率、工资和农户收入的提高。
图2 城镇调查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
其次，居民持续失业和就业的不充分，导致本就偏紧的家庭预算曲线失衡，或者说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在长期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这些显示性指标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由此引起的其他现象。例如，经济活动停摆造成部分岗位永久性消失，以及一些中小微企业退出市场，致使创业者和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减少，居民资产和财富缩水，社会流动性降低，进而使适龄人口的创业和就业能力或者说广义人力资本受到损害。
这些状况最终都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鉴于存在着收入分配和储蓄分布的不均等，一方面，一些群体收入绝对减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均下降；另一方面，储蓄却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难以转化为补偿性消费，不足以支撑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总需求扩大。
最后，居民消费预期具有转弱的趋势。虽然我们对需求侧磁滞效应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但是，家庭预算曲线失衡或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居民预期转弱，进而消费信心不足这个因果关系，既符合一般的理论认知，也可以得到经验数据的检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物价预期、收入感受与收入信心、就业感受与就业预期等各种指数的读数，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计算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22年消费者信心已经处于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虽然居民信心和预期在2023年第一季度已有改善，第二季度却再次堪忧，可见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压力仍然较大。
从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居民收入过去三年里起起伏伏，与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波动加大，也就是有更大的弹性，这种波动时间比较长的话，就会影响到居民怎么消费以及要不要消费的决策。
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补偿，不能尽快恢复就业和增加收入，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就有可能从短期行为转成长期行为。这个长期行为就意味着进入到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既然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出现更不利的情形。
疫情后中国经济新常态
除外我们也看到，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转入到一个新的常态。但这个新常态可能与是否遭遇疫情相对无关，而是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种常态的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需求侧的新常态。也就是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过去我们说新常态的时候，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是指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造成实际经济增长下行。而现在，需求侧因素、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
这里提供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图3）。其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以后，人们会发现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其二，在老龄化加深的过程中，过度储蓄现象也趋于严重化。以总储蓄超出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超额储蓄率，可以看到其与老龄化率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率2021年就超过了14%，2022年已达到14.9%，消费和储蓄或许也面临上述新趋势。
图3 随着老龄化产生的消费疲弱和过度储蓄趋势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上看，一个新常态就是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会更高。目前，由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构成的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1%。[3]从几个方面判断，未来自然失业率攀升到5.3%-5.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一，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会趋于强化。第二，农民工等流动就业群体、各类毕业生、大龄劳动者等，在总就业人群中的比重趋于提高，易于导致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加快，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趋势有可能强化就业的灵活性，进而导致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不利于收入增长、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覆盖。
最后，居民的微观行为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常态。未来在经济增长有所下行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效应并影响到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设定。
一是收入效应。党中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因此，在未来GDP潜在增长率趋于降低、需求因素对实际增长可能构成制约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不可避免地会慢于以前的速度。
二是城镇化效应。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我们需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固然需要促进他们收入的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确保新市民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解除其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
三是结构性效应。未来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在减速，因此，越来越多的动力和动态都来自于结构性调整，无论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还是把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消费层次都要依靠调整结构进行。
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
对于上述导致新常态的因素，特别是居民微观行为的新常态，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新思路，创造和动用新手段。把中国经济遭遇的短期困难和面临的新常态结合起来，这里着眼于从刺激消费入手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复苏，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总体来说，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因此，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也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对象、新手段和新目标。其核心是刺激的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经济中的堵点和短板。同时，对居民的消费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决定刺激政策的效果。此外，这有利于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统一、措施的兼容，可以减少后遗症，尽可能不在“三期叠加”中造成新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其实，如果及时出台的话，完全可以产生真金白银和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
我们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如何促进消费。2022年，外出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达到4.2万元，接近城镇中间收入组平均4.4万元的水平。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未能均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消费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平均30391元的水平，据估算他们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为23%左右。[4]
因此，1.72亿外出农民工如果成为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消费人均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一万亿元。关于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说法不一，如果按照GDP的3%计算，大概是3.6万亿。所以，只有万亿元量级的新增消费，才能抵消过度储蓄。
此外，一系列与老龄化相关的基本社会保险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都可以借此机会显著提高保障水平。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始，2022年—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抚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养老、医疗、照护的人财物保障，都高度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随着今后十几年抚养比加快提高，保障的难度明显加大，必须有相应举措才能维系。
这要求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普惠水平，个人积累的部分只能是必要的补充，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面临着一个机会窗口，可以把长期的制度建设目标与短期经济刺激效果结合起来，用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2] Blanchard, Olivier, Eugenio Cerutti, and Lawrence Summers, 2015, Inflation and Activity - Two Explorations and their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WP/15/230.
[3] 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65-76页；都阳、张翕《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及其在调控政策中的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
[4] 王美艳《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第3-18页；Margit Molnar, Thomas Chalaux and Qiang Ren, Urbanisation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434, OECD Publishing, 2017.